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从业五十年的人类学家，原始文化、野蛮人类、遥远而陌生的异域探险，始终像一块块磁石吸引着我，让我心驰神往、无限迷恋。只是我身不逢时，在原始部落的研究中，留给我去开拓的知识领域所剩无几。两百年来，非洲大陆的热带丛林、西太平洋的群岛、北极洲的苔原、大洋洲的北领地，人类学家的脚印踏遍了世界各个偏僻角落的土著地区，土著人也在不断被现代文明污染，消逝在浩瀚的历史星空中。年轻时，我曾随同老师重访几个人类学研究中经典的原始部落，那里的土著人早已抛弃了部落式的采集生活，穿起了现代人的服饰，学会了外来者的语言。在那个时代，人类学家仍然把原始部落的“他者”研究奉为学科圭臬，仍未将目光投向我们现代人自身的日常生活。当遥远的“他者”成为了我们，人类学像燃烧过后的柴堆，失去耀灼的生命力。包括我的老师在内，许多人类学家都开始对土著人的研究灰心丧气，转而开拓学科研究的新领域。然而，我始终坚信着，在世界某个人类从未涉足的角落，一定仍有一块研究的处女地，那里生活着与世隔绝、孤独生活的原始人。他们不同于任何一个已知的土著群体，不论是语言、神话、仪式，还是外貌身形。而我同时相信，这样一个群体只可能生活在神秘的深海之中。只有那里，现代技术与文明还无法企及，人类还知之甚少。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乘坐科考队的潜水艇，到世界各个大洋的边远深处，企图寻找到海洋水著人的蛛丝马迹。几十年来，寻找他们成了我秘而不宣的使命。

从风华正茂到老态龙钟，我几乎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这项事业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间的覆没始终没能换来研究的突破。我从未怀疑过海洋水著人的存在，只是担心自己今生没有亲眼见证的机会。年迈的身体已经无法顺遂我的探索之心，衰弱的体力不再允许我出海深潜，我这把钝锈的老斧决定最后挥舞一次，乘坐潜水艇到深海里最后寻找一次原始水著，如若失败，从此便将一生的希望封存。那天，我像往常一样，站在潜水艇的玻璃窗边，漫无目的地望向远处，大小的鱼群在珊瑚与石缝间穿梭，海水在一片深暗中泛着蓝光。我睁大了双眼，想要把这里的每一幕深深地铭刻在脑海中，作为记忆的宝藏，陪伴我走过所剩无几的余生。像是一块巨石猛然间投入波澜不惊的江流里，远处的鱼群后有一个白色人影突然出现在我的视野中，若隐若现，似在追赶前方的鱼群。说他是人，那是因为他的双腿双臂清晰可辨，但他分明又不是人，背部有一对鱼鳍类的东西，上下摆动，使他得以像鱼一样畅游无阻，犹如飞鸟驰骋天空。我赶忙通知科考队人员，让他们将潜水艇的速度降下，悄悄跟随其后。离他近了一些，我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他的身形。他有着光滑的皮肤，全身雪白，长十余米，像是有鳍的人鱼，但没有童话故事中所说的人鱼尾巴。他没有头发，但面部构造分明与人类无异，双眼炯炯有神，有着高挺的鼻梁和鲜艳的红唇。跟随着他，我们靠近了海底的一处洞穴，那里聚集了许多同他一样的人鱼，在洞穴内外进进出出，忙碌而有序。我们看着他收起摆动的双鳍，将浮游在水中的身体竖直过来，用双腿行走，进入到洞穴里去。一生中，我从未像那一刻紧张且兴奋，我意识到，自己正身处改变人类认知的历史时刻，而自己一生的志业也将实现。

那天，潜水艇里弥漫着一股躁动的气息，人们内心洋溢着欢欣与雀跃，却又因为难以置信，不敢轻易将这激动之情表露出来，大家屏息望向窗外，生怕发出大的声响，惊扰到外面的世界。就像天文学家为太空中的星体命名，在生物学与人类学中，第一位发现者有权为新发现的物种命名。毋庸置疑，我作为第一位发现者，拥有为他们命名的权利。我决定将这一族群称为东不楞登人，这个词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或象征意义，它只是在当时突然闪现在我的脑海中，就像这一族群突然出现在眼前一样。一切都是偶然，一切都无深刻的意义。一直以来，我对人类总是刻意寻找意义深表怀疑，许多事情本就没有意义，他们却要苦苦追寻，甚至生搬硬造。因此，在命名的问题上，我也绝不愿落入价值与意义的俗套。

