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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法源寺》中讲述了一个佛的故事。
明朝末年，张献忠屠戮民众，所过之处几乎没有任何生还者。
有一天破山和尚见到张献忠的部下李定国，为民请命要求别再屠城。
李定国叫人堆出羊肉、猪肉、狗肉，对破山说，你和尚吃这些，我就封刀。
破山说，老僧为百万生灵，何惜如来一戒！就立刻吃给他看。
最后李定国只好封刀。
到底什么是佛呢？
大部分人理解的佛就是建大寺庙、塑大佛像，吃斋拜佛、念经打坐，办各种佛事法会，祈求顿悟涅槃。
其实佛法的神髓，到这里只走了一半，还要走下一半，即回向人世。
就是像破山和尚那样入世，舍弃各种执念，为众生开如来戒！
《北京法源寺》聚焦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法源寺，在这里三位猛人演绎了截然不同的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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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正月初二，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人来到了这里。他浓重口音的官话，使人一听就知他是广东人。他就是第一猛人康有为。
康有为从法源寺出发，将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为辅佐皇帝、改良政府，并一生坚持不懈，他自称:“吾学三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
康有为从法源寺返回广州开设万木草堂，招收学生开设新学教授数学、体育、科学。
1895年回到北京参加进士考试，号召1300多名参试举人发动“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反对签订《马关条约》。
1898年，仿效日本明治维新，辅佐光绪开始戊戌变法。结局大家都知道了，一百日后，袁世凯告密反水，傀儡帝光绪被囚禁，大姨妈慈禧重掌权，康有为出走日本。
40年后，康有为又回到了法源寺，见到了旧时故人，他仍坚信自己的改良政策才是正确的，认为革命只会使得千万人头落地、人民流血涂炭、代价万分惨痛。
康有为的人生策略就是“定位”，相信世界上有一个最适合自己、最正确的人生目标，
然后就像佛家的出世一样，执着、努力、终其一生，
即使错了，也会在错误的轨道、向着错误的方向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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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公车上书事件后，法源寺迎来了第二位猛人，他就是湖南浏阳人谭嗣同。
谭嗣同可是典型官二代，他的父亲是当时的正部级高官湖北巡抚。
谭嗣同的人生同样开了挂，19岁离家行走江湖，足迹遍布新疆等20省市，与传奇镖师大刀王五结拜，江湖人称谭三哥，31岁就候补江苏知府。
在法源寺，谭嗣同接触了梁启超后，为改良思想折服，开始追随康、梁走上变法之路。
谭嗣同的泛汉族思想还是很具前瞻性的，汉族并不只是中原的人士，还包括东夷、荆吴、百越、东胡、肃慎、匈奴、突厥、蒙古、氐羌、吐蕃、苗瑶等，当然也有满族，因此侠客王五所谓的反清复明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只要光绪愿意改良、就是好皇帝，就能为广大人民带来好处。
与康有为不同的是，面对变法失败，谭嗣同拒绝逃亡，他安排好一切身后事，坐在浏阳会馆打开大门迎接前来抓捕的清兵，高诵“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慷慨就义。
谭嗣同的人生策略就是“遇见”，行走江湖，遇见自己喜欢的目标就去追随。
他的一生执着于出世的执念，心中的改良目标被事实证明错了，那么我就用自己的一死去向世人宣告，改良已死，请你们暴力革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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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的法源寺，迎来了第三位猛人，操着更加浓重广东口音的新会人梁启超。
梁启超绝对是超级猛人一个，四岁起读四书、六岁读完五经、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考秀才、十七岁中举人（而他考上举人四年后，他的老师康有为才以三十岁的年纪考上举人）。
梁启超的人生策略就是不断“创造”，不相信任何现成的人生答案，享受“追寻的过程”。他说，“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梁启超公车上书时开始支持康有为的新学，与康有为共同创建了万木草堂。
百日维新时追随老师康有为，全面推动新政、改良清廷。
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倡导君主立宪、开明专制。
1912年回国组建民主党，支持民国政府，担任司法总长。
1916年辗转香港、越南到达广西，参与护国运动、反对军阀统治。
1917年从政治淡出，投身教育，担任清华大学董事教授。
除了政治上的成就，梁启超在史学、图书馆学、文学、书法方面也成就斐然：
他的《李鸿章传》位列四大传记之一，夹叙夹议将李鸿章与古今中外15位政治家比较，开一代传记之风；
他的《梁启超家书》与《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并列三大家书，信中语言风趣、性格和蔼、见识卓远，称自己的长女思顺为我的宝贝，自称其爱女之心世人皆知；
梁启超育有9个子女，个个有所成就，包括诗词研究专家梁思顺（长女）、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梁思忠、著名图书馆学家梁思庄、著名经济学家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
梁启超一生不断创造新的人生目标，同时不断地修炼、探索、奋斗。
梁启超说：“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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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当然有其局限性，一百多年前的康、梁、谭自有其时代的限制，谁也无法洞悉历史发展的方向，但在当时他们的救国思想都是石破天惊的新思想，即使今天大部分的我们仍自佩不如；
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后来人自然容易评判当时他们的救国思想正确与否；
但我们是否确信，目前我们看到的最终的历史就一定是最正确的选择？
但他们不同的人生策略则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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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过一个残疾青年的故事。
在英国伦敦，一位名叫斯尔曼的残疾青年，凭着坚强的毅力和信念，创造了一次又一次壮举：19岁时，他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21岁时，他登上了阿尔卑斯山；22岁时，他登上了乞力马扎罗山；28岁前，他登上了世界上所有著名的高山……
然而，就在他 28岁这年的秋天，却突然在寓所里自杀了。
功成名就的他，为什么会选择自杀呢？在他11岁时，他的父母在攀登乞力马扎罗山时不幸遭遇雪崩双双遇难。父母临行前，留给了年幼的斯尔曼一份遗嘱，希望他能像父母一样，一座接一座地登上世界著名的高山。
斯尔曼把父母的遗嘱作为人生奋斗的目标，当他全部实现这些目标的时候，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奈和绝望。当斯尔曼攀登了那些高山之后，突然感到无事可做了……
斯尔曼因失去人生的目标，而失去了人生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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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社会更是加速进化、充满了更多不确定性，我们比100多年前的康、梁、谭好不到哪里去，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快！
康有为采用“定位”策略，将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为辅佐清帝、改良救国，终其一生最后还在帮助张勋复辟；
谭嗣同采用“遇见”策略，遇见变法作为目标，一旦无法实现就要慷慨赴死！
而梁启超则采用“创造”策略，不固定人生目标，从变法到改良，从改良到革命，从革命到教育，生命不息、创造不止。
因此生命的意义，不仅在于不断实现人生的目标过程，更在于不断提升、创造人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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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法源寺》，是刚刚去世的李敖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这本小说是李敖1971年长达7年牢狱之灾时构思的，用康梁谭的口述说李敖的人生思考和人生哲学。
定位、遇见、创造，那么，你的人生策略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