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第二个“多余人”的形象，受到了国内外论者的广泛关注。但大多论者关注的是文本外部研究及理论资源与文本的对接上，而对于文本内部的叙事技巧及人物形象的设置上则关注不够，本文拟以“毕巧林的爱恋”为视角，重新爬梳其与女性的纠葛在文本中的结构性关系，勾勒出毕巧林“爱无力”的精神形象。
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以简短的篇幅刻画了俄国19世纪文学中第二个“多余人”的形象——毕巧林，其以敏感细察的心理剖析与放纵无端的行事作风为“多余人”的精神和文化内涵增容。在国内关于《当代英雄》的相关研究中，主要集中与以下几个方面：一、从“多余人”形象的角度出发，或爬梳此类形象出现的社会现实环境与精神来源支撑，或梳理俄国文学“多余人”形象的谱系，或将中俄文学中出现的“多余人”形象比较，研究其异同；二、从书中次要人物形象的角度出发，来研究文本中的作者形象、女性形象、除毕巧林以外的男性形象，探究其与毕巧林的形象的对比互生关系；三、从不同理论资源出发，或以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研究毕巧林形象的文本意义及社会意义，或以符号学的角度来考察文本的叙述层次及内在蕴含，或以叙述学的角度来探究文本的“声音”及叙述技巧，或从翻译学角度来对比译本之异同及对人物形象心理流脉呈现的影响，或以现象学角度看人物形象个性的社会文化认同等。以往研究者对于《当代英雄》灌注了很高的研究热情，从不同研究视角、不同理论资源对其文本中的不同方面给与了关注，但大多论者关注的是文本外部研究及理论资源与文本的对接上，而对于文本内部的叙事技巧及人物形象的设置上则关注不够，本文拟以“毕巧林的爱恋”为视角，重新爬梳其与女性的纠葛在文本中的结构性关系，勾勒出毕巧林“爱无力”的精神形象。
一、“文本拼贴”式叙事策略
《当代英雄》篇幅不长，却塑造了一系列以毕巧林为中心的鲜活生动、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在这组人物群像的展开上，其背后的叙事动力机制却是毕巧林与四个女性或长或短、或深或浅的情感纠葛。文本中几乎每一个故事中都是以毕巧林和一个女性的交往为中心，而其他人物则是作为故事的环境及衬托而相应展开描写的。文本中的可贵之处之一即是在这种“顺带描写”的过程中，将次要人物在详略有致里刻画得性格鲜明、辨识度极强。作者之所以在塑造人物形象上获得“四两拨千斤式”的成功，其故事设置的有意错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故事文本分为五个故事：《贝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宿命论者》。从故事叙述策略来看，第二个故事是现行时序发生的故事，后三者则是运用了毕巧林本人的“日记体”展现出来是发生在过往的高加索山区故事，而第一个故事表面上看是现行时序发生的故事，但文本的内核却依旧延续着过往时序。因此，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有意地谋篇布局、设置错序，关键在于他何以如此安排故事顺序呢？事实上，有关这一点作者在开篇就已言明。他认为一些读者“一般并不关心道德的宣扬和道德上的攻击”的序言，而是希望看到“寓言背后的训诫”，方能看得懂故事。但作者反其道而行之，不仅通过“日记体”的形式将“序言”放在了中间而让读者不得不读，又让故事最后结束时没有“训诫”——充分运用了“日记体”形式的灵活。这样一种并不“讨好”读者的做法，却带来了极好的文本阅读效果：作者通过把故事打碎的手法将一个故事（《贝拉》）“前移”，而接下来让现行时序发生的“我”与马克西姆、毕巧林相遇的故事作为连接其与过往时序的后三个故事的桥梁，既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与窥视欲，又顺理成章地使得故事“有头无尾”——或者说，其将文本的“结尾”已穿插到了了文本中间。
