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一切特立独行，都是因为内心强大

1913年11月7日，加缪出生在一个很平凡的家庭里，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祖父是农民，偶尔打打铁，大字认不得几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加缪的父亲，是地酒窖管理员，拿着微薄的薪水养家糊口，母亲是家庭主妇，专业带娃，照顾丈夫。加缪出生后不久，战争就爆发了，硝烟越来越近，加缪的父亲应征入伍，满怀激情地奔赴战场，希冀建功立业。不幸的是，战争很快就要了他的命，加缪还不到一岁，就成了战争孤儿。所以，加缪对父亲，是没有记忆的，他对父亲的全部印象，都来自母亲。丈夫死后，这个可怜的女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无依无靠，只能投奔娘家。可娘家也不富，生活同样很艰难。于是，为了生活，加缪的母亲只能出去打工，将两个孩子交给外婆照顾，可外婆脾气粗暴，对孩子严厉冷酷。因此，伴着加缪长大的，就是外婆的鞭子。

从童年起，加缪就习惯了与贫穷为伴。他家是真的穷，家里不要说有什么书可读，就连写作业的桌子都没有，只能在餐桌上写作业，头上吊着油灯，写完塞进书包，有时候会发现作业本沾着油污，触目惊心。他喜欢阳光，喜欢大海，这两样东西带给他幸福，使得他能从贫穷里抽出目光，去审视世界。一个人出生在何时，出生在何地，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问题，命运只会给一个结局。

加缪身体不好，上学后，剧烈的游戏和运动，他从不参加。但他学习认真，成绩名列前茅。因为穷，哥哥辍学打工，补贴家用，就连加缪，也难逃此命，按照外祖母的说法，在她家里，人人都得干活，加缪也不会例外。最后，在老师和加缪母亲的劝解下，加缪才得以继续上学。很小的时候，加缪就想成为一个作家，但是上中学后，他还是朝着当一个小学老师去努力，因为这是一个出生卑微的孩子最好的出路。他努力学当老师，也从未放弃心中的梦想，不幸的是，他竟然患了肺结核，咳着咳着就吐血了。那时候，加缪才17岁，却厄运加身！他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感到迷茫，如果病不好，将来做什么？加缪不知道。让他感到绝望的是，病不仅没有好，反而严重了，医生甚至婉转地宣告了他的死刑。对于医生的判断，加缪一点都不怀疑，他不想死。却毫无办法，唯一能做的，就是配合疗养。

为了让他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家人把加缪送到了姨父家里，因为姨父是屠夫，家里比较有钱。正是这段时间，加缪大量阅读，并进行深度思考。姨父是一个爱书的人，但他也觉得，写书是没前途的，所以他告诉加缪，不如当屠夫！“我用一星期的时间教会你肉铺的活，这样你就可以赚到很多钱，然后随意去写东西。”加缪不愿意。他有自己的路要走，尽管现在还不是很清晰。身体渐渐康复之后，他留了一级，继续上学。

在学校里，加缪很讲究，他穿着白衬衫，穿着白袜子，带着宽边的毡帽，举止优雅，自如，时不时嘲讽一下世界，是一个矛盾体，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吸引了很多女生。他的眼神明亮清澈，有时带着嘲讽，还有时候，他是忧伤的，但他总能诙谐谈笑，让与他相处的人感到舒服。他喜欢读书，纪德就是他的文学偶像。他喜欢去街头巷尾听别人谈话，了解他们的生活，再把他听来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讲着讲着，他决定了，一定要当一名作家。于是，他开始写，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写自己的故事，写自己的感受，这是成为作家必不可少的一步，就是一定要热爱写，一定要不怕写。写着写着，他有作品发表了，虽然那不是什么重要的杂志，但对于加缪来说，那是一种肯定和认可。

他很爱艺术，对艺术的热爱可以转变成对其他信仰的爱。但他对人的命运，却不乐观，甚至感到绝望，他写信告诉朋友;我们卑微的人性唯一的价值即见证我们能忍受生活。确实，很多时候，对生活唯一的办法，就是忍。

1933年，加缪上了大学。那不是个很有名的大学，但加缪的生活条件，只能让他走到这里，剩下的路，需要他自己去走。进了大学，他还得为自己的生存担忧，他得自己挣钱，补贴生活，不然就吃不上饭。他虽然穷，却特立独行，他从不设法吸引他人的关注，从不设法博取他人的喜欢，他也不会为了什么利益去讨好老师，他只是做好自己。在同学看来，他身上时时刻刻都贴着一个标签：“禁止干涉。”

