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 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二)
日子在我们的吵吵闹闹中一天天过去。或许天底所有的夫妇生活就是这样。——争吵打闹，鸡飞狗跳，——打不散，拆不开。——该打的时候打，该好的时候好。打完算完，明天继续。大不了占了上风的那个人，先赔个礼，道个歉。大家好打好合，日子照过。当然那个赔礼道歉的人，大多都是那个名叫“胜利”的人，谁叫爹妈不给咱起名叫“胜利”呢。
我和红英总算把孩子拉扯到三岁。娇娇比小老虎小不到两个月。那时候无论是什么情况我俩都抱着孩子，不是她到我家里，就是我到红英家里，除非她走亲戚，否则我们天天泡在一起。
那年秋收结束，男人们忙着安种小麦和油菜，带孩子的只在家帮忙做饭。粮管所的人好像分配了收购任务。那些工作人员都到湾里挨家挨户收稻谷。
我们湾来了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白白净净，斯斯文文，说话慢条斯理，一说话马上都脸红，像是学校刚毕业的学生。印象很深是他的名字叫何田——让人想起“和田玉”。名如其人，果然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和我们平常接触的这些乡野村夫倒真有点“鹤立鸡群”或者是“秀才遇见兵”的样子。总是露出粢然微笑，云淡风轻的样子。
何田怪得很，下湾不收粮，有事没事总是坐在红英家不走，我都碰到好几次。有一次，红英又让祖宝打得鼻青脸肿，坐在摇篮边摇孩子边默默垂泪，何田也坐在旁边竟然好像也哭过一样。见我进来，他两人都很尴尬，我傻傻的却没在意。
但我很快就明白了，何田喜欢红英。——何田是城里人，又有工作，据说父亲还在城里燃料公司担任领导职务。小伙子长得帅，条件没得挑。——那个年代乡下姑娘能够嫁到城里面，无异于现在嫁入豪门。可是红英那时候娇娇三岁了，彼时在乡下离婚是不可思议的，会被骂不守妇道，虽说不至于沉猪笼，但必然遭人指脊梁骨。
我那时候也是聪明的可以，好笑的认为红英是我和余祖宝的“私有财产”。我应该有义务“守护”着她，别让“坏人拿了去”。那时的我真像个孩子一样无知，关于爱和善良，我的表达如此笨拙可笑。莫名其妙的认为这世上哪里有没有所谓的“爱情”——像我们这样，平淡的认识一个人，组成了一个平淡的家庭，然后过完平淡的一生。一切都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哪像现在的孩子要求那么高，现在想来根本也就啥也不懂，不可思议的认为到一个年龄，做一个年龄的事罢了。虽然在现在看来有点荒唐可笑，但那时那刻我确实是那样想的，也是那样做的。
在我认为这何田是只是一个外人，见我来了，应该是他远远的走开才对。于是，主动请缨帮红英，不留情面地赶走了何田，言辞犀利，一点面子也没有给人家留。看见何田欲言又止地离开了红英家，望着何田那落寞的背影，那时候的我在心里还满是得意。
从此以后何田不但没再到红英家，并且再也没有在我们村里出现过。我不知道他是因为我骂他的缘故，还是因为别的原因。但是，后来有许多年，想起何田的事，我仍心存愧疚。
小老虎三岁的时候，我们家搬到了村部对面。村小学因为盖了新的教学楼，村部对面有一排旧的教室向外出售。我和胜利凑钱买了两间废旧的教室。
那是两间简陋的瓦房，一间挂了个木牌子开了个小诊所。另一间用于居住。又在门旁边搭了个棚子作为厨房。院子里打了个压水井。(其实压根就没有院子)胜利人很勤快，又爱干净。门口用废旧的砖头铺的平平整整。室内也铺了一层红砖，胜利每天用拖把把个红砖拖得红通通，干净净。屋子的门前就是一条沙石路。那条沙石路是通往外面的必经之路。每天门口人来人往，很是热闹。
这个热闹的好处就是我俩在公共场所，学会了克制，很少再吵嘴打架。
我和红英离得远了，应该有1km左右。虽然离得远了，但她回娘家或者上街，正好从我门前路过，她总会在门口大声喊:果果——果果——清脆悦耳。
那时候骑自行车，会在自行车前面绑了一个带孩子的小竹椅子。红英总是带着小娇娇到家里来找小老虎玩。其实小老虎手很重，又顽皮，总会把小娇娇打得哇哇大哭。