因此，“结尾”并未获得故事线性行进的一般过程，如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等，而是作为“腰斩”的一部分“胎死腹中”，使得文本获得了某种另类的温婉难言的“悲剧效果”。从而，从作者对于文本结尾的“草率”态度来看，其并不把结尾视为他想要表达的重心、或宣扬训诫的载体，而是把毕巧林这个人物形象的刻画过程作为其中心谕旨——重要的是并非是人物的结局，而是人物的心理变化和经历过程。毕巧林的大部分经历都是与女性们的情感纠葛，他似乎是作为一个“情场高手”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但实际上，我们通过他与贝拉、维拉、梅丽公爵小姐以及走私女子的交往中，我们并未发现其作为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凌驾于两性关系之上，恰恰是通过女性的交往体现其人生的挫败感。以往众多研究者重点考察毕巧林这个人物形象出现的社会环境和现实原因，但却忽略了其文本正是通过凸显其情感经历而表现出来“多余人”的特征。综上所述，《当代英雄》正是借助了有意的“文本拼贴”式的叙事策略使得毕巧林的故事呈现出不同的叙述维度，将“过去的故事”一分为二，并通过“现实的故事”将“过去的故事”重新粘连起来，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文本；正是在这样的叙述策略下，“毕巧林的情感纠葛”成为文本的中心结构性事件，在此中心事件下毕巧林的形象在多重叙述者视域下呈现出来。
二、作为结构性事件的情感经历
文本展示了毕巧林的几次情感经历：首先，其在大都市邂逅了一生所爱——上流社会的有夫之妇维拉，与其经过苦痛纠缠后，其因不能给予维拉以实际的精神与生活安属而远走避离，留给维拉无尽的情感伤痛；随后，在《塔曼》中，他描述他因为好奇而误入了走私贩子的生活，其为走私女所迷，在不谙水性的情况下随其上船，却险些被其淹死，但也因此破坏了走私贩子们相对均衡和谐的生活秩序；而在《梅丽公爵小姐》中，他成功对梅丽展开了攻势，极尽挑逗之能事，然而他并不爱梅丽，并在拒绝了她的爱恋后再次远走；最后，便是开端的故事《贝拉》，他在领略了大都市少女少妇们的风情后，一度灰心丧气，但意外邂逅了高加索土著领主的女儿贝拉，其通过卑劣手段将贝拉绑架至自己住处，并通过长时间的感化使得贝拉最终接受了他的求爱，然而他始乱终弃，最终招致了贝拉身死强人之手。在毕巧林这些情感经历的梳理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方面，他与女性们的交往并非“互惠互利”式，而是“两败俱伤”式——所有与之交往的女性不但没有尝到爱情的甜蜜，并且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与之同时他也并非是“两手逍遥”的甩手掌柜，而是在每一次情感经历中看到灰暗的人生底色，感受到人生的挫败感与幻灭感；另一方面，在其所追求的每一个女性身边都相应有另一个男性在场，在文本中很难区分他是真正因为感受到了爱意萌动而展开攻势，还是因为在竞争过程中其征服欲望占了上风。
毕巧林是真正的“过程体验”者，从他四段或长或短的情感经历中，他心神愉悦的时刻正是他追求这些女性时、尤其是与他们周围的男性（“潜在情敌”）斗法时，而一旦俘获这些女性的芳心后（走私女除外），他就觉得这一切“索然无味”，根本不是他想要追求的结果，但他又不知道他想要追求的是什么结果——这或许也是《当代英雄》“没有结尾”的原因。