达尔文进化论认为人类由简单的类人猿物种一步步演化为高级物种，这样的生物起源理论几百年来一直饱受争议。唯物主义者与社会革命家对其推崇备至，并视其为行动的理论基础，宗教人士则从未停止过对进化论的质疑与鞭挞。东不楞登人是生活在海底的水著人，他们的出现或许可以为科学界提供另一种生物起源的理论解释，那就是人类起源于海洋。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最早的生命来自海底的淤泥，人类由海生动物进化为陆生动物。在漫长的岁月里，那富含营养和矿物质的泥土孕育了第一个单细胞，随后单细胞向多细胞生物裂变，形成最早的带鳍人鱼。之后，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海洋生态环境发生剧变，大量人鱼登陆上岸，成为海陆两栖的物种，而一对鳍也因为失去实际的功能效用逐渐退化、消失。另有一些适应力强的人鱼则留在海洋中继续生活繁衍，直至今日。当然，这也仅是一种可能性的猜测，我不是生物学家，又缺乏化石类的客观证据，不能在这条假设的道路上偏行过久，而应回归到文化研究的本职工作。

潜水艇装载了充足的物资，可供研究人员在水底停留一个月的时间。研究人员每天可以在潜水衣和氧气瓶的帮助下，深入到东不楞登人居住点调研。最开始见到我们时，东不楞登人好奇地围绕在周边，相互间用一种我们听不懂的语言交谈。在知道我们并不会构成威胁后，他们相继散去，或许是将我们当作了海底世界中某个未曾见过的新物种。毕竟，海洋宽广无边、无奇不有，他们不会对新鲜事物感到讶异，因为新事物本身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同时，我们将潜水艇中的各类罐头作为礼物赠给了东不楞登人，作为一种交换，他们允许我们在洞穴附近自由穿梭，包容我们的近距离观察。我们与东不楞登人分属不同族群，但彼此间得以和谐共处、友爱互信。在这批研究人员中，除了我这个人类学家，还有一位语言学家专注于物种文化的研究。我们都相信，物种的互动行为中隐藏着某种可以被认知的规律，只不过他针对的是人类族群的语言规律，而我则针对人类的制度与文化规律，包括经济制度、亲属制度与宗教信仰。这是一位天资聪颖的语言学家，他能够通过一些交往互动的细微末节，理解他者文化中的语言意涵。在研究开始后没多久，他就熟练掌握了东不楞登人的语言体系，承担了大部分的翻译工作。我们各有专攻，同时相互合作。我的制度文化研究帮助他理解东不楞登人交流时的词汇意思，他的语言研究则允许我最大程度摆脱作为他者的缺陷，能够真正了解东不楞登人的认知与理解方式。

最开始的研究进展顺利，我凭借数十年的田野调查与民族志书写经验，很快便勾勒出东不楞登人的日常生活轨迹，并获悉他们的经济制度、亲属制度与宗教信仰。东不楞登人以捕鱼业为生，各式鱼类是他们每日的基本食物。氏族是东不楞登人的基本社会组织形态，他们以氏族为单位聚居在洞内，所有财产在氏族组织内共同分配。同时，东不楞登人的社会组织建立在母系血缘关系上，男性负责外出捕鱼，女性则留在洞内看守，妇女广受尊敬，在食物分配上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宗教信仰方面，东不楞登人崇拜石头。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生于洞穴、长于洞穴，石头似乎是他们心中的万物之源，我常常看到东不楞登人对着一块普通的石头顶礼膜拜。每一次外出捕鱼前，东不楞登人都要找来一块石头，手握着它，将它从额头滚动到双脚，并且口中念念有词，好像正在从石头中汲取灵气与力量。东不楞登人也会在进食前，将食物摆在洞穴外的一块巨石前，邀请石灵先来享用。这些文化习俗与制度规范与陆生土著有诸多相似之处，理解这个群体行为与符号的象征意义并非难事，唯独有一项堆沙的活动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并一直困扰着我。

海底的白天与黑夜界限模糊，东不楞登人虽以二十四小时作为一日的尺度，却有十四小时处于睡梦中，只有十小时在洞穴外活动。在这十小时中，真正的生产活动——捕鱼只占四个小时，另外六个小时中，东不楞登人只是静静地坐在洞穴外堆沙。与其说是堆沙，不如说是堆泥，因为在这片深海底，沙子和海水早已融为一体，成为泥土的形式。不论男女或老幼，结束四个小时的捕鱼后，每个人都专注于自己眼前的泥堆。他们先从海底挖出一团泥巴，然后堆在面前的地上，两手自下而上轻揉泥土，形成一个下宽上尖的圆锥形泥土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堆沙活动的结束。东不楞登人紧接着将泥土堆尖顶朝下、宽顶朝上地倒立在地上，然后松开双手。因为下窄上宽、重心不稳，泥土堆立刻倒向一旁，像是一块掉落的玻璃，泥土碎落一地。之后，他们又继续重复最开始的动作，堆沙、倒立。六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坐在原地，重复着一件看似无用之事。脸上没有丝毫的不悦或厌恶，反而呈现出令人感动的平静与温和。看的出来，他们都深深地沉浸其中。我同那位语言学家在一旁观察了许久，都没能理解这行为的意涵。

