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梁启超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数量可观，但对梁启超关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评论，从经济学方法论的层面进行专门探讨的，尚付阙如。

>> 梁启超的经济思想内容丰富。就促成原因和知识来源而言，除了日益紧迫的社会经济现实和快速传播的外国理论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回顾反思，也是不可忽视的方面。

>> 梁启超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著述主要有：《〈史记·货殖列传〉今义》《王荆公》《管子传》《论中国财政学不发达之原因及古代财政学说之一斑》《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

>> 从时间跨度看，这些著述前后相差25年，占据了梁启超思想形成和转变的主要阶段。从研究内容看，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重点在先秦，尤其是《管子》一书，对后来的史料也有顾及。从写作特点看，梁启超运用了逐段按语、人物评述、专题分析、断代史论等多种方法。以下对这些著述作一概述。

>> 在《墨子学案》中，梁启超归纳了墨子经济思想的七个法则：第一，“以自苦为极”，“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墨子以为人类之欲望，当以维持生命所必需之最低限度为标准……若超过这限度，就叫做奢侈，墨子以为凡奢侈的人，便是侵害别人的生存权”(12)。第二，“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弗为”，“墨子以为，生产一种物事，是要费资本劳力的，那么，就要问：费去的资本劳力能够增加多少效用？所费去的和所增得的比较，能否相抵而有余？”(13)第三，“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利则不生”，“墨子这种经济思想，自然是以劳力为本位，所以‘劳作神圣’为墨子唯一的信条”。第四，“各从事其所能”，人类要维持自己的生命，各人都要有“分事”，“就是各人自己分内的职业，墨子于是感觉有分劳的必要”。第五，“以时生财，财不足则反之时”(14)。这是对劳动时间的珍视。第六，“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墨子的人口论，和玛尔梭士的人口论，正相反。玛尔梭士愁的是人多，墨子愁的是人少，人少确是当时的同患”，“虽然见解有些幼稚，但在当日也算救时良药了”。第七，“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15)。不难看出，梁启超对墨子经济思想的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步拓展和不断深化的过程，因而引起了当时经济学界的注意(16)。

>> 管子传》写于1909年。虽然早于《墨子学案》和《先秦政治思想史》，但是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研究中着墨最多的，产生的理论影响也最大，所以放在最后着重介绍。《管子传》共13章，其中第11章“管子之经济政策”分6节，分别为：①国民经济之观念；②奖励生产之政策；③均节消费之政策；④调剂分配之政策；⑤财政策；⑥国际经济政策。

>> 关于《管子》经济思想的价值，梁启超说：“管子为大理财家，后世计臣多宗之。虽然，管子之理财，其所注全力以经营者，不在国家财政也，而在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发达，斯国家财政随之。管子之所务在于是，故有以桑弘羊、孔仅、刘晏比管子者，非知管子者也。”(23)他进一步指出：“经济学之成为专门科学，自近代始也。前此非独吾国无之，即泰西亦无之。

>> 从这种观点出发，梁启超对国家的经济职能进行了肯定，在他看来，“夫人生而有自利之心，有自利之心，则自能龟勉以从事生产，以养其欲而给其求。然则有国家者，似宜听民之自为，而无取諰諰然代大匠斫。此说也，实斯密氏一派所张皇以号于众者也。而管子则不谓尔，其言曰：‘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

>> 他进一步指出：“管子之意，以为政治经济上种种弊害，皆起于贫富之不齐。而此致弊之本不除，则虽日日奖励生产，广积货币，徒以供豪强兼并之凭借，而民且滋病。此事也，吾国秦汉时尝深患之，泰西古代希腊罗马时尝深患之，而今世欧美各国所谓社会问题者，尤为万国共同膏肓不治之疾。而所以药之之法，在我国儒家言，其主复井田。孔子、孟子、荀子所倡，与夫汉唐以来之均田口分田限民名田等政策皆是也。在泰西社会主义学派，则主土地国有。其尤甚者，主一切财产皆归国有。其意亦与吾国之井田略相近。虽然，‘私有权’之为物，随世界文明之进化而起，相沿既久，而欲骤废之，其不能见诸实行，不待智者而决也。若管子均贫富之政策，则举有异于是。”(26)由此可见，梁启超对《管子》经济政策思想的阐述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是重视国家的作用，其二是关注分配对生产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这两个特点折射出当时历史和理论的特征，也为我们进一步分析梁启超本人的经济思想提供了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