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小播读书，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克劳塞维茨的经典著作，历史上排名第二的兵书：《战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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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介绍了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内容：战争的性质，接下来，我们开始介绍第二部分的内容：战争的理论。
什么是战争的理论？
作者克劳塞维茨说，战争的理论就是研究什么样的手段来实现战争的目的。要了解战争的理论，就要了解战斗和战争的区别，战斗和战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活动，战斗就是一场场具体的斗争，而战争是战斗的集合，是为了实现最终目的的一系列过程的总称。我们著名的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战斗，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最终解放战争的胜利，这就是战斗和战争的区别。
与战斗和战争对应的就是战术研究和战略研究，战术是指在具体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而战略是指为了战争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所以，作者说的战争的理论，就包括：战术研究和战略研究两个方面。战术研究的是战斗的方式，如何与敌人交战，而战略研究的是对战斗的运用，可以简单理解为各场战斗应该如何部署和安排，最终目的是实现整个战争的胜利。简单来说，战略是战术的聚合体，每个战术的使用是为了一个目标的实现，而战略对战术的整体运用是为了实现整体战争的目的服务。
在一开始，人类在研究战争理论是，比较注重物质方面的研究，比如军队的数量、军队的补给、军事基地的建设等等的研究，这些理论都是在谋求获得某种肯定的数值和战争的确定性，然而作者认为战争就是充满未知的，并不能通过计算来取得胜利。战争不仅包括物质方面的对比，还有精神方面的力量对比，以及军事将领才能的对比。而且作者在书中尤其看重军事天才对于战争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作者强调，战争中是实践的意义要远大于理论，实践才是真理唯一的源泉，不要太过于依赖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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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理论分为战略理论和战术理论，显然战术的理论要更容易把握，而战略就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所以很难把握。一些比较普遍的战术原则比如：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骑兵进攻敌人队形完整的步兵；在敌人进入有效射程之前，不能发射武器；战斗中要尽量保存兵力，以备最后使用等等，这些都属于战术原则。虽然这些规定并不是所有场合都绝对适用，但是指挥官必须把这些战术铭记于心，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发挥作用，而不致贻误战机。
作者说，在战争中有很多具体的方法和原则，但统帅不能陷入方法主义，如果像机器制造产品那样，总是按照同一种方法，固定不变地来制定作战计划是万万不行的，也是要坚决反对的。战争不像长满庄稼的田野，而像长满大树的土地。收割庄稼时，不必考虑每棵植物的长势如何，而收割的好坏取决于镰刀的锋利与否；而用斧头砍伐大树时，每棵大树的形状与长势都是必须考虑的。
腓特烈大帝的将军们习惯采用斜形战斗队形；而法国革命时代的将军们喜欢采用绵长战线的包围战法；拿破仑的将领们则喜欢集中兵力进行血战。由此可见，高级指挥官也会仿效别人的方法，但他们不会单纯仿效。一个伟大的统帅不管把事情处理得多么完美，其办事的方法中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主观的东西，假如他有自己特定的作风，那么这种作风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个性，但是那些仿效他的将领们，在个性上是不会完全和他一模一样的。这里作者想说的是，战术虽然有一定的原则和方法，但是伟大的统帅常常会在原则和方法之上加上自己的主观判断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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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作者也提到，越是低级别的军官，他们越是依赖于方法和原则，因此变得容易预测；而越是高级别的军官，他们越依赖于个人的主观判断，而且加上运气的成分，所以往往就很难预测。
对于战争理论，作者说越是理论上的真理，越是要在实践中进行批判，这样才能让真理越来越接近于现实。关于批判的精神，我们很容易想到哲学家波普尔的“证伪”理论，波普尔也认为，科学知识和非科学知识点边界正是可证伪性，只有可被证伪的知识才能算得上真正的知识。这个思想与作者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理论态度也是一样的。