如果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东不楞登人无疑毫无经济头脑，这也恰恰印证了某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原始经济活动是非理性和无序的。捕鱼是东不楞登人最基本的经济活动，他们的食物来源与礼物交换都来不开捕鱼活动。然而，每天十小时的活动时间里，东不楞登人只将小部分时间用于劳作性的捕鱼，大部分时间却都荒废在与获取生活资料无关的堆沙活动中。这种时间分配之荒诞，就如同陆地上一些懒惰的农民，在收获的季节里，每日只用小部分时间收割庄稼，却用大部分时间打牌唠嗑。除此外，他们显然不懂得成本与收益的计算。每日，他们都因为堆沙，损失掉了六小时内可能捕获的群鱼。不仅如此，他们的圆锥形沙丘从来不曾真正堆起，总是因为倒置而坍塌。从成本与收益来看，他们付出了宝贵的时间成本与潜在的机会成本，最终却是一无所获，既没有增长财富，也没能获得有形之物。若用现代人的标准来评判，东不楞登人无疑是一个傻不愣登的族群。语言学家显然曾接受过经济学知识领域的训练，他最开始便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但他又是谨慎之人，不愿轻易对他者做出负面的评价，以防有损自己公正客观的声名，因此颇为委婉地说：“或许他们通过堆沙的方式修炼捕鱼所需的专注力，为第二天更高效的捕鱼活动做精神上的准备。堆沙的六小时看似毫无价值，实际却无时无刻不在为次日的四小时捕鱼服务。”

虽说如此，我依然不愿像经济学者那般傲慢，全然从经济理性的视角评判东不楞登人的堆沙活动，也不愿像语言学家那般自欺欺人，主观臆想堆沙与捕鱼的联系。许多时候，我们现代人陷入功利性的思维方式中，将事物的价值等同于它的经济价值，否定一切无经济价值事物的存在价值。在对堆沙活动意义的思考中，人们也极易犯相同的错误，仅仅依据功利的标准思考堆沙的价值。然而，堆沙不具有经济价值，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价值。依我看来，堆沙的行为可能有着某种宗教的象征意义。沙子可以由石头磨碎而成，两者间具有相近的化学成分，东不楞登人崇拜石头，或许便将沙子作为缩小版的石头来崇拜。他们赋予了沙子以神性，在堆沙的过程中实现人神相交。或者，东不楞登人用堆沙的方式表达信仰的虔诚、祈求神明的护佑，如同南传佛教中的堆沙仪式。因此，堆沙虽然没有任何经济价值，却有着不易被常人所捕捉的宗教价值。

为了验证哪种猜想正确，在东不楞登人结束堆沙、进入洞穴前，我和语言学家拦住了一位年轻人。语言学家负责沟通，他首先问年轻人：“堆沙是不是和捕鱼相关？”年轻人摇了摇头。实际上，我并没有听懂语言学家对东不楞登人说的话，只是看到语言学家在年轻人摇头后，流露出沮丧的神情，便猜测到语言学家提问的内容。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结果，因此毫不惊奇。于是，我请语言学家再次询问年轻人：“堆沙是不是因为沙子是神？”年轻人疑惑地看向我们，我猜想他或许是因为不理解“神”的意涵，便让语言学家补充了一句：“就像石头那样？”这次，他似乎理解了我们的意思，但依然摇头否认。这让我陷入困惑之中，堆沙既不为了经济的利益，也不为了宗教的目的，那么究竟是为了什么？语言学家与我有着相同的疑惑，他似乎了解我的心意，紧接着便将这个问题说了出来。然而，年轻人的回答更令我们不解，他说：“因为堆沙是美的，我们喜欢堆沙。堆沙是我们生来就肩负的使命，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原因。”我不是东不楞登人，也不曾堆过沙，实在难以感同身受、体会堆沙的美，也无法理解美对东不楞登人的价值。在我看来，堆沙的过程漫长而枯燥、机械而无益，怎样也无法称得上是美，也无法让人产生愉悦的享受之感。这一次，我和语言学家站在了同一阵线，都认为东不楞登人有着不同于现代人的大脑结构。他们的神经元具有一种奇特的兴奋传导方式，能够把丑的看成美的，把无趣当作有趣。