加缪很注意自己的穿着，但他的朋友发现，他只有一套浅灰色的西服，脚上永远穿一双耀眼的棕黄色皮鞋。有一天，他把脚抬起来给朋友看，朋友才发现，鞋底已经磨得皮都翘了起来，穿起来会很不舒服。为什么要穿让自己不舒服的鞋？加缪开玩笑似的说：穿得不舒服总比穿得穷酸好。他不想暴露自己的穷酸，但他是真的很穷酸。

他凭借自己的魅力，追上了学校里最受欢迎的姑娘，并且很快就结婚，那时候，他大学还没毕业，年仅20岁。生活是很平庸的，为了超越平庸的生活，加缪选择了艺术，他学习建筑、绘画、文学和音乐，但他矢志不渝的目标，依旧是成为作家。艺术不能无视生活，但他决定用艺术来弥补生活的荒谬，即便这又是另外一种荒谬，但他依旧选择反抗。反正人嘛，总不能因为最终都要归于死亡，就在今天放弃活着，也不能因为生活荒谬，就放弃反抗！你不去反抗一下，不去努力一把，就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要成为一个作家，生活就是他吸取营养最好的地方。就像加缪在日记里说的：寻求接触，各种各样的接触，如果我要写人，我怎能离得开景色？所以，他投入生活，不求影响世界，但求活得无怨无悔。他加入共产党，组建劳动剧团，自编自导地进行演出，第一场戏《轻蔑的时代》演出时，观众很多，有共产党人欢呼：“这就是大师的杰作。”

然而，在加缪心里，对这个世界，依旧是失望的，甚至感到绝望，所以他的行动和内心之间，总是有一种矛盾。他心里明白，世界很荒诞，人的命运让人绝望，可是他却必须活在希望里。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着：与世界不分离，把生命置于阳光之中，一生就不会一事无成，无论遇到何种不幸和失望，我的所有努力便是重新寻找接触。这就是他绝望之中的希望。他看到了这个世界的荒谬，他决定将之展现出来，这就是他的希望！身处荒谬，但他渴望正常。他依旧担心自己会因病而死，因为肺结核在当时就是不治之症，但他仍然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更充实。让他充实的东西，就是写作。

1937年，《反与正》出版，但这本书几乎没怎么卖出去。他又开始咳血了，这让他的焦虑直线上升，甚至产生了抛弃尘世、离群索居的念头。但他很快就自我鼓励，不能这样。要同身体做斗争，要继续写。他开始创作《局外人》，将他的荒谬哲学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将自己写出来的稿子，朗诵给同事们听，声音低沉。后来，他带着妻子一起前往阿尔及尔，他请所有认识的人帮忙找一份工作，但还是找不到，只能和朋友一起摆地摊卖旧货。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并不能赚钱，但人要做有意义的事情，首先就得活下去。

1941年底，加缪将《局外人》的手稿寄给出版社，编辑一看，立即意识到这部书稿非同寻常，当即决定出版。出版社预付了5000法郎的版税，出版之后，一万册之内，提取10%的版税，一万册以上，提取12%的版税。1942年6月15日，《局外人》终于面世。《局外人》出版后，加缪出了一点名。此时，萨特已经很有名了，成了存在主义大师，名满天下，不差名，也不缺钱。作为萨特的终生灵魂伴侣，波伏娃有一次坐火车，听火车上的人将《局外人》和萨特的《恶心》比较，波伏娃一看，对这位从未谋面的作家，充满好奇。《局外人》虽然让加缪出名了，但他的生活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改善，他依旧很穷，生活拮据，并没有达到不必为金钱担忧的程度。

在这一年，加缪的病情，又出现了反复，他在病中告诉妻子“我以为我完了。”他还不想死，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继续写作。小说《鼠疫》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加缪自己也深刻地意识到，要写完，不容易。他一直在告诫自己，必须与思想紧密贴近。《局外人》描写人赤裸裸地面对荒诞，《鼠疫》必须更进一步，必须更加深刻。所以，在《鼠疫》之中，有了反抗。荒诞是这个世界给人类的冰冷的现实，但反抗必须存在，因为反抗是人生的意义。

