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我的一部分童年被寄存在我母亲那里——却是同我都有些疏远的一部分。如今她偶尔唉声叹气地同我说起，我能成长到现在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我也记得在我上初中之前确实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医院度过的。总有一些理由，例如肺炎、哮喘、四十度以上的高烧、肠胃炎、心肌炎；在小学时被同学恶意绊倒摔伤了后脑勺昏迷了半天，所幸并无大碍；以及在我快要上初中的那一年因急性阑尾炎而手术。以至于一些慢性的症候比如过敏引起的鼻炎皮疹之类，这些如今仍然令我受苦的种种似乎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了。可是儿童似乎是很能耐受痛苦的，而这也许和勇气没有关系。一来是儿童善于幻想的天性能够转化一部分痛苦，二来是家人们对我关怀备至，让我始终没有对疾病有太多意识。母亲在我已经成长到相当可以独立的时候还保留有不少的宠溺，大概是那时遗留下来的吧？因为经历了动不动就可能失去这个孩子的悲哀，她如今也事无巨细地关照我的生活。然而母亲的忧心并不能完全地传达到我这里。每当她这样说的时候——当她声称，我必须喝热水，必须时刻穿袜子，在家里至少穿三件以上的衣服等等，然后又突然仿佛经历了某种解脱一般地用手拂过我健壮的青年的身体，眼中充满了欣慰与某种回顾式的感动的时候，我都意识到我的生命轨迹在她心里永远是某种连续不断的东西。我不能和我的童年分开。即使我变得再强壮，再令她惊讶地有力气，那个完全是曾被她的爱与辛劳所挽救下来的孩子仍然在我体内很鲜明。我一方面对母亲的付出而感慨万千，心甘情愿地听从她的指挥，哪怕已经对现在的我不太适用；一方面我也在我心里打捞那些童年回忆。然而我想要和母亲共情的心却总是在我回忆的过程中落败了。人们总会说，是父母保留了我们的童年。也许是那时我的记忆尚且薄弱，或者是我的幼稚的目光弱化了很多严肃之事，我始终不能很坦诚地认为我的童年经受过很深的痛苦，也因此不能承认其中的悲剧性。我的受苦中似乎总有一些自我演绎的成分，也就是说，我在那个年纪已经告别了某种单纯了。疾病在折磨我的同时也在我和母亲对于这种痛苦的分歧上渐渐为我启蒙了某种算不上丑恶的虚伪。

自从五岁时我开启了住院的生涯以来，我的双手、脑门和胳膊上留下了无数针孔的青斑。护士们端着洁白的托盘，里面装满了各种亮晶晶的液体。清凉的酒精和碘伏虚情假意地爱抚着即将受伤的部位。给孩子们用的针头带着各种色彩明亮的尾巴。有一次我见到了给大人们用的粗大的黑色针头，其空腔清晰可见，从此便多了一种顾虑，每逢遇见颜色不同的针头，总要问护士：“是最小的吗？”护士们朗声答道：“是最小的，哥儿，没有比这更小的啦。”我凝视着针一点点隐没在我涂过药水后像烤鸭一样橙黄的皮肤里，感到心血上涌。这种注视里包含着大量的忧虑，它们一度战胜了恐惧。其实对于打针的畏惧，绝大部分来自那种它来临之前的繁琐仪式所造成的心理负担吧？关于疼痛的幻觉不断在心里积攒，助长了畏葸之情，直到再也无法承受。这时需要尽快将这种疼痛在现实里确定下来——正如在针扎入皮肤的瞬间全神贯注地感受那一刻的疼痛，才能将心里无尽的痛之幻影替换为有限的痛之印象。