虽说我并不十分赞同用经济价值来取代价值，但对于原始落后的东不楞登人而言，勤勉劳作、积累财富或许才是他们族群壮大、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既是如此，东不楞登人的确需要对时间进行重新分配，减少或取消无实际价值的堆沙活动，增加生产性的捕鱼活动。他们可以凭借位居深海的地理优势，捕获浅海中少见的深海鱼，与陆地上的现代人进行商品交换，解决深海中物资匮乏的困境。物质的富足将为东不楞登人带来精神的丰盈，他们的文化也将获得飞跃式的发展。让任何一个理性的现代人来做抉择，他们都会建议东不楞登人改堆沙为捕鱼，因为毋庸置疑，这是一条前景光明的道路，不论对个体或是整个族群。出于对原始水著人的关爱与帮扶心理，我们开始鼓励东不楞登人每日减少一小时堆沙，增加捕鱼的时间和总量。并且，我们联系陆地方面，让守在那里的人们派来更多的潜水艇，将多捕获的深海鱼运送上岸。交易过后，潜水艇返航，为东不楞登人带来深海中匮乏的物资，包括蔬菜、阳光和鲜花罐头，这些都大大改善了东不楞登人的生活环境。陆地上对深海鱼的需求越发旺盛，五小时的捕鱼时间显然已经无法满足陆地市场的需求。这一次，我们没有给出任何建议，东不楞登人自己选择了减少堆沙时间，增加捕鱼时间。在一次又一次的时间变更中，东不楞登人用于堆沙的时间越来越少。直到最后，他们不再堆沙，将全部的精力投入更有价值的捕鱼事业中，并且对这些变化浑然不觉。

看到东不楞登人忙碌而充实、愉悦而富足的生活，我的内心也充满了希望。因为，在人生的最后一段路途上，我不仅实现了一生的梦想，还为一个边缘化的落后族群带来了真实的改变。我逐渐意识到，人类学家不仅是一个观察者，他也可以是一个行动者。然而，这样的欢乐曲调并没有持续太久。东不楞登人靠捕鱼与交换改善了生活的境况，他们自己却开始变得焦躁不安。曾经灵动的双眼失去光泽，透出痴呆者的木楞；曾经温润的面庞成为枯木槁灰，让人看不到一丝生机。我惊讶于他们的变化，却苦恼于无力相助，甚至不知道一切的根源在哪里。奇怪的是，东不楞登人并未觉察到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改变，尽管他们的行动越来越迟缓，他们的捕鱼数量越来越少。有一天，一个东不楞登人死在了去捕鱼的路上。他的一对鳍突然耸拉下来，两只眼睛猛然睁大。像是一条翻着白肚死去的鱼，他脸朝上仰躺着，浮游于无垠的深海中，最终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不见。

这样的突然离去像瘟疫一般，在东不楞登人间蔓延开来。那些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东不楞登人接二连三地被莫名死亡，既无征兆也无事由。直到最后，曾经的热闹被冷清掩埋，一个刚被发现不久的族群就这样覆没在历史的深海里。挽救无效后，科考队一行人回到了陆地，回归到正常生活的轨道。东不楞登人的灭绝却成了我永远的伤痛，也成了我心中永远解不开的疑团。回到陆地后，我开始将所见所闻写下，用民族志的形式记录一个消逝的族群。记忆像一杯古树茶，在时间里慢慢舒展，供我细细追索与回味。不知为何，那个年轻人的话语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堆沙是我们生来就肩负的使命，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原因。”我不免猜疑，东不楞登人的消亡与他们不再堆沙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只是今时今日，我再也无法向他们求证了。

这是一本介绍东不楞登人经济、文化与制度的民族志，却也成了一部东不楞登人消亡史。我在写这本书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让读者对东不楞登人的了解超出理性的知识范畴，能够对这个已经覆灭的部落族群有更感性的认知，甚至对他们的消亡心生悲悯？这也是我写这篇后记的原因，将“我”纳入到故事的叙述当中，让“我”从文字背后跳至幕前。我是一位观察者，却也是一位亲历者。作为本书的作者，尽管我希望扮演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角色，我也需要将自己的困惑、迷惘与感伤诚实地展露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去做分析和评判。如果读者能够或多或少理解我这样的意图，也算是实现了这篇冗长后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