关于批判精神，作者指出对一件事情进行批判包括三个方面：包括对结论的质疑、对原因和推理过程的批判。对于结论，我们常常将某一结论视为已知原因的必然产物或者唯一产物，我们忽视了其他可能的原因。比如在战争中，我们很难完全了解事件的真相，而行动的动机，就更难说了。另外，对于推理过程的批判，因为战争的结果也极少情况是由一种因素造成的，大部分结果都是很多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原因和结果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或者某种必然关系，只是因果关系的一种。因此，只单纯地认真追随事件的一系列根源远远不够，关键还要考虑每个原因引起的不同作用。
在批判中，最为重要的是找到与客观事实完全相等的、不会产生疑义的真理，不能凭主观想象作出论断，因为没有事实根据，随意作出的论断不被人信服，同样道理，别人也可以随意提出某种观点来反驳你的论断，如此一来争论就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而且得不出任何结论，甚至连任何教训都得不到。
批判的任务是探讨手段产生了怎样的结果，是探讨采取的手段与目的是否相适应，当原因与结果，目的与手段都很直接时，这一任务就很容易完成，反之就很难。假如一支军队遭到奇袭，因此无法有条不紊地充分发挥它的作战力，那么奇袭的效果，即奇袭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假如理论上已经确定，在会战中使用包围攻击的战术能获得较大的胜利，但获胜的把握较小，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指挥官采用这一方法的目的是否为了取得较大的胜利。如果是，他所选则的手段就是正确的；如果他采用这一手段，目的是为了获得较有把握的胜利，而他又没有从具体情况出发，仍然像以往见到的那样，只是依据包围攻击的一般性质作出选择，那么，他必定会犯下错误，因为他误解了手段的性质，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
这里我们重点探讨了作者提出的批判精神，它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方面，我们经过不断批判，让我们更接近真理；另外，通过不断批判，我们也会总结出更多更有价值的经验，而不是简单接受结果。还是那句话，结果是很多原因导致的，同一的条件，结果往往是不同的，要进行战争理论的研究，过程研究更重要，而这个过程中，批判无疑是最好用的手段和工具。比如在战斗队形中，骑兵不能与步兵同一战线，而应在步兵的后面，这是战术上的一个常识规定，然而对违背这一规定的任何配置不加分析地加以指责，认为他们是错误的，这样做就非常愚蠢。因为，原因比结论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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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对于战争理论的研究，作者还提到了一个我们经常的误区，就是滥用史实。在证明一个理论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引用史实，但是有一些人不去弄清楚一个事实，而只满足于肤浅地举出三、四个事例，造成一个似乎很有说服力的假象。要知道，对于那些反复出现的事情，即使举出一堆实例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别人也可以轻易地列举一堆相反的实例来反驳。如果有人举出一堆多路进攻遭到惨败的战例，那么我们也可以举出一堆多路进攻获得胜利的战例。可见，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得不出任何结论。甚至很多事情，我们从一个史实中，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比如1797年，拿破仑跨越诺里施阿尔卑斯山，既可以看作是英勇果断的表现，也可以看作是草率鲁莽的行为；1812年，拿破仑在战略上的失败，既可以说是勇猛有余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欠缺勇猛的结果。这些不同意见的出现，其实不难理解，因为这些不同意见是人们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而产生的。但是这些对立意见并不都是正确的，有些意见必然是错误的。
另外，史实还有另外一个缺点：假如有些读者对某个历史事件并不十分了解，或者完全没有印象，那么就无法从中领会作者的真正意图。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盲目地赞叹，要么根本不服。
所以，作证说，为了用史实证明自己的观点，将历史事件再现于读者面前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样一来作者就会被材料所约束，就像被时间与篇幅所限一样。但是我们认为，要想证明一个新的论点，或者阐明一种值得怀疑的观点，详尽地叙述一个事件比概括地提出十个事件更为有益。浅显地引用史实，其主要弊端并不是作者误以为这种方法能够证明某些论点，而是因为作者从未认真地了解过这些史实，他们不知道如此肤浅而轻率地对待史实，只会产生无数的错误观点和杜撰的理论。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作者克劳塞维茨在这本书中引用了几百个真实的战争案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和说明，而并不是只是浅显地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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