他的作品《西西弗神话》也出版了，一切都在变好，但加缪却抱怨说：并不是我抛弃了人和物，而是人和物抛弃了我，我的青春正离我而去，这就是患病。此时的加缪，才二十九岁，他有了年龄焦虑。他想靠卖书为生，可是写书的版税，根本无法让他不工作，战争又像鼠疫一样，蔓延在整个世界。说到底，鼠疫就是活着。荒谬就是鼠疫的存在，人的不作为，人拼命努力了，却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加缪说：有些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就是为了活得正常。这话说的是他自己，也是很多想活得正常一点的人，正常不是常见，正常就是正常，是事物本来应该是的样子。

加缪说：一切向钱看的人生，跟死了没什么两样。在他看来，钱只是一种工具，人不应该为了钱，丢失其生命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他虽然很穷，有时候也因为没钱而受苦，但他从未为了钱，改变自己的初心。他一边工作赚钱，一边干着人生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创作《鼠疫》，有时候精疲力竭，他只能向朋友们抱怨：我没有足够的钱，我累极了。

1943年，萨特的戏剧《苍蝇》首演，加缪和萨特有过了短暂的接触，那时候，加缪主动向萨特介绍了自己。几个月之后，当他们再次相见，相交莫逆，相谈甚欢，他们如影随形，萨特刚出版完《存在与虚无》，声名如日中天，是存在主义的大师。加缪虽然出了几本书，但在萨特面前，却不算什么。但他们在一起，却玩得很开心，他们一起喝酒，喝醉了就各自展示才能，萨特在一个壁橱里指挥着想象中的乐队，加缪用锅碗瓢盆表演着军队行进，甚至，醉了之后的加缪，还展现了自己的灵魂舞蹈。有人说萨特讲话没有逻辑，加缪就维护萨特说：“你知道你说的是谁吗？那是萨特。”

在被占领的巴黎，加缪加入了《战斗报》，成了《战斗报》的灵魂人物， 他写文章，呼吁人们站起来反抗。世界没有正义，那我们就反抗不正义。世界是荒谬的，那我们就反抗荒谬。战争就是鼠疫，必须站起来反抗，否则我们就是凶手，因为有时候，默认一个东西的存在，可能就是在杀人。

所以，加缪号召人们起来战斗，因为：一个渴望生活的人民，不应该等待别人给他带来自由，他们得自己争取自由。我们的境况有失公允，所以我们必须为公平而尽力。我们的世界多灾多难，所以我们必须增添幸福和快乐。这就是加缪对待荒诞的态度。

战争期间，有人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感到悲哀，但加缪却觉得，那是懦夫的行为。因为既然处境就是这样，就没有什么好绝望的，相反，应该去反抗，去全力冲破樊笼，去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然而，他转念就说：对人类命运抱有希望的，是疯子。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世界是荒诞的，这是本质。他对人类的处境，态度悲观，但对于人类，他充满希望，因为只要反抗，就有可能。

加缪主编的《战斗报》，影响很大，所以加缪离开之后，《战斗报》也就走向了末日。加缪继续写他的小说，过他的日子，他的小说还没写完，他的戏剧又要排练，他的双胞胎孩子，刚刚出生。他忙得不可开交。

他成了作家，但还未成名。他觉得，自己一直带着面具，活得一点都不和谐， 有一次，他和波伏娃单独吃饭，两人聊了很多，他给她读自己的日记，谈了自己的问题。他说，他总有一天要在作品里说真话。意思是，他说的还不够真实。他们聊到夜深人静，加缪也不再装了，他展现真实的自己，滑稽打趣，毫无顾忌，一会儿严肃，一会儿滑稽，一会儿悲观，一会儿又充满战斗精神。在波伏娃看来，加缪的公众形象，跟他的内心世界，有一道很大的鸿沟。加缪自己则说：保持天性，但要戴上面具。保持天性，是活得真实，活得正常，戴上面具，有时候是迫不得已。就像诺奖作家汉德克说的：“在这个世界，悲观不被允许，乐观又太愚蠢。”

萨特是存在主义大师，名气太大，加缪和萨特交往密切，所以很多人也将他当成存在主义者。但加缪觉得，自己不是存在主义者，他的哲学跟萨特的，根本不是一回事。1945年，在接受一次采访时，他为自己申辩：不，我不是存在主义者。他解释说，“我和萨特看到我们的姓名被并列在一起时，总感觉惊讶不已。”他们甚至还考虑，要不要发表一则声明，表明他们毫无共同之处。