乡下孩子没有幼儿园可上，只在家里疯跑。我会用家里VCD，给他俩播放《葫芦娃》或者《猫和老鼠》动画片。胜利给家里买了成套的那些碟片。还有连接到电视上的小霸王游戏机，小老虎不知道玩坏多少个。我们俩在一起也是有说不完的悄悄话。只知道，她和余祖宝打架还是有的。但较从前少了太多。
90年代计划生育十分严格。国家提倡“只生一个好”。我们有了小老虎。肯定也就不再准备生二胎，也生不了二胎，只能放弃。
红英只有娇娇一个女孩。那个时候的政策规定，有一个“四二八”的说法。——就是女孩要到四岁，孩子的妈妈要到28周岁，就可以申请生育二胎。
那时候，村里每逢单月还要求孕检。就是乡里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带着B超机，到各村，由村干部通知育龄妇女到村部参加孕检。如果发现有计划外怀孕，立刻由村干部带到县计划生育宣技站进行流产或者引产手术。那时候各乡还会按比例人口，分配人流引产任务。并且会纳入排名。
育龄妇女都被要求上环避孕。这种孕检的B超机，主要是照一下是不是环位正常。女人们排着队，嘻嘻哈哈，挤在孕检室的门口。挨个躺在那个孕检床上。孕检医生把一个白瓶子里面，类似浆糊一样的东西抹在女人在肚皮上。然后用B超机来回在女人小肚子上移动。这种孕检前后也就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如果环位正常，人又没有怀孕，女人就下了床站起来，穿好裤子，各自各家。
这年，娇娇三岁，任红英还不到申报的年龄，祖宝就悄悄的把红英带到县城，托人给红英取了环。红英很快就怀了二胎。怀孕三个半月之后。余祖宝就悄悄的带着红英托熟人进行婴儿的性别鉴定。
当时都有专门从事这种职业的人，自家买了大型彩超机。从事婴儿性别鉴别的工作。这种鉴别机构很隐秘。只能人托人。用专门的三轮车把孕妇拉到一处民宅里。那个民宅封闭很严。大白天都黑不隆冬，里面的人说话都交头接耳，好像搞“地下工作”非常神秘。
三个半月的时候，只能照个大概。然后到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之后要去复查。确定是男孩还是女孩。男孩子当然留下来，皆大欢喜。女孩子就做引产手术。
那时候有人会为了生男孩子，孕妇年年做引产手术。不确定的时候，生下来的女孩子，要么送人，更有甚者会把女孩子杀死。有一个熟人。竟然做了八次引产手术，才算生了一个男孩。
红英平常在娘婆两家两头跑，出去的时间比较多。但一旦怀孕就躲到亲戚家去。等到了三个多月的时候，偷偷到外县，那个神秘的地方做彩超。后来红英告诉过我，她也做了三次人流引产手术。也就是说，她到那个彩超室里照了六次。最后一次终于得偿所愿。开始躲起来，听说他躲到了余祖宝的一个远方亲戚家。
那个亲戚在外县，这几年我们见面很少。偶尔只见到祖宝会带着小娇娇从门口经过，只是不见红英。这样我又有一年多没有见到红英了。再见到她的时候，她的儿子也有三个多月了。她抱着儿子，领着小娇娇，到家里找我玩。这时候的红英人已经很憔悴。面黄肌瘦，虽然仍是那么好看，但她看起来像一朵即将凋零的花，走向枯萎。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了，村里的年轻人都纷纷的外去打工。村里都是一些老弱病残，大多数家庭模式就是，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孙女，孙子孙女都在村小学上学。
小老虎八岁的时候，学校师资力量不够。我经过考核，成了一名乡村教师。这样我们一家三口，余胜利给人看病，我在学校教书，小老虎上学。虽然家里条件仍是那么清苦，倒也是安顿了下来。
任红英就不一样了。农闲的时候，祖宝也会外出打工，可总是入不敷出。儿子越来越大了，家里开销也大了，公婆也年纪大了，就算略有积蓄也自身难保。所谓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听人说两个人吵嘴打架又成了常态。红英的儿子取名自豪，自豪两岁多的时候，红英告诉我，年后她也要把儿子放在娘家，随祖宝到南方进电子厂去打工挣钱。
清楚地记得，红英外去打工那一天，正是年后正月初六，学校还没有开学。红英提了大包小包放在我家井沿上，也不进家门，只在院子里大声的叫：“果果，果果，我要走啦”。
