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费尽力气从树上摘下一年，把它风干，准备泡茶用，然而一场雨，把故事全都冲走。一棵小草为不让我逝去的二十岁无处安放，急忙把心腾出。于是它的身体里出现一场浩劫。

从它开始衰老的面庞，我看见一些岁月。

2018年4月，我去了学校附近一个叫清流的小镇，当地正举办风筝节，游客并不多。走在乡野，总有蛙鸣从田间漫出来，这样真好，风筝和蝴蝶都有去向，一头啃草的牛反而如同插曲。卸掉学校里的事务，我坐在土丘边，看流水与柳絮。

六月中旬，我与故友去磁器口。与其他城市的古街类似，磁器口也遭受各种叫卖声的蚕食，剩少许掏耳朵的器具发出的清脆声，在青石板上空响。或许之后这声音也会不见，同它一齐消失的，还有坐在石阶上手持烟杆的老人。

七月，世界杯闭幕后，我去海洋馆实习。负责照看羊驼、貂、蜥蜴，以及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鱼。我经常看它们睡觉的样子：羊驼跪坐下来，头和脖子平放在地上，闭着眼，也许为了装酷，它嘴里通常叼一根干草；貂弯着身子，两只前爪叠在一起，露出肚子，尾巴肆意摆放，身体扭作一团，像熟睡的婴儿。有时心血来潮，我会趁它进食，拎着尾巴把它提起来，再摸摸它的肚子，它的身体很软，比黄昏和七月的风软。

八月，我回家参加兄长的婚礼。一家人都住进新房里，空间更宽阔，床也更大，只是与兄长躺在一张床上聊天的机会似乎更少，我竟有点怀念旧居窗口那抹桂花香，不过，我也会祝福搬入新家的栀子。

十月份，一个女生忽地闯入我的生活，她腾出一个手掌，把我身上还有火星的灰烬接住。而我，把本就不多的归属感交予。我们从清晨聊到深夜，直到被黑暗吞没。

十二月，我和朋友去了北京。游长城时风正凛冽，这种料峭是最好的打磨，能把人的怠惰一寸寸耗光，难怪前人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在南六楼，我看见几只猫，黑色、白色、黄色、杂色都有，在这荒山野岭见到活物不可说不是一种惊喜，我朝黄色的那只猫走去，见它没有躲开，我伸出手轻轻地摸它的背，它并不怕生，只是对人没有兴趣，不作任何回应。

之后我们去了天津，到天津之眼下面，有两个浓妆艳抹的小丑朝我们走来，他们似乎是哑巴，用手比划出拍照的动作，然后主动把一只手搭在朋友的肩上，另一只手比出剪刀状，嘴角的幅度扬得很大，我把手机拿出，为他们拍照。我示意拍照结束后，他们其中一个人伸出两根指头，我正疑惑，那人亮出胸前的收款码，意欲收取合影费20元，我素来不喜欢这种先斩后奏乱收费的，何况实质照片都没有，我们说没钱，转身离开。没走远，我听见那两个小丑交谈的声音，原来不是哑巴，他们和头上摩天轮一样，不怀好意地把日子一天天挨。

2019年1月，奶奶摔骨折，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家。到奶奶跟前，守在一旁的二婶指着我问奶奶是否认识我，奶奶转过头看我，眼神爬满浑浊，摇摇头，对二婶说：“不认识，他是谁？”我看见，地上的灰尘掉泪了。

1月23日晚11时24分，天空飘着细丝，我在的士上，接到母亲的电话，她告诉我：奶奶走了。我第一次觉得，回家的十分钟如一个世纪漫长。

过些日子，我们将奶奶葬进一方矮矮的坟墓，紧挨阔别九年的爷爷。

一月底，思绪稍平静，同父母还有一众亲戚去了都江堰。在鱼嘴，岷江被分隔成两种人生：或急流直下、一泻千里；或平平静静、岁月无波。不远处，一棵小草在若有若无的风里，怔了好久。

2019年2月，迎新纳岁。腊月二十八日晚，父亲要出一趟门，指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嘱咐我明早将茶几上的对联贴在门外。第二天我醒来，洗漱完下楼，发现父亲已经回来了。我看了看墙上的挂钟，11：20，早饭倒也省了，倒一杯温水，我窝在沙发里，看阳光从窗缝钻进来，照在绿萝上，微风拂过，它们都笑得颤动。

很快，春节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结束了，只是，楼梯转角的那株金钱树和奶奶一样，都没熬过这个冬天。

有人说：人生大概就是不断地拾起，而后放下，最终小心翼翼地把每段过往封存于心，偶尔思绪流浪，翻箱倒柜把这些叫成长的东西找出来品一品，再整理好行囊继续前进。

此刻，我坐在床上，不知21岁应何去何从，烦躁像发情的猫，不停在闹。突然想起柴静在《看见》里写：湖在脚下，乳白色清凉的雾里全是青草的味。没有人，听很久，茂密的草丛深处才听到水声。水无所起止，只知流淌，但总得流淌。山高月小，它要滴落，乱石穿空，它要拍岸，遇上高山峡谷，自成江河湖海。

忽而释然，下床穿好球鞋，捎上足球，我出门直奔球场。

球场边，我看见一棵小草在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