为了避免我因乱动而鼓针，护士会在我手上粘一个药盒。胶布一圈圈缠住手掌，揭下的时候，总是遗留下鲜红温热的条纹。母亲在输液漫长的等待中打起了瞌睡。我注视着瓶子里的药液一点点流逝，不等它流尽就要不断地提醒她。因为在我看来回血是很可怕的（确实如此）。药液耗尽时，血流会因为压强而回流进输液管中。我看着淡红色的血从我的身体里向上缓缓攀升，为一种我的生命正在流失的印象而战栗不已。在大家都安静的时刻，我欣赏自己那只被针、药盒与绷带固定的手。它已经变得我认不出了，因此具有了奇异的可供玩耍的余地。我把那只手有限地抬起来，放在阳光下观看。药盒之上仿佛匍匐着一只被捆绑的死兽的遗骸。我对于药盒的尺寸渐渐有了一些见解，我喜欢更纤细而扁平的药盒，仿佛它们更能呼应我的手的形状而连为一体，形成某种幻想载具。我顺着那个五花大绑的花车朝后望去——那时被阳光照耀得透亮的、一滴滴落下的药液成为了这个午后的最轻的脉搏。我数着下落的液体，从一数到十，然后干脆十个十个地数，一百一百地数，我每数完一个节点就迫不及待地将它扩大数倍。我为我能数到那么大的数字而难以置信、激动不已。我的精神经历最简单的形象之间的跳跃——它预感着将来这种跳跃的无数更复杂与充满创造力的形式。一切内在活动很快消解在我波澜不惊的面容上了。我从来都不缺乏类似的游戏，但它们成为游戏的条件是必须在暗中进行。尔后我会呼唤母亲，跟她说是否能将输液速度调快一点。

母亲穿过她疲惫、但始终微笑的目光看着我——也许她是想象了我一直在很乖地忍受这无聊时间以至于现在才提出这个要求的吧？她或许因为这种突然的领悟而温柔地抚摸我，轻声答应我，握住调节的按钮挪动一点点。而我其实是贪恋体验那种滴落速度的微小的变化在我体内引发的动荡。我说，再快一点吧，妈妈。她很轻地，故作严肃地说：“不敢吧？”为什么她会征求我的同意？因为我已经对此事可以说是经验丰富。护士们总会问我——快不快？可是我怎样说的上来呢？她们只是在确定我是否感觉难受。但这个问题持续萦绕着我，我想知道流速同某种隐微的感受之间的关联。自从我知道流速过快会可能导致“受不了”而流速过慢会导致血液回流这个逻辑之后，我就开始在危险的边缘试探。我在我身体里的实验开始了：我成为一台流速检测仪。当我放慢流速，令一点淡红色蓦然出现在针头的末端，我的心剧烈跳动起来。我承受着这点可以预期但令我悚栗的风险而获得了我的第一个阈值数据。而关于流速的上限则永远是一个模糊的边界，其中仿佛蕴含着某种更危险、更抽象的体验：涌入血管中的液体参与到内在循环之中，瞬间变得深密而不可捕捉了。

只有一个得到很好照顾的孩子才会因为发展出生病时的游乐方式而秘密地怀念那些病榻的时光——如今怀念起那时来，不禁为自己从未很好地体会过大人艰辛而羞愧。母亲总是为我迟迟不见好转而哀泣垂泪。我担心医生拿着听诊器来查房，我对那个在我胸腔里游荡的野蛮的小兽充满介怀，总是想方设法压住它的脖子让它暂时消停。医生有各种各样描述我的肺部声音的词汇，皆充满神秘而不详的色彩，什么湿罗音啦、水泡音啦，让肺病给我一种关于阴湿的大海的联想。

