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米兰·昆德拉的这部影响最广的著作是在好几年前，彼时，我刚从高中迈入大学，就像一只在井底彷徨挣扎了多年，终于跃出井沿的蛙，被井外那高远辽阔的苍穹所震撼，迫不及待的想参与、融入那无涯的文学水域里，故而囫囵吞枣、泥沙俱下，也因其无知浅薄（大学之前只有所谓的“知识”，没有独立的思想），初次读此书时仿佛身陷朦胧的薄雾里，困惑迷茫。

好几年过去了，井外那片天空辽远依旧，触不可及，然而我到底没有当初那么震撼了，时光的马车驶过我曾经空洞的心底，车辙似乎织出了一张过滤网，滤掉了泥沙，剩下的，是泛着白光的珍贝。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是第三次读，从最初的一头雾水到现在的一知半解，毕竟还是有进展的。我想，这本书吸引我的最大理由，便是对人性、生活、政治等问题形而上的思索。昆德拉曾引用犹太谚语“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来说明：人类愈思索，人与人之间的思想距离就愈远，真理就离他愈远，因为人从来就跟他想象中的自己不一样，故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真理。然而他又认为小说是个人发挥想象的乐园，那里没有人拥有真理，但人人都有被了解的权利，因此昆德拉在这部作品中提出许多关于人生、人性、历史、政治奥秘的议题和设想，却并没有寻求终极答案。只因他知道：答案，从不唯一，无人参透。

在远离了非黑即白的简单与肤浅之后，我没入黑白杂糅的灰色世界中来感知昆德拉思想的亮光。这部作品并不以引人入胜的情节取胜，它表面上以两对男女的情爱故事为主干结构，中间穿插着历史故事、政治背景，来探讨轻与重、灵与肉、人人与个人的问题。恰如其题——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作品伊始，作者就在讨论轻与重的哲学命题，文中提到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的观点：轻是积极，重为消极。这一论断对于从小就被主流文化缚上“发奋读书、报效祖国”等沉重包袱的人来说，似乎颇为大胆新颖，在我们的文化国度里，一向视负重为骄傲，一个人为集体利益牺牲奉献的越多，便越积极可取，无上荣光；反之，若不堪重负，只求个人的轻松自在，即便与社会无害，也会被视为堕落、沉沦的范例，排挤在社会边缘。

轻是积极，重为消极。尽管昆德拉从未明确提出他是否赞同这一论断，但作品的题目及主人公弃重就轻的壮举从侧面泄露了作者的立场。笔者认为，虽然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有四个，托马斯与特丽莎，萨宾娜与弗兰茨，但是真正的主人公——选择了各自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轻，却是托马斯与萨宾娜。

轻与重——个人与集体

对托马斯来说，特丽莎才是他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轻。特丽莎因那六个碰巧偶然的来到他身边，六个碰巧中任何一个不巧都将呈现另一种结局，另一种人生。因此，相对于他曾主动追寻的“非如此不可”之医学事业以及被动施加的“非如此不可”之政治革命，特丽莎，是他所有“非如此不可”的对立面，是六个碰巧产生的偶然，是毫无重量不堪一击的轻。却正是这份经不起推敲之轻，让他不能承受，他不忍陷她于悲痛惨境，不忍见她身体颤抖哆嗦，他更能承受炸弹将星球炸得晃荡，更能承受国家每天被新的群蛮掠夺，更能承受同胞被带出去枪毙，更能承受这宏大悲壮的厚重，只是比较难于大胆承认，却不能承受特丽莎悲伤之梦的轻。

于是他为了这份不能承受之轻从苏黎世到布拉格，从布拉格到乡村，从前途光明的医生变成擦洗工、农场司机，他可曾后悔？作品的最后的一章“卡列宁的微笑”如同一首田园牧歌，诠释了他内心的安详静谧，如此才有他历经沧桑之后洗净铅华的坦白“追求事业是愚蠢的，特丽莎，我没有事业，任何人也没有，认识到你是自由的，不被所有的事业束缚，这才是一种极度的解脱。”

无疑，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托马斯是真实的，他崇尚自由，追求自我的坦荡真实，不愿受那宏大使命加载在他身上的束缚，他远离政治，甚至抛弃他的医学事业，都是为了逃离束缚他的沉重使命，他是一个纯粹的个人主义者。

那么，托马斯的逃离是因为没有担当，没有责任感，漠视国家、社会的苦难吗？非也，他深知历史与个人生命是类似的。人类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不能测定我们的决策孰好孰坏，这就是为什么生活总像一张草图的原因，不，“草”还不是最准确的词，因为草图是某件事物的轮廓，是一幅图画的基础，而我们所说的生活是一张没有什么目的的草图，最终，也不会成为一幅图画。因此，所有的政治革命、战争冲突，在时空无涯的宇宙原野面前，只是一群兴致盎然地舞动着笨拙躯体的小丑。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得不能承受，轻若鸿毛，轻如尘埃，卷入了太空，它是明天不复存在的任何东西。因此，托马斯的个人主义绝非自私的代名词，而是睿智透视之后的回归，回归自我，回归个体，这才是轻的积极意义之所在。

笔者认为，在我们的文化国度里，一个人从出生起便被缚上了小到家庭大到国家的使命，“爱国爱人民爱社会”，这些从小耳濡目染的标语已浸入了我们的骨血中，像生理习惯一样理所当然，却很少有人关注自我个体，独立思想、个人创见和神圣的隐私生活都受到威胁，个人主义这一名词更是被埋没在黄土之下，无怪乎昆德拉道出“个人主义这个欧洲文明的精髓，只能珍藏在小说历史的宝盒里。”

