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惋惜的不是哪段历史，而是每一段历史。”

历史，其实是一门漏斗式的学问。这个世界每时每刻发生那么多事，但只有极少数会被极少数有心之人记下来，并以此抵抗人类健忘的记性。

人们总是愿意记住聚光灯下的前者，而忽略了隐在角落的后者。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不那么容易真正理解改变世界的力量是什么了。

更不幸的是，这些有心之人记下来的，还只是历史材料。从材料到历史著作，其间要再经过几层的筛选，而筛选的人又恰恰是一些闷坐书斋中的历史学家。倘若这些历史学家再因为自己的认知与好恶筛掉大量的材料，仅仅留下他认为重要的少数内容，那么，我们读到的历史恐怕就更加狭隘和偏颇了。

这里谨举两个例子来概述一下我的感慨和惋惜吧。

第一个来自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在其卷十七“姑妄听之三”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胶州法南墅，尝偕一友登日观。先有一道士倚石坐，傲不为礼。二人亦弗与言……”

记得第一次读到这段，正在上高中，那种震撼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这段说的是，胶州有个叫法南墅的人，跟朋友一起登泰山日观峰，谓其友曰：“太阳真火，故入水不濡也。”结果，他被一位道士用“地圆说”理论给怼了。

“地圆说”本身倒并不稀奇，早在公元前五六百年，东西方就各有人提出不同类型的地圆说。

这位与纪晓岚同时代的道士，不仅有来自托勒密的宇宙观，更有可能（看他的语气）到过好望角。 不过，在那个时代，这位道士可能有这么神奇的经历吗？

托勒密体系曾是被天主教会奉为圭桌的正统学说，影响了欧洲 1400多年，直到1543年才被尼古拉·哥白尼的“日心说”驳倒。

在西方正典教育传统中，天文学乃是“自由七艺”之一。

因此，来华传教士在传教之余教授托勒密体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早在元代，方济各会教士就已经来到北京传教，还于1307年设立了中国最早的天主教会管区汗八里总教区，统理中国及远东教务。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租借澳门后，珠三角一时成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与荷兰人汇聚之地。

由澳门进入中国，再一路北上传教。住进北京城后，他与李之藻绘的《坤奥万国全图》也确确实实绘制了托勒密地心说的九重天型。因此，当时中国民间有人相信托勒密体系的宇宙观，并不奇怪。

但是，知道托勒密的九重天体系是一回事，去过好望角就是另一回事了。这道士去过好望角吗？

与纪晓岚同时代，“有一位懂得托勤密地心说体系的华人曾去过好望角”这件事是完全有可能的。

即便这个人是虚构的，同时代出现类似的华人也并不稀奇。由此延伸的进一步想象是，假设这位道士的确去过好望角，那的人生一定十分传奇。他大概率亲身游历过这条航线，甚至在荷东印度公司的某条船上当过船员。如此，他对于托勒密体系宇宙论的熟悉程度就很好解释了——对经历过远洋航行的人来说，天文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道士反驳法南墅的话里，不少引用了中国古代“浑天说”的说法。他还对只埋首旧经诗句的儒生嗤之以鼻，那是不是因为他见识过了更大的世界？

大清国运的走向告诉我们，在恢宏的大航海时代扬帆起航的历史时刻，关心天文与航海技艺的民族，会把只关心传统经史和礼仪的民族打得满地找牙。

他们不是历史的筛选者，所以他们的所思所想并没有被纪晓岚这样的儒生记录下来，我们也因而常用“落后守旧”这项大帽子，混沌地、粗糙地扣在当时所有中国人的头上，进而自我反省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本身是落伍的、经验是错误的，从而也就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以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只不过是掌权的儒家知识分子筛选出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已。

丁韪良（第一个把国际法著作翻译成中文的人），19世纪传教士。他曾跟北京西山上一位农夫有过一次聊天。

“你们洋人为何不灭掉清国呢？”他问道。“你觉得我们能灭得掉吗？”我反问道。“当然啦，”他一边说一边指着山下面的一根电线，“发明那电线的人就能推翻清国。”

他的脑子还没有被中国的典籍搞糊涂。这样的人在中国很多，可惜的是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被士大夫们踩在脚下。

这又是一段很让人震撼的历史细节。读过这一段后，我们再去看下面的两种理论或者宏大叙事。

一种是说中国自古奉行科举制，因而是精英治国。科举是一种选拔机制不假，但科举的选拔标准和导向并不一定真能治国。

按丁韪良自己的记录，这些翰林对电报嗤之以鼻，但对利用电磁效应制作的钓鱼玩具惊奇不已。他的说法是，这群人的心智在文学上是成人，在科学上却是孩童。

其实，现实我们也能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很多人在某一个专业领域造诣精深，但在另外的专业领域无知懵懂得像个幼童。当然，这也并不妨碍他们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然而，他们未必就是能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力挽狂澜、真正于国于民有所裨益的精英。

丁韪良遇上的这位北京西山老农，就是对这种宏大叙事最好的驳斥。

霍布斯说，上帝造人，令智力水平外配得其实比较公平，每个人并不觉得其他人比自己聪明，佐证我们绝不愿意把捍卫自己利益的决定交到其他人手里。

约翰·密尔说，一个民主社会不必要每个人都高度智慧，只要每个人有基本的智力水平，能够辨别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就够了。

这位北京西山老农所代表的中国老百姓，完全配得上这种社会，而扼杀他们的常识和洞见的，正是上层知识精英。

我不知道这样说，有没有表达清楚我对历史研究的感慨与惋惜。

惋惜之处在于，那么多具体的历史细节，那么多鲜活的丰富资料摆在那里，在图书馆里，在互联网上，然而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去看一眼，反而更愿意去读所谓有思想性的作品，也就是被思想家筛选和咀嚼过后，再吐出来的似是而非的点评与总结。

在其中，古人变成了一种幼稚可笑的、智力劣于我们的人种。 大清的皇帝似乎真的愚昧到不知英吉利在哪里，民众似乎真的愚昧到進铁道电线在必反。

尤其我们还有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古人中的大多数并未经过启蒙，因此看上去愚昧可笑。其实，未经启蒙的古人，其思维与今人的差异主要在于价值观，而非智商。

但在很多满是宏大叙事的历史著作中，好像古人的一切“失败”都是因为智商出了问题。 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就是对当下的不负责任。

如果这些理论框架与宏大叙事，本身就是被极少数封坐在书房里不谙世事的知识分子，因为自己的狭隘视野筛拣出来的，那就真有可能对我们造成巨大的误导。我向来以为不要道德化“坐冷板凳”这件事，因为不在行内的人很容易低估知识分子关起门来在A4纸上雕花造车的能力。

              ——《产业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