我总是为母亲的难过而感到束手无策。母亲曾学习一段时间护理，与医生与护士们交好。与很多完全不懂而对医生有种巴望般的依赖的病人们不同，她时常对于我不见好转的病情产生一种仿佛一直以来都是她在为我诊疗的、近似懊恼的情绪。当医生面色沉重地从我身上取下听诊器，说再添加什么新的药物、改变剂量等等，她总是沉默地凝视着医生，而后声色俱厉地说：“不是已经用过那种药了嘛？”甚至埋怨医生没有控制住我的病情：“那从一开始就应该用那种的呀。”“明明已经用了那么多，为什么还会往下走呢（指炎症往肺部深处发展）”那时我坐在床上，疲惫，但意识还算澄明。那时我早已离开发烧的燠热的平原，走入海风激荡的山谷——在我的胸腔的空间里，时刻传来沉闷海潮的声音。我坐在小小的乱石堆砌的一块空地上，纯白的天空低低地垂降下来。海中翻涌起一股消毒液的静谧而纯粹的味道。母亲还穿着制服——她刚从班上火急火燎地赶到医院。一位眼角积蓄着细密皱纹、面貌端庄的女医生身旁围绕着几个皮肤白皙的护士，都用一种难以言喻的温柔目光注视着我。那些目光仿佛在下一刻就要逃逸似的，但却无处可去——也许是她们无法和母亲对视吧？我伸手去够母亲的手，摸到她清凉的素腕，之后触碰到她制服的紧实的尼龙边缘。母亲带着一种独有的气息处在这些静止的洁白花朵中间，她深色的制服散发着一种无法撼动的威严，仿佛一阵蓦然间吹入南方小镇的干冷的北风。母亲坐在床上，脊背挺拔，朗声向着医生们发问，那声音充满了质询的味道，但不失尊敬。医生走后，母亲一人哭泣。她的哭没有声音亦不会在转头之前让我察觉。她从不抽动身体，只是任凭眼泪涌出。之后她又凑过来，抚摸我的脸颊，然后突然抬起身子，用一定的力气捶打我：“你说你怎么还不好呀”。我被弄得不知所措。我认定自己不能正确地估量病情，便由于母亲的反应多少感到了事情严肃，不免也心头一沉。我抓着母亲制服粗糙而坚硬的部分，在她健壮的身体里嗅到还未散尽的冬季世界的苍茫。我长久躺在柔软、温腻的病床上的而变得迟钝的感官受到这巨大、干冷的薄明的激励：母亲的气息于我就是一种行为世界的高贵的气息，是在这沉闷的、只由栖居与静息构成的白色深海中珍贵的气息。我抱住母亲，感到我所躺卧的那片地岬上传来了巨轮驶过的轰鸣声。

自从熟悉病院以来，我对于身体上的受罪变得迟钝许多。一次发烧到四十多度，仍然保有疲惫但清澄的意识。我浑身虚弱，被包裹在棉被和羽绒服里，在天还未亮的时候被家里的一位强壮的男性帮工背下楼去。我趴在那个上下起伏的宽广的脊背上，感到一阵莫名的骄矜的愉快。人们都会望着这个可怜的孩子而难过吧？承受过母亲不少的眼泪、来往焦急的人们的姿影的我的患病的身体，也许已经算得上某种资历过人。我来到医院，便很快陷入昏暗的睡眠，再次醒来已经是晚上。我听见母亲轻轻唤我的声音，同时门口传来一阵杂沓声响，循着望去，看见一位平素难以见到的、长我五六岁的哥哥在站在那边，身旁是他的父母。我们两家人的感情深厚，我也在同这位小哥的来往中逐渐产生一些依恋情绪。他上了高中，也许是听闻我的情况来看望我吧。我顿时感觉烧也退了许多，便让母亲摇起病床，好能注视着他。小哥注意到我在看他，站着没动，但是朝我眨眼。他的动作有点滑稽，清炯有神的眼睛在门扉暗淡的光线里闪动，每一次眨眼后都朝我微笑。我渐渐被他感染，也学着他眨起眼来。母亲和他的父母们说着话，都是一些既温暖又平静的话语，说很快我就要好了，没事了之类的吉利话儿，我便也知道最难过的时刻已经度过了。这些声音渐渐遥远起来，同时也壮大、从一种意识自然形成的某个稳固的地方驻扎下来，成为一张令人安心的布景，成为无数个夜晚的常世之国的熙攘之声。在这种声音中我期待着小哥儿的下一次眨眼：会是左眼还是右眼呢？与此同时我看见倚靠在病榻中的我的姿影，我苍白、瘦削的脸旁被头顶微暗的灯光照亮，如同一张绷紧的小弓，无比银白，无比伶俐。