因此，我是否可以认为托马斯关于轻与重的抉择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抉择，是内心真实的渴求与外在环境的加附之间的抉择，是真实美好所在之积极与虚妄黑暗所在之消极之间的抉择。

重与轻——生活与观看生活

轻之于萨宾娜是不同于托马斯的，如果说托马斯从抛弃医学事业、政治使命之重到陷入个人爱情之轻是一种回归，那么萨宾娜从始至终都在抛弃、背叛、逃离，从未回归。

同托马斯一样，萨宾娜也有一颗自由的灵魂，她不愿意遵守秩序，拒绝服从秩序。她认为美是一个叛逆的世界，她的人生是由一次又一次的背叛推动向前的，背叛意味着打乱原有的秩序进入未知，萨宾娜迷恋着那种未知状态。她背叛父亲的愿望与一个二流演员结婚，再背叛自己的背叛，离开丈夫，奔入那自由的世界，她未对感情投放过多的认真，不管是托马斯还是弗兰茨，都不是她的“非如此不可”，她对他们抱着一种可有可无的心态，她寻求的是轻松自在，是不受束缚，是真实。她保守着恋爱秘密，认为只有不为人群所知才能生活在真实中，才能轻松自在。因此，当弗兰茨公开他们的情侣关系后，她便觉得爱变得沉重起来，成了一个包袱，她只能畏惧得逃走，追逐她渴求的轻去了。

追求真实的同时，萨宾娜厌恶着媚俗，她对媚俗太过敏感，她憎恨集权统治下的一切，众人的游行、永远不变的音乐、矫情的戏剧与电影都是她无法忍受的。媚俗是什么？昆德拉认为：媚俗就是制定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并抗拒来自它这个范围内的一切，媚俗所引起的感情是一种大众可以分享的东西，媚俗可以无须依赖某种非同寻常的情势，是铭刻在人们记忆中的某些基本印象把它派生出来的，如忘恩负义的女儿，被冷落的父亲，草地上的孩子，被出卖的祖国，第一次恋情······都是媚俗所在。萨宾娜，这个追求极端纯粹、极端洁净、极端真实的女人，用一次次的背叛（父亲——丈夫——情人）、一次次的逃离（布拉格——苏黎世——巴黎——美国）来反对媚俗，保护真实的自我，这种极端的方式不可避免的破坏了某些生命中应该享有的美好：父女亲情、与弗兰茨的爱情。对媚俗的恐惧驱使她逃离，但切断所有情感牵绊，切断与故土、过去的联系，她一层层将自己剥离成空，最终只剩下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对萨宾娜来说，生活意味着观看。因为媚俗与生活如和水之稀泥，不可剥离，仿若山体流失的水土，气势磅礴，汹涌而下。为了避免掉入媚俗，她只能游离于生活之外。她在生活这出戏剧中，扔掉了所有的道具、戏服，只身跳下舞台，只站在台前扮演局外的观看者，一路走来，她抛弃了重，选择了轻；抛弃了生活，选择了观看生活。

当背叛之路走到尽头，在失去了所有的背叛对象之后，还有什么可以背叛呢？暮年的萨宾娜四周空空如也，空即为自在、纯粹、轻盈，她的确解除了束缚，远离了媚俗，可这种虚空之轻，她真能承受？

那么出路何在？昆德拉认为：恰在媚俗。媚俗提供了所有问题的简单答案，好就是好，坏就是坏，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一切都是那么清晰明了，媚俗激起了一种广泛的情感认同，媚俗建立起了生命虚幻的价值体系，使其中的人感到了生命的意义，避免走向更虚无的境地，这就是人类的窘境：我们用一切对抗媚俗，最终却不得不归于媚俗。

这正是昆德拉智慧之伟大所在。伟大的思想似乎总能得到共鸣，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曾写道：最好的处世之道就是即对世俗投以白眼，又与世俗同流合污。史铁生说“人信以为真的东西，其实都不过是一个神话，人看透了那都是神话，就不会再对什么信以为真了，可你活着你就得信一个什么东西是真的，你又得知道那不过是一个神话。”

在历尽了人生无数个春秋之后，他们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何必我执，难得糊涂！

托马斯与萨宾娜尽管都有渴求自由的灵魂，却到底是不同的，托马斯自认为抛弃了那些“非如此不可”之重，选择了六个偶然之产物的特丽莎之轻。其实，在他选择特丽莎的一瞬间，偶然之产物的“可有可无”已转变成了“非如此不可”，即轻已转变成了重，他甘愿背负着这个他内心渴求之“轻”（实为重）吹奏人生最后一曲牧歌。在这部作品中，萨宾娜深揪人心，她一路决绝，只余虚空。人总是要信点什么，若是否定所有，那么否定之后的虚空之轻，萨宾娜分享了她的经验：不堪承受。

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最初的排练既是演出，那么排练还有什么意义？事实上，永劫回归并不存在，生命的本身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是寻求生活之意义与选择生命之意义这一过程。卡尔维诺在《树上的男爵》中说“就像潘多拉盒子，每一答案都包含更多的疑问，走路也如是，一步之后方见更多条路，更多条路，又只能选其一条，又是不可能先把每条都探清后再决定走哪一条，永远都是这样，所以过程重于目的，而真正的目的在于人自身的完善。”

那么，在追逐轻（自由、真实）的过程中，适当的接受一些重（媚俗），也不失为一种诗意的挣扎与反抗。我们所要做的是：尽管深知路的尽头是水中月、镜中花，也要让自己永远奔跑在路上，生活，而非观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