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简文帝写道：“建平督邮道，鱼复永安宫。若秦巴渝曲，时当君思中。巫山七百里，巴水三回曲。笛声下复高，猿啼断还续。一提到“桥都”、“雾都”、“渝都”、“山城”、“巴渝”你会联想到那座城市？自然会是重庆，这次国庆放假，笔者也跟随“旅行大军”凑了个热闹，进行了一次“桥都之行”。在谈及到重庆和四川的关系时，虽千丝万缕、众说纷纭，但是笔者更愿意接受“川渝本是一家”的说法。
首先，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历史（注意：这里仅是从历史时间维度来分析），巫山县（现为重庆直辖市）根据考古发现，重庆的文化历史可以追溯到200多万年前，1986年我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重庆自然博物馆等单位在重庆举行新闻发布会，向世界公布在今重庆巫山县大庙龙骨坡发现了古人类化石——“巫山人”化石。又经中国科学院古地磁测定，后经过国外科学家用最先进的电子自旋共振法测定，确定其年代为距今200~204万年，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东方人的文明开始发芽。再来则是重庆地区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广为分布的“铜梁文化”，铜梁遗址于1976年发现，1981年中国科学院提出命名，该遗址出土了3000多件的石制品，经C14鉴定距今25000年左右，是涪江、沱江流域晚期石器文化的代表，于重庆的九龙坡区的桃花溪、大渡口的马王场、巴县广阳乡新屋村、合川市铜溪桥村、合川小河乡小河村、江津市城区江巴滩、奉节县鱼腹浦等地都发现了许多晚期遗址。（注：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重庆的地铁站台会以“铜梁命名”了）
到新石器时代，已有较稠密的原始村落，分别居住着夷、濮、苴等八个民族，重庆的文明便由此生根发芽了。
巴楚之战以后，巴人退却到阆中一带，于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更元九年），经司马错和张仪“攻韩伐蜀”论战之后，惠王取“伐蜀”之策后，灭巴，屯兵江州，筑江州城，城址是今天的渝中区长江、嘉陵江汇合处，是为史载重庆建城之始，为小城（也称为南城）。蜀汉时期，江州城得到蜀都护李严的扩建，其所筑的的大城约在今观音岩至上清寺一带，称为大城(或称为北城)。两汉时，江州城扩展到嘉陵江北岸，称北府城。公元263年蜀亡后，魏分益州为益、梁两州，巴郡属梁州管辖。西晋末年，巴郡战乱，最后为李雄所据，在成都称帝，改国号为成。随即派兵东下，攻占巴郡和巴东郡，设立荆州，下辖巴郡、巴东郡和建平郡三个郡，以巴郡江州城为州所,重庆由郡升为州便由此开始了。
北朝周明帝时期（公元561年），将江州县和垫江县合并，改称巴县，治所在今重庆渝中区下半城，同年，又将涪陵县并入巴县，且“巴县”这一地名由此出名并沿用至今。于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实行州、县两级制，废了巴郡、七门郡和涪陵郡。因嘉陵江古时称渝水，重庆又位于嘉陵江、长江交汇处，遂改楚州为渝州，州治为巴县治。渝州所辖范围为巴县（原巴郡）、江阳（今大渡口区冬笋坝）和涪陵三县，地域大大缩小。这是今日仍流行的重庆称谓“渝州”的时期出现。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又改回渝州为巴郡。唐高祖时，复改巴郡为渝州，含巴县、江津、南坪、璧山等县，终唐之世始终未再变渝州之名，只就渝州归属和辖区作了几次局部调整、增改。渝州之称沿用至北宋晚期，时近六百年之久，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之本来渝州一直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所以，千百年来人们通常把重庆简称为“渝”或“渝州”，现仍有“渝都”之称。称该地区的文化为“巴渝文化”。后因宋国子博士赵谂被告有谋反之意，北宋则将“渝州”的“渝”字改为有恭顺之意 的“恭州”。
但是，“重庆”二字的真正得名是在于南宋的宋孝宗。
于宋孝宗淳熙16年正月，封其第三子惇于恭州为“恭王”。又于同年的二月，孝宗禅位于恭王，是为宋光宗。按照宋王朝潜藩升府的惯例，于当年八月升其藩封之地恭州为重庆府，因惇先封于恭州，后即帝位，是为“双重喜庆”，恭州故曰“重庆”。这就是“重庆”二字的由来。此后，尽管重庆地区的辖境范围有所伸缩，但是其地名再无更易，于今已有八百多年了。近代，于1954年划入四川，后因国家经济发展需要，1974计划列单，1997年再次成为直辖市延至今日。
第一次去重庆，那一年我是四岁，对于重庆残缺的印象就是“小萝卜头”、解放碑、红岩、老虎凳、屠杀，白天听了爷爷奶奶和我讲关于国民党集中营故事，夜里住宿在渣滓洞附近的旅店呆得那几晚，愣是害怕地睡不着、蜷在爷爷怀里。再谈重庆，这次我是我第二次去重庆。现在能记事的我，对重庆的评价是“火热的历史温度”，无论历史或者文化底蕴，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旅游的城市。个人猜测当地的政府可能和李劼人先生一样，担心后世的子孙安于现世，而忘记居安思危，一个选择用地名来承载历史遗迹，一个以文记事。
说到这儿，大多数人都会想起重庆著名的景点之一“人民解放纪念碑”（简称“解放碑”），顾名思义就能感知到它的厚重的历史意义和它承载的精神价值。解放碑于1940年3月由国民政府兴建，1947年8月竣工；位于重庆市渝中区商业区中心部位，民族路、民权路、邹容路交汇之处；丈七尺七高，占地2.24万平方米，象征着“七七抗战”，是重庆市标志性建筑之一，同时是全国唯一一座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胜利的国家纪念碑。我是从民权路方向走向解放碑的，它周围的陈设和17年前残缺的记忆完全不同，高楼林起、四横八街、川流不息、华灯璀璨，四方的财源都向它涌进；来来往往的游客都一一与它合影留念，和成都的春熙路一样热闹。但是，令我印象深刻的不是与解放碑的相望的那座“纽约·纽约”，也不是重庆世贸大厦，更不是立在一旁的“重庆环球金融中心WFC”。而是除了这些灯红酒绿和金钱的流水往来，当人们看到民权路、民族路、解放碑这些地标时，中国过去的历史在我们心里还剩下些什么？也许是儿时的恐惧感依然深刻，才会有这样的感慨。
走过解放碑，我朝“国泰艺术中心”方向走去，遇见一个年过七旬的老奶奶手里拖着插着国旗、装着重庆地图的盒子，正值清风徐来，问我：“小妹，要买国旗不？”，我看了奶奶花了1块5买了一面国旗，真心的希望“愿现世太平，祖国母亲长安”。
下一站，“国泰艺术中心”（即重庆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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