就这样我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生病带来的特权世界，消耗着母亲和关照着我的人们的精神。或许是轻易获得的爱与疾病的逐渐被钝化的痛苦之间终于在我心里无法平衡，我对于生病后所受的关照产生一种羞愧之情。在我看来我经受的无非是一些虚弱、孤寂之类，以及发热时的眩晕，并没有需要被许多人关照与呵护的必要，更无法承受母亲的眼泪。现在想来母亲那时也是为了自己需要面对一个总是生病的孩子的命运而哭吧？如果那时我便能想到母亲也许只是为自己而哭，会不会感到放松一些呢？我的羞愧全部转化为我的忍耐。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安慰母亲，我只能在各种事情上表现出毫无波澜的样子。我早已不会为任何器械造成的疼痛而哭泣，不论是输液、抽血或者皮试，皆平静地承受下来。母亲为我的坚强而欣慰。她有时甚至自行想象我的痛苦，抱着我说，如果痛就哭出来，弄得我很难为情。我记得一回有一位新来的护士，也许出于紧张，她扎了好几次都没有对准血管。之后她终于扎中了血管，却不小心扎得太深，于是又把针头缓缓抽出来一些。母亲终于无法忍受，严厉地斥责那位护士，甚至想要亲自给我扎针。护士一个劲儿地道歉，母亲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轰走她以后，就抱着我哭道：“让你受苦了呀，孩子，受苦了呀。”我确实被这些混乱弄得心神不宁，加上母亲罕见地如此毫无掩饰地在我身上哭泣，令那种莫名的骄矜又在我心底萌生了。这骄矜所带来的巨大的资本，就是哭泣的资本啊。它暗示我应当完全沉陷于当下这般的凄惨的境地：一个无辜孩子不仅罹患疾病，还要为一位护士笨拙的过失而受苦。这样想着，我也止不住流下泪来。我放声哭泣，不禁惊讶于我还能为了自己这样去哭。哭可能是因为痛苦，但意识到哭泣后哭就是为了缓解在痛苦后的羞愧之心的折磨。我一边顾影自怜，一边埋怨母亲为何要这样诱导我发泄，轻易击碎了那面我为自己打造的可以钝化一切生之疼痛的透明的结晶。我感到自己从一个冷漠而高贵的宝座上跌落下来。曾经我是一位克己的战士，但现在只是一位靠回忆度日的落魄之人。尔后，一种顿时无比清醒的觉察在我心中迅速流过：也许母亲的哭就是现在促我沉沦于哭泣之邦的唯一的事物啊。

