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吃得不讲究，买食物时，鲜少为了解馋，多是为了果腹。不过，馋是人的天性，我也不例外。我想念很多远去的味道。至于是因为美味才远去了，还是正因为远，才令人感到美味，我也分不清。
我印象里面最好吃的东西叫“大雁馍”。它虽然也叫大雁馍，但是与如今市面上的完全不一样。那时候有走家串户的小贩，专门卖这个。爷爷告诉我，这个馍只有家庭中最德高望重的长辈才能吃得。但是为了给小孩子解馋，也有老人会撕一块给孩子。我就是这样尝了一块。有丝丝入扣的醇香，还有淡淡的酒味在舌尖晕染开来。在之后的十几年，我几次重返丁园，想要重温记忆里的味道，但一直未能如愿。
我离开村庄太久了，久到我忘了自己吃的那种植物叫什么名字。我记得那个味道，有微微的甜。幼儿园下课以后，我会和伙伴一路打闹着跳回家去。这一路上有各种有趣的东西。有一种很简单的植物，没有花，只有茎，而且只露出小指一般长的一段，不易揪出来。那时候我还没有近视，眼睛清澈地像野兽，可以在一片土地中迅速探到这种植物。然后揪几段出来，拔去皮，满意地放嘴里面咬。汁液不多，但是在吃不到糖的日子，有这点甜，已经令人心满意足了。多年以后，我再回乡的时候，已经分不清哪里是食物，哪里是杂草了。
我喜欢吃一种虫子。我忘了它的名字。只记得下雨的日子，父亲带着我，打着手电筒去找它的巢穴。那是路面上直径一厘米左右的孔。当然，那不是城里的柏油路，而是乡下常见的泥土路。顺着孔，可以找到它。它软软的，凉凉的，毫无反抗之力。洗净之后，用麻油翻炒，香味儿就从灶屋里漫出去。等不及端到堂屋里，我垫着脚，攀在灶台上把虫子们都填到嘴里。有一种野果子，方言发音为“酸不溜”。说是酸，其实熟透的是甜的。我不记得熟透的果子是绿色的还是黄色的，只记得一枚一枚的，还没有玻璃球大。它长在田里。每次父亲干完活回来，总是从裤兜里抓出一把给我。我记得有一次下雨，院子里晒了粮食，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早早地爬到床上看电视。父亲从田里回来，训斥我，为什么没有收进屋里去？我低着头，没有说话。父亲把兜里塞的满满的“酸不溜”扔在庭院里，拖着疲倦的身体去收粮食。我觉得鼻子酸酸的，忧伤极了。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歉意，怔怔地站着。邻家大我一岁的影姐姐看见了院子里的果子，一粒一粒拾起来，问我吃不吃。我看她一颗一颗地放到嘴里嚼。我别扭地转过头去。
记忆里，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边大娘家种有一棵樱桃树。每次果子熟了，她就摘在一个小篮子里，一家一家串门，保管全丁园的孩子们都能尝尝鲜。村里麦垛里都有孩子们藏的杏子。青涩的杏子，躲到麦垛里，酝酿一段时间，就变成黄色的了。和一个面团，去有压面机的人家那里，压出圆柱形的面条。淋上一勺芝麻酱，配上豆芽和黄瓜丝。这就是格拉条了。夏天的时候，还可以摘新鲜的槐花一起拌，清新爽口。红薯切成片，晒到地里，可以保存很长时间，冬天的时候，拿出来掺了面粉煮粥。买几块豆腐放臭，淋几滴麻油，放点盐，用馒头蘸了吃。冬天菜少，臭豆腐是饭桌上最诱人的食物。
想起奶奶说过，六十年代闹饥荒的时候，树皮都被吃光。出门讨食的人，在树底下歇歇，也就歇过去了。奶奶不明白，她想不通，如今很多父母挖空了心思弄好吃的，但是正在减肥的儿女只吃一小勺饭。她看见满头白发的老人追在娃娃后面，哄着劝食。她常常诧异，精米细面还有人不屑一顾。如今想来，即使是那些美味的食物，也是为了果腹。几年后我到了城市，我的世界就是一个书桌，一个书架，一张床。我无数次从考试考砸的噩梦中醒来，在深夜抱着膝盖思考未来。我常常面对满桌的食物茫然失措，对饱餐一顿失去兴趣，觉得它浪费时间。
但是我是要说城市不如农村吗？不，我感激城市。童年的我是一个兽物，受了教育才变成人。在乡下，我想的是怎么把肚子填饱。在城市，我想的是怎么学到知识，怎样是善，怎样是恶。从关注物质到关注精神，这是一种进步。但是，农村的味道在消失，这令人不由感到悲哀。
我仍然想念熟悉的味道。我想念葬身于工业文明的“大雁馍”，想念没有经过流水线的水果，想念泥土里滚爬的虫子。也许有一天，社会再朝前发展，物质与精神可以兼得，繁华与平淡浑然一体。待那时，或许我能够重温幼时，那些熟悉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