我正在家里，焦头烂额辅导小老虎作业。他的黑手爪几乎都让我的小树枝打红了——其实我教的三年级，有两个班，我宁愿把他放在另一个中年男老师的班里——我坚持相信，所有的老师都教不了自己的孩子。自己人是教不了自己人的。
我听出是红英的声音，知道她最近要外去打工，这会是来和我告别的，顺便搭趁门前的三轮车(门前停了许多载客的三轮车，村里的人外出都是在这里集中打车)。我大声答应着，慌忙跑出门，小老虎也趁机开溜，跟了上来。红英告诉我说，娇娇和自豪都在姥姥家。他们俩个托人买了这个下午的车票。“我要走啦”。红英又一次强调，脸上竟因为要到陌生的城市，满脸兴奋，神釆奕奕。
我拉她到家坐，她只不肯。这会儿，余祖宝也赶来了。
我目送他俩坐上门前的三轮车，挥手告别，直到三轮车转弯，消失在村口，再也看不见了，我才默默地转回家。呆呆的坐在那儿发愣。
当时就有一种莫名奇妙的悲伤，其实就算红英不外去打工，我们也是见面少了许多，我在学校代课也挺忙，但只要想到她还好好的在自己家里待着，想见面也很容易，倒很心安。如今，万水千山的距离多么遥远。从此一别各天各地，说什么永远的好朋友，也就是不真实的——时间和空间一同联手阻隔了我们，不同的经历必然拉开我们。想到这里我觉得无限伤感失落，好似自己丢失了心爱的东西一样难受。两个无话不说的好朋友自此分开，不知道为什么，那时那刻我竟然比送亲姐姐打工内心还更加不舍。
虽然这并不是传说中的生离死别——可能我潜意识里面己经意识到，这是我和任红英的最后一面！
时间看似绵长，慢慢又漫漫，优柔寡断，永远看不到尽头，而它一旦背弃起你来，就像一个陌生人转了个身，快得人花一辈子都回不过神来。你好像只剩下你周围的一群人，说话交往。时间就这样过去了，生活也在悄无声息的发生沧桑巨变。生活在忙忙碌碌中就过去了，它永远是亘古不变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十几年好似一转眼就过去了，十几年已经没有了。
我这20年嫁给余胜利，颠沛流离，似乎做的最多的事就是搬家，搬家，不是正在搬家，就是准备搬家。前几年在学校的时候，前前后后搬了四次家。小老虎读初中的时候，我们在县城初中学校旁边买了房子。当小老虎读高中的时候，那个高中在县城的新区，为了方便小老虎上学，我们又在高中附近买了新的住房。
搬家次数越多，又越搬越远。这都意味着我和红英已经没有办法再过于联系了。我们于不知不觉中己然淡出去了彼此的生活，大家都有了新的生活，结识了新的朋友。曾经以为一辈子密不可分的好朋友，已经在时代的裹挟下渐行渐远。
前几年没有手机，只有公用电话，后来等我们彼此辗转要到对方的手机号码，也只是偶尔电话联系或者是发条信息。头几年，逢年过节会问候一下彼此。再后来也不知道是红英还是我换了手机号，反正我们对于彼此，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都已经不重要了，就生疏了，各自消失在人海，形同陌路。这几年就连微信都从来没有加过。
县城虽然距离我们那个村庄，也就不到30km的路程。家里在县城开了诊所，我又在学校里上班，小老虎又在读高中，没有特别的事，我们很少有时间回老家。
关于余祖宝和任红英的消息，我们也是从村儿里的熟人那里得知一二。只听说任红英在电子厂里打工，那些电子厂以加班时间长，熬夜时间长为主要特征。听熟人说任红英在东莞市石碣镇里，一个台湾佬开的电子厂打工。那家电子厂取名“整隆电子厂”记得那次和红英少有的聊天，她告诉我厂里伙食极差，大桶装发霉大米饭，菜基本是大杂烩，基本没有什么油水，偶尔还会吃出老鼠屎。加班时候会饿得头昏脑涨。加班工资按小时计算，晚上加班工资高过全天，所以她不得不一直加班——赶货时候会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大家戏称它是“整人电子厂”，它是出了名的一贯加班到半夜三更，晚上9点下班就是“奢侈”。
有一年春节期间，余祖宝开回来一辆十来万的私家车，牛逼哄哄，那时候私家车很少见，大家出行有个摩托车或者电动车就了不得。村里人都围着看。我听人说那年春节祖宝是带着任红英是开车回家的，想她“混好”了，发了财，心里也为他们高兴。