可母亲在我身上唤起的，不就是生之感觉吗，或许仅仅是一种对生之感觉的真诚。而我那凭借众人的关爱而建立起来的莫名的骄矜所产生的对感觉的冷漠与克制，反倒成了一种虚伪的坚强。随着我的成长，母亲渐渐不能左右我想要掌控我的身体欲望。尽管仍旧命相衰微，但在我心底里保有了一个刚强的根基。由于长期生病住院，到了十岁，我的身体明显比同龄人瘦弱许多。我的楼下住着一位身体强健的少年，年长我一岁，无恙时我时常同他一起玩耍。他酷爱篮球，可惜我不能参与像那样的对抗性运动。有一天，我们走在放学的路上，我突然跟他说：“哎，老仔（我对他的称呼），咱们打一架吧。”他很惊讶，再三确认他是否是什么地方得罪了我。我说，不是。我编造了一个理由，我说是因为我身体的缘故这么多年从没有体验过少年之间的战斗，所以心生渴望。他于是答应下来。我们走到一处背靠巨大建筑阴影的斜坡上。我点头向他示意。他仍旧念叨着，真的吗，确定吗之类的话，但显然也已经做好了准备。像他那样自信且健壮的少年，是很难克制一个已经在心里诱惑着他的行为的冲动的。在他还没有出手的时候，我为了最后刺激他，伸手去抓他的胳膊。他立刻反应过来，两只强有力的手反过来紧紧攥住我的腕子。他仍然有所保留，我们就这样僵持了一会。在他攥住我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害怕了。我没有想到我竟然这般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我使出全身的力气，表情扭曲，但不能挣脱分毫。他感觉到我的挣扎，说，怎么样，服了吗。我说，继续。我终于积攒了一些不知从何处来的力气，向着他的手腕处一齐使去。他感觉到了，也许出于一种应激反应想要挣脱我，却因为力气过大而牵动起我整个身子。我就像一件衣服一样飘了起来，只能拼命地抓住他，否则就要被甩飞出去。这件事情的结果是，我没能像衣服一样飘落在地上，而是很结实地撞向地面。下巴磕在水泥上，上牙磕在下嘴唇上，顿时血流如注。他吓坏了，赶忙跟我道歉。我立刻起身，说着，没关系，没关系。我不想他道歉。我感到道歉只能令他从一个粗莽的英雄变成一位凛然的英雄了，在他面前我将更显得渺小。我带着满嘴的血走在那个夏天的起风的下午，迷醉在受伤者身份的眩晕中，身边跟着一位惴惴不安的英雄。他是否对他伟大的形象有所知晓呢——我只是一个利用了他的、卑鄙的人罢了，凭借着伤口而占有一种道义，可他甚至在一开始就出于善意对我保留，现在却还要自我谴责。我不知道对于这件事究竟是他还是我的自责更多一点，但我庆幸很快我们就重归于好，他的真诚的遗忘让我得以从自我审判的阴霾中缓解。

这充满了一个衰弱少年的神经质的挑衅的行径，终于在我的演绎中被隐藏起来。痛苦无论是随疾病而来还是主动寻得的，那种被它中伤后却因为什么而必须若无其事地走过的姿态，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沉而私密的陶醉。我撞在各种各样的痛苦的水泥地上，却恰恰由于那水泥地的存在，才让我多少忍受下来如同飘落在池面的落叶一般轻盈而脆弱的少年的命途。

十二岁那年，应该是我从此步入逐渐强健的人生的最后的受难。此前我已经默默忍受了将近一个月的腹痛。待我向母亲说起这事来的时候，已经情况危急，只能蜷缩在地上，大汗淋漓。当天晚上我被诊断为急性阑尾炎，需要立即手术。母亲担心我害怕，直到进手术室之前一直跟随着我。我已经被注射了镇定药，因长久以来的腹痛终于有所缓解，意识重新变得冷静而清澄。我记得在医院巨大的金属电梯里人们朝我投来的各种意味的目光。母亲的声音一直在耳边萦绕，她手的温度在我披覆着淡绿色手术服的身上晃动。我被医生们围绕着推行，穿过一个个幽深的走廊，转过令我意想不到的转角，将一切目光都遗留在身后。我的心里渐渐生出了对手术的一种奇异的期待，这种期待和我终于还没有抵达手术室的那种紧绷里瞬息的安慰共同增长着。我离开了母亲和关爱我的众人。现在我完全落入了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们的手里了，他们眼中或许只有病灶而没有我。但是，就在那个未知的、等待的空白里，医院的灰色天幕在我头顶和寂静的意识里旋转，无法理解的低语混杂着医生们清朗的脚步声将我引向一种未来。

