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教育多样化的时代。虽然这样的教育环境不乏可取之处，却与社会的福祉相悖，因为这样的教育破坏了教育学生的共同基础，也抛弃了任何社会都需要的共同的远见卓识。

      ——《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1945年）

      随着时代的发展，应该给大学生提供什么样的教育，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教师总希望这些社会的佼佼者在自己的领域取得卓越的成绩，即在各自的领域实现最充分的发展。但年轻人也意味着他们随时处于变化之中，也随时准备发现自己的兴趣和专长，并且对未来充满憧憬。同时，他们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因为这是建立价值观的最佳时机。因此，大学里本科生与研究生的定位是不同的，对于研究生，重要的不是如何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而是如何在学术发展道路上找准自己的位置，这方面教授指导得心应手，但本科生的情况则不同，教授需要传授的知识完全不是现存的，因此必须重新聚合本科教学的力量。

      1909年，洛厄尔主持了一项本科教育的评估工作。他发现，在选课制度下，多数学生并没有认真读书，也很少有学生选修比入门课程更高层次的课程。因此，他提出培养学生“广泛涉猎、学有专攻” 的知识结构，从而让不希望在某个领域深造的学生，掌握这些领域的基本原理和思维方法，这和入门型课程完全不同，但明显的障碍是，教师宁愿讲授自己熟悉的高级课程，而不愿教授这些基础课程，因为要有效传授各学科的基本原理，教授必须具备成熟的心智，眼光要能越过树顶看到成片的森林，并且需要异乎寻常的清晰思路、入木三分的言辞和激情四溢的表达。故此，1914年哈佛推出了专业课+通识教育的改革，这个方案迄今仍是哈佛的教学模式。关于通识教育，设立了四个宽泛的学科大类，这些学科大类包括：1.语言、文学、艺术和音乐；2.自然科学；3.历史、政治和社会科学；4.哲学和数学。这一计划后来被称为“指定选修课程”，到了2005年，则分成了3大类，即把哲学列入、厄第1类，把数学列入第2类.从而对教师和学生来说都便捷易行，教授可以结合自己的专业进行教学，还可以有效地帮本科生拓展知识基础，但对学生来说，却会选择这样的游戏规则，即争取选修最容易的科目，这样就与改革的初衷又背道而驰了。

      1945年，芬利出版了《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红皮书，报告认为，通识教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教育，它肩负的使命是，需要将学生塑造成有责任感的成人和公民，同时培养学生完整的人格和认识自我和世界的方法。它的核心是继承自由和人文的传统。单纯的知识学习或技能培养都不能帮助学生明白我们的文明得以源远流长的基础是什么……除非在学生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让他们持续地、带着价值批判地接触这些自由和人文的传统，否则通识教育的理想就是一句空话。红皮书建议，哈佛应该从16门课程中选择6门，专门作为通识教育的内容，涵盖了三个学科领域——人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生必须从这些领域中选修一部分课程。但在真正实施的时候，学院之间的差异性选择却与当初的设想存在距离，但总算保持了课程的系统、完整性了。一开始课程的范围有所控制，但以后20年，五花八门的课程就出现在通识课程中了。因此在1962年，深红报的一篇社论就批评道：通识教育变得越来越专门化了，课程的专业性和选择性完全占据了主导，而二战后围绕民主社会公民意识，为不同学生提供共同体验的理想消失殆尽。60年代社会动荡潮流席卷时，通识课程就被视为“无望的”，“不合时宜的”、“沙文主义的”，剩下的课程由于缺乏内在逻辑，学生怀疑大学教育的价值。故此，通识教育应该设法找到“一个能统揽全局的逻辑体系，一种强有力的认识框架……足以为整个教育体制提供目标和指引”，“这种逻辑体系还应该融合美国精神的元素，特别是那种虽然追求各异却依然精诚合作的精神”，也就是说，价值教育应该渗透到各个课程中，甚至成为理科课程的一部分。但没有几个教授能把如此广博的知识有机的浓缩到教学计划之中然后理直气壮的在课堂上宣讲。因为这需要教师突破原先的专业知识视野，投身到一个未开发的广阔的知识世界。教师还需要非凡的合作态度和合作客观条件。

      通识教育实施了几十年，要保持一贯的教育目标是困难的，但课程的有一个不变的信念：只要师生齐心协力，大面积提高质量还是有保障的，因为通识教育是接受全部教育的一部分——首先要把学生培养成有责任的人和公民。现在大家业已达成共识，即培养责任感和公民意识是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遗憾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新一代的教师并不认可前辈教师的理想，于是通识教育课程的内在逻辑已不复存在，它已经成为各系安置没有能力上专业课的教师的“垃圾场”，从而使这个课程雪上加霜。

      1974年哈佛文理学院院长亨利·洛索夫斯基发起了本科教育修订运动，历时四年，推出了核心课程，包括十个科目大类，每个学生必须选择其中特定的八个类别，其他两个大类则属于学生的专业课程，以后又增加到十一个科目大类，学生的必修科目则减少到七个。核心课程建立了许多充满想象力的科目，同时吸引资深教授走上讲台，还有一项内容就是建立一套课程质量控制系统，从而保证了课程的质量，但这个管理方式也导致了改革无疾而终。

      2002年威廉·科比的课程改革提出：教育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全球化社会的公民。新通识课程是在原有三大类课程中各选择三门科目，科目允许各系开设，但课程开设的随意性和不能保证学生的学习质量，也完全放弃了共享知识、共享价值甚至共享抱负的理念，也没有规定学生需学知识的轻重缓急，同时，虽然推行的是国际化教育，但实施中却又太美国化，因此，作者认为这样的学术只能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