在这四段感情中，与维拉的感情是作为故事的“前文”略写的，呈现在文本之中时便已是他与背负情感创伤的维拉再次相遇了。二人旧情复燃，但忌惮于维拉丈夫的耳目，只能以梅丽公爵小姐的客人的身份制造见面机会。在此过程之中，正是因为有维拉丈夫的存在，使得其不能自由顺畅地偷情，使他们见面的时间变得有限和珍贵，反而让他们再次陷入情感的漩涡中不能自拔。他们深知，现在的一切与过去依旧没有改变，两人同样不可能有一个完善的结果，但是这种有“第三者”在场的感觉使得他们遮蔽了这段感情的现实性限度，而飞蛾扑火地对其进行仪式化浪漫化的“加冕”——维拉的丈夫在此维度上变成了他们的情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质素。在其同时与梅丽公爵小姐交往时，年轻的士兵生格鲁希尼茨基正热烈地追求着梅丽。从毕巧林与梅丽第一次见面便对其进行的客观样貌描述来看，毕巧林根本无意于梅丽公爵小姐，可就是在格鲁希尼茨基的百般谄媚与挑衅中，毕巧林开始蓄意引起梅丽的关注。虽说后来因为与维拉的重逢使得与梅丽小姐的交往呈现出了功能性；但不可忽视的是，毕巧林与梅丽的交往并非毫无乐趣可言，而这种乐趣很大程度上却是建立在挫败格鲁希尼茨基的基础上，建立在自己强大的征服欲的基础上——因此，格鲁希尼茨基便像一剂催化剂成就了毕巧林与梅丽的这段相识。在和贝拉的见面上，毕巧林的确被贝拉那羊羔般纯净的眼睛所打动，但其采取行动却是在出现了一个彪悍勇猛的竞争者卡兹比奇之后，于是他利用贝拉的弟弟嗜马如命的短处，偷了卡兹比奇的马换来了贝拉，并费尽心机地让贝拉爱上了他。然而好景不长，他不久就对贝拉产生了厌倦，而这时卡兹比奇的再次出现使得他将注意力稍稍转回贝拉，最终贝拉被卡兹比奇刺死，才唤回了他对贝拉最初的感觉——他对贝拉的每一次情感变化都与卡兹比奇的出现息息相关，贝拉在卡兹比奇的映衬下才凸显出可贵之处。同样地状况也发生在走私女身上：在《塔曼》中，他意外发现了走私贩子中的一名白色少女。这名少女首先引起他注意的就是她的歌声，她的歌声里唱出了海上扬帆的景象，更重要的是，她在歌声中表达了她对帆船上的男子的爱恋。随后，毕巧林开始认真观察这名少女，发现了她眼睛中的“光芒逼人”与“勾魂摄魄”，紧接着才发生了他鬼使神差地跟着少女来到了海船之上、差点葬身鱼腹的事件。在对这几个女性的描写上，作者出乎意料地对这个走私女的面貌描写极其用心：这名女子的美是一种动态的美，她的美在行动上，在歌唱与身体的律动上，在她与鞑靼人夜晚的冒险上——若没有这样一个凶猛勇敢的鞑靼人，怕是这名少女的美也是打了折扣的，怕毕巧林也未必能对这样一个乡野少女青眼有加。
由以上得知，毕巧林对于女性的“美的发现”与“美的攫取”都是在“第三者”参与的情况下才得以发生，他个人对于女性其实是缺乏基本的尊重态度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瞧不起女人是为了要不爱她们，要不然的话，生活就会成为太可笑的情节剧了”。他对于与女性的恋爱持一种虚无的态度，正如同他对于世界的态度；与其说其爱上了女性，不如说他爱上了征服女性的过程，爱上了在征服女性过程之中挫败了“男性第三者”的快感之上——这征服欲与成就感才能使其日渐麻木的心收获到一丝丝的人生滋润。
三、“情感教育”与“爱无力”的背反效果
在这场与女性的角逐中，如前文所说，毕巧林并非是一个胜利者，他在征服欲和成就感的驱使下进行的“猎艳行动”一次次给女性带来灾难，同时，也给他自己带来愈来愈深重的人生挫败感与幻灭感。何以如此呢？因为毕巧林并非是一个十足的坏人，相反他出身贵族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英俊潇洒、机敏风趣，他并非是有意地去伤害这些可爱的女性们，他只是不知怎样去爱她们。换言之，在与女性们的交往中，毕巧林也在进行一次男女两性关系的“情感教育”之旅。在这场旅行中，他对于“爱的尝试”与“爱的能力”呈现出背反的关系，这便是他人生挫败感与幻灭感的来源。