尽管我躺着一动不动，但感到自己从未如此热烈地被展示！如同走进那些高烧之夜的不安的梦中一样，我在闪烁着危险之光的门扉中穿梭，曾非常期望能够没有任何拯救。但每当那时我的惊醒便惊动了母亲，她用力地抱住我，这个动作中蕴含着一种明媚而崇高的信念：母亲丝毫不怀疑她就是那个我需要的拯救，她将用这个行动去尽力填补那个经受恐怖梦境摧残的心灵制造出的空虚。“做噩梦了吧，可怜的孩子。没事啦，没事啦，我在，妈妈在这里喔……”我在她怀里来回扭动着。我落寞地意识到，夜晚已经逝去，母亲用她人性的空间将那个夜晚陌生的空间替换了。于是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熟悉、柔和，染上了拂晓之际乏味而浅薄的微暗。一阵对远逝之梦的捉摸不定的回忆混杂着汗水蒸发的冷颤向我袭来，我重又被我的柔弱所感动，想起自己仍旧是一个孩子，于是将一切难以承受的东西都暂时轻轻放下了。我接住了那个怀抱，在母亲的怀里撒娇。她一时也更怜爱地察觉了我的依恋，不停地用手拂过我的脊骨。我感到自己生命的那部小小的著作里，正在写满母亲的爱的注解。可母亲的怀抱终于不能挽留我做梦——我曾做过无数清晰而深密的梦境，那时我成为一个柔弱无骨的生命，无脊椎的鱼类或是水母，受到致命的侵害，于是孤独地走向灭亡。我在寂静、黑暗的大海中下沉，沉到海底的时候，已被分解得差不多了，几缕细密的沙子——如同那些终日围绕在我身边的私密而陌生的忧郁，将我团团覆盖…….

术后的第二天，我凭借着一种难以置信的毅力开始下床走路。伤口触目惊心，散发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暧昧性。母亲在一旁举着我的吊瓶，注视着我扶着医院走廊的扶手缓缓挪动。她也许一定是想着我有一颗想要尽快康复的明朗而坚强的内心吧？但我其实是被那种新鲜而强烈的痛感所引诱，渴望体验它在我身上盘踞时痉挛一般的迷醉。我幻想着在我右下腹的那个深暗的、被肮脏纱布包裹着的地方，其实有一条黑红色的蛇死死咬住我的皮肤，在无数个我松懈下来的时刻钻进我的体内，肆无忌惮地游荡…….

在另一个梦里，我依旧是那条负伤的鱼，但因为现实中身上真的有了一处伤口而在梦里也能更清楚地感知它。我在第三视角注视自己：腹部有一个空洞，鳞片全都剥落了，血雾在海水里飘荡，宛如红绸。在梦里，我从未那般精准地把握过我的虚弱——从洞开的伤口涌现着黄泉之国的阴郁的姿影，然而同时，轻盈的、自哀的水流舔舐着伤口，将一个新鲜而私密的死的意识包藏在水晶般的忧郁里。我从未感到命运如此遥远又成为我自己的事，变得既越来越迫近又越来越不可见了。

.......

时光飞逝，十年不过弹指一挥间。自从我的身子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可违抗地硬朗起来，我就再也没有对受难有过那样的依恋。我在一个其他男孩子往往早已在心理上远离父母的年纪与母亲达成了一种甚为外人羡慕的默契，我想这大概不仅是自己一直在母亲的关爱下度过多舛童年的缘故，也因为我省察了童年时代我曾如何接受与抵抗母亲的爱而对她有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情致。想来我所有私密的渴慕，尽皆来自她的爱在我心上的投影吧？母亲对我的爱之所以让我觉得难为情，大概是因为爱本身就是一种单方面的想象力，只求在施爱者心中达成一种解释，便有时会不可避免地在被爱的那一方心里产生与施爱者完全不同的心绪。我在意识到这一点后，也渐渐能分辨出母亲的爱中各种她所想的图景，进而与她的相处日渐融洽。然而母亲想要在我童年的心灵里找到关于我依恋于伤痛的神经质的印记，恐怕是很困难的。这并非是我隐藏地多么好，而是母亲在无尽的操劳中一直坚持下去的动力，不就是对我能幸福生活的希冀吗？而母亲在我身上看见的、其实并非我本性的乐观与坚强，不就是母亲自己的姿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