《鼠疫》发表后，大获成功，加缪终于火了。但他却从公众眼前隐退出去，他说：我从这个世界上隐退。倒不是因为那里有我的敌人，而是因为那里有我的朋友，也不是因为他们照样说我的坏话，而是因为他们把我看得过于高大。这是我无法忍受的谎言。《鼠疫》的成功带给加缪的，还有更多的金钱，他的日子也得到了改善，不工作时，他带着家人旅行，看看世界。《反抗者》出版后，加缪因其特立独行树立了很多敌人。那时候，加缪态度强硬地怼了一些人，这让他的对手觉得，加缪狂妄自大，又厚颜无耻。总之，人家觉得他过于特立独行，而加缪也曾表示，他洁身自好，保持距离，原因之一就是他对一些事情不能等闲视之，他始终看不惯文学界的俗气，也看不惯巴黎社会的肤浅。他甚至暗自发誓，绝不参与任何辩论。但他却不能眼睁睁看着别人误解自己的作品，所以几次三番参与辩论。他在《反抗者》中表达的观点，就连萨特，也有不同的看法，他两因此而产生分歧，加缪坚定地保持自己的看法，他说：如果最终我认为真理在右边，我将站在那一边。萨特和加缪的都是极具个性的人，两人持有不同的看法，就展开了一些列论战，两人的友谊，也走到了尽头。那些对《反抗者》的一些攻击，给加缪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但加缪并没有多说什么，他只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当他将《堕落》一书寄给波伏娃时，波伏娃觉得，加缪终于弥补了外表和内心真实想法的差距。他表现了真实的自我，做回了那个怀疑一切的加缪。《堕落》大获成功，但加缪还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他租住在公寓里，在出版社打工，这份工他打了很多年，出版社也没给他涨工资，他自己也没提，幸好稿费越来越多，不然真会活得越来越艰难。他将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到戏剧里，他试着改变福克纳的作品《修女安魂曲》，大获成功。他甚至铁了心自己干，组建剧团，亲自指挥。

1957年，加缪斩获诺贝尔文学奖。7年后，萨特也获得这份殊荣，但拒绝领奖。加缪获奖，这让他成为众矢之的，而此时的他，正为自己的文思枯竭而痛苦，但他的对手可不会怜悯他，他们嘲讽他，说加缪已经终结。可是，关于获奖，他大咧咧地对记者说，大吃一惊，十分愉快。但他心里，其实挺痛苦，因为他担心自己再也写不出什么东西，觉得自己不配得到诺贝尔奖。诺奖评委给加缪的评价是：以其重要文学作品透彻认真地阐明了当代人的良心所面临的问题。

拿到奖金后，他决定买套房 ,但直到第二年，他才找到适合的。他的朋友笑他：“您不是说过，有间旅馆客房就心满意足了吗？”加缪笑了起来：“我说过我想死在客房里，而不是在那过日子。”获奖后，加缪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他继续他的戏剧创作，也静下心来写作，《第一个人》是他构想了很多年的长篇作品。他在朋友面前严肃宣布，准备写一部自己的《战争与和平》，他说的就是《第一个人》。在他的预测中，“不朽的作品将诞生于1960年至1965年间。”他出席在一些气氛活跃的讨论会上，有观众指责加缪前后矛盾，他反驳说：“我也有进化的权利。”1960年1月2日，《第一个人》已经密密麻麻写满了145张大幅稿子，他连题词都已经想好“献给永远无法阅读此书的你”。

1960年1月4日，加缪在回巴黎的路上，因车祸去世。他随身带着一个黑牛皮公文包，在他死后，人们发现，包内除了一些私人物品外，还有一部未完成的小说手稿，就是《第一个人》。那一年，加缪还不到47岁。几年前，加缪开车送朋友，朋友觉得车速太慢，让他快点，他说：“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死在路上更愚蠢的了。”可如今，上天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恰恰让他死在路上。这就是荒诞。荒诞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两者的共。

如今，距离加缪去世已经六十多年了，但加缪还是加缪，世界还是世界，荒诞还是荒诞。在加缪看来，荒诞，只是一个出发点，重要的不是认识到荒诞，而是对荒诞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加缪对人的命运感到悲观，可是他的生活，却是乐观的。他告诉我们，世界是荒诞的，但他却用自己的行动教育我们，对待生活，我们唯有热爱。他不到一岁就失去了父亲，从此活在贫穷里，离开学校后，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受过各种苦，但他从未放弃生活。而是以极大的希望和热情去生活。诗人北岛有句诗：“我和这个世界不熟。这并非是我绝望的原因。我依旧有很多热情，给分开，给死亡，给昨天，给安寂。”这就是我们对这世界最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