后来，一打听才听说，那年秋天，红英下夜班路上出了一次车祸，人家给赔了十几万块钱。祖宝为了炫耀不听红英劝阻，(那年自豪也十六七岁了，本来任红英是想在县城买套房子安顿下来)。两个人为此不知打了多少架，余祖宝固执己见，在红英不知情的时候，买回了辆十来万的黑色海马，开着汽车到处炫耀。
这次购买汽车看似成为两人的关系恶化的导火索。两个人都是脾气暴躁，占理不让人的主。常年争吵，妥协，为了家事，为了孩子又为了双方父母互相指责，争锋相对。最终两个人还是选择离婚。
有年春节，我在一个共同好友的婚礼上，见过余祖宝一次，问起他俩离婚的事，祖宝支支吾吾，只告诉我两个人“搁不得”，也就是感情破裂，打起架来你死我活，也是累了。离婚三四年了，双方都没有再结婚。因为婚礼现场人声嘈杂，我和余祖宝也就是很简单的寒暄了几句。又多年不见生疏了，人家的这些个人秘密我又不好过多打听。只记得当时试探祖宝和红英是不是要复婚，只记得祖宝铁青着脸不知可否，只是沉默，满脸沧桑。
今年是疫情放开的第一年，学校刚刚开学，我正在学校忙碌着。胜利发来微信告诉我——任红英死了！
我着实吃了一惊！怔在那里，竟然一阵恍惚。怎么可能呢？这不会是真的。任红英才刚刚40多岁呀？怎么就这么容易就死了呢？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一个好好的人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消失了呢？
我的眼前再一次出现那个温婉的白衣女子，向我挥着手欢快的叫:果果——果果——欢蹦乱跳，清脆悦耳……
我拨通了余祖宝的电话，余祖宝的声音哽咽着告诉我，红英年后在厂里熬夜加班——她己经辗转那些长久加班电子厂十几年了。晚上十一点多，刚刚洗漱完，准备休息，在宿舍里突然胸闷胸痛得厉害，还没来得及给远在家乡的父母拨通电话。室友看她脸色苍白，情况不对，手又捂着胸口不断痛苦的呻吟。立刻打救护车把她送到医院急救，但已经晚了。
后来医生说是心肌梗死，这种病极其凶险，只有黄金的40分钟抢救时间，并且这种病的诱因是常年累月的熬夜。
余祖宝说，他俩虽然已经离婚，但平时还有多少有着联系。余祖宝和任红英的父母，还有她在部队的弟弟，陆续赶到了那个工厂。在工厂里面的过程我不太清楚，余祖宝也没有告诉我们。只知道再回来的时候，余祖宝捧回了一个骨灰盒。
这以后的日子，我们在县城的家祖宝却光顾的多了起来，他孤家寡人一个，一般都是来家里吃饭的。他一到家就沉默地坐在那里抽烟，人也明显的苍老了不少，目光呆滞，毫无生气。祖宝年纪也大了，在外面打工活越发难找，据说一度在南方还帮别人看守鱼塘，工资极低。祖宝是颓废的，几乎都垮掉了，很少言语，只是死命地抽烟——也是最便宜的那种烟。把脸和手熏得乌黑，人也一年四季穿的破旧的睡衣走来走去。以他的精神面貌打工根本没人要。最后只好回了老家，把湾上一个小鱼塘承包下来，整天一个人蹲守在鱼塘边，默默的抽烟。
娇娇也很可怜——便是见多了父母剑拔弩张的琐碎或暴躁，还有不讲方式，不分场合的“血打血拼”。娇娇受了大刺激，小时候活泼可爱的女孩子竟然患上精神分裂症！不到二十岁就嫁了人，具体细节我不清楚，只听说娇娇生下儿子以后，男方就和她离了婚，把娇娇扫地出门，孩子归了男方。娇娇只好长期住在姥娘姥爷家，不可以工作，只常年吃药控制病情，发作厉害时，还会到精神病院住院治疗。
儿子余自豪本来平常就住在姥爷姥娘家。在镇上读初中，初中毕业以后，没能考上高中。早早的辍学在家，天天捧个手机打游戏，也不理人。万般无奈，姥爷姥娘不忍心看心心念念的女儿唯一的儿子这样荒废下去，商量一下，把自豪送到部队的舅舅家。自豪的舅舅在省城是个团级干部，只有两个女儿，红英和弟弟姐弟俩感情很深，如今唯一的姐姐不在了，只把姐姐的儿子视为自己的儿子，改了户口过继到自己户口本上。也算告慰姐姐的在天之灵。
余自豪的脾气也随了父母，到了舅舅家，永远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锁上门，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打扰他，谁也不知道他在里面都干些什么，除了舅舅他谁也不理，还动不动闹着离家出走。
不知从哪一年起，他拉黑了祖宝的所有联系方式。再也没对祖宝喊过一声:爸爸！甚至多年来没有再和祖宝说过哪怕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