他遇到的女性先后顺序应为：维拉——走私女——梅丽公爵小姐——再遇维拉——贝拉。与维拉早期的风流韵事已然被略为故事的“前文”无法可考，只能从走私女开始来探索他的“情感教育”之路。《塔曼》一章篇幅不长，走私女形象的描写却相当密集且瑰丽，忽而如鱼美人，忽而如水妖，忽而如迷娘，极尽魅惑销魂之色——直观地以“性诱惑”和“性魅力”冲击了毕巧林年轻的男性心理与生理。毕巧林此时对这种刺激所产生的行动即是不顾一切、神魂颠倒地想要占有她，将她像一匹马一样地据为己有。然而当一切发生后，他却懊悔地觉得，“我心里感到很难受。为什么命运要把我投到一伙规规矩矩的走私贩子的宁静生活中来呢？”——这是其爱恋的初级阶段：由性吸引引发的短暂性迷恋很快被现实所冲醒。而到达五峰城之后，他再次遇到了“他无法欺骗的唯一的女人”维拉，他们很快无法自已地旧情复燃。在维拉身上不仅存有一种病态的美，更带有一种阅历性和持续性的情感可能，毕巧林除了给她带来过痛苦，什么都无法交付，但她依旧无法自持地再次与毕巧林重温旧梦，正如毕巧林自白，“哦，我多么喜爱这种感情啊！这是青春带着它那荡涤心胸的狂风暴雨回到了我的身上吗？或者这只是她诀别的一瞥，留作纪念的最后一件礼物呢？……”两个人的感情建立在无功利性和无未来现实性的基础上，产生了浪漫化的“灵肉相合”幻象——这是其爱恋的高潮阶段，成功地遮蔽了现实性限度，将爱情笼罩在浪漫化的想象中无法自拔，并在爱恋逝去后长久地陷入幻灭与无力。在同时与梅丽小姐的交往中，毕巧林将全部身心投在了维拉身上，而能给梅丽的只是仪式化的“英雄救美”与程式化的调情招数，但不幸的是，这个涉世未深的姑娘很快就被毕巧林扰乱了心神，但毕巧林就在这时拒绝了她的爱意，狠下心来将可怜的姑娘的最后希望打破——这是其“爱恋”阶段调情技巧的集中展示，既无性也无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社交场做法：向女性展示自己的优越条件，占有一颗年轻的心灵，然后又弃至敝履地将其抛弃。至其与贝拉交往时，则是其整个恋爱理想的一种“回光返照”：以各种殷勤打动这个山区姑娘，爱她的美如同爱着她的淳朴，希冀以她的爱之纯与美挽救自己满目疮痍的心灵，然而他很快就失望了，“野姑娘的淳朴无知也和贵妇人的卖弄风情一样使人厌倦”——这是其爱恋的最后阶段，也是幻灭阶段，他试图以有天然的灵肉结合式的爱情拯救自己，然而再一次失败，他发现自己比女性更可怜，因为再没有什么可以使他的心灵激越。
由此，毕巧林的情感轨迹被清晰地呈现出来：单纯的“性吸引”——浪漫化的“灵肉结合”——“无性无爱”的调情——天然式的“灵肉结合”。“情欲不是别的，而是思想发展的最初阶段，是属于青春的心灵的。”在这本该单纯的青春阶段爱恋，在毕巧林的境遇里却呈现出了某种不同步的现象——对于现实因素的倚重。而在经历了最初的情欲阶段后，他期待的是一种有情有义、情感的战栗与肉体的结合一致的爱情，于是与维拉展开了一段难以磨灭的爱恋。此时他抛弃了现实性干扰因素，在一种浪漫化的想象中达到了爱恋的高峰，以为他的心灵将在此“情感教育”中获得永恒的“平静”。“但这种平静往往是一种伟大而潜藏力量的标志：思想感情一旦丰富而深刻，就不容许疯狂的冲动。”但毕巧林远远达不到这种平静的维度，其表面上“平静”实质上是一种虚无的“冷漠”，并且与他无所不在的冲动与任性结合起来，在无法处理浪漫与现实关系的基础上，成为一种毁灭性的力量：既毁灭他人，也毁灭自身——梅丽与贝拉即是生动的注脚。综上所述，随着毕巧林的阅历愈广、年纪愈大、受到的“情感教育”愈多，他的爱的能力反而在不断地退步——“爱的能力”与“爱的尝试”呈现出背反的关系：他爱的欲望愈是强烈，其爱的能力便愈是减弱，到最后在现实与浪漫的关系中彻底迷失了自我。由此，人生的挫败感与幻灭感便纷至沓来，使其最终走上了“宿命论”之途，成为一个彻底的“爱无力”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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