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家人陪我到那个坐落在边境的小镇报到上班。那是一个淳朴而宁静的小镇。到达小镇的第一天，母亲就告诉我，当地人的眼睛清澈透亮，看不到尔虞我诈，也没有世故圆滑。她还说，这个朴实的小镇，真切的让人心安。我不知道母亲说这些话，是在试图安慰我，还是想让自己放心。母亲后来告诉我，那天，当车驶出小镇，她突然嚎啕大哭。她哽咽着说，“我不能把小文（我的乳名）一个人留在那里。就算她没有工作，我可以养活她。我要回去带她一起回家。”这就是母亲二十多年来爱我的方式，她总是拼尽全力庇护着我。最后，母亲没有折回来带我走，因为同行的外公和姨母拦住了她。外公说，“小文已经不是孩子了。你总不能一辈子把她留在身边吧。这是她的人生，她的选择。”母亲不再说话，她只是一路抹泪。直到疲惫不堪的她靠在椅背上睡着了，眼角还沾着泪。
后来，这座边陲小镇见证了我五年的青春。
时至今日，我仍然会想起小镇，想起小镇上走过无数次的街道；我还记得学校，记得校园里再熟悉不过的宿舍、教学楼和球场边上的那棵菩提树；我始终惦念学生，惦念他们脸上纯真的笑容和他们亲切的唤我“Miss Yang”。这一切都鲜活的留在我的记忆里，每每想起，真实得仿佛触手可及。可是，在这些记忆的下面还藏着一个黑色的木箱，里面是许多我不愿碰触的回忆。只是有时，尘封的木箱会在一瞬间打开，记忆涌出，让我措手不及。
第一个月工作，正值新学期开学。我们一行老师搬来桌椅在宿舍楼前为新生登记注册。有一部分学生是由村主任送到学校的，五彩缤纷的头发下是一副副极不情愿的表情。后来才知道，这些孩子本不愿意读书的。但是当时正值“两基国检”（“两基”是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简称），市政府规定了普九指标。为达标，学校联合各村委会强制要求适龄孩子上学读书，否则处于罚款。那是2010年，距《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首次颁布已有24年；而2006年新的《义务教育法》颁布，搜狗百科上有这样的记载，“（2006年）国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将高中教育或者学前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范围之内，从而推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已具备了现实条件······”
下午5点，注册工作接近尾声。一阵尖锐的摩托车刹车声后，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向我们走了过来。看到她，我愣在了原地。她那高高隆起的肚子让我首先想到了患有饥饿性水肿的非洲儿童，可是，她微胖的身体和红润的脸颊不像是营养不良的样子。正在这时，旁边的老师开始窃窃私语。“看样子已经怀孕6、7个月了吧。”“站在摩托车旁边的那个是她男人。等她注册完就会带她回家······”十三四岁是女孩子含苞待放的年纪，那是一个仍然需要被父母呵护，被社会关爱的人生阶段。可是，眼前的女孩已经背负起了“母亲”这一重担。尚且年幼的她将如何为另一个生命负责？
那一天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小镇的落后。
我们的学生基本上是少数民族。听说在我去工作的前几年，还有一部分学生不会说汉语。而我也见到过，班主任找学生家长谈话的时候，旁边站着一个学生帮忙翻译的场景。
学生中有傣族、佤族、拉祜族、哈尼族、彝族等等，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拉祜族的学生。记得第一次上课的时候，靠窗第一张桌子后坐着一个极瘦小的男生。我走到他面前，微笑着请他介绍自己。起初，他一直低着头，不吭声。后来，有学生告诉我他叫“亚四”。我叫他的名字，他才缓缓抬起头，但嘴唇紧闭，眼神怯怯的，双手紧紧的握在一起。不管我怎么问他，和他说多少话，他始终没有开口。实际上，在他在校的短短数月里，他从未和我说过一句话。只是，我偶尔会听到他用拉祜语和同桌小声的说着什么。他只读了半学期，期间还缺席过无数次。后来，他再也没来过学校，我也再没见过他。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班上的拉祜族学生基本比较内向敏感，和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总是低着头不敢看我的眼睛。小镇的夏天极热，可是他们始终不愿脱下身上的外套，而且紧张的时候他们总是习惯性的拉拢身上的外衣。原来，他们是极度没有安全感的孩子。
一个学期以后，班里的学生越来越少。很多原本有四五十个学生的班级都只剩下二三十人了。因为学生流失严重，学校组织全校教职工开展了一次家访。说是家访，其实更准确的是“村访”。小镇下辖八个村委会，每个村委会管辖着数个寨子。学校70来个教职工被分为每两个人一组，基本是一男一女搭配。因为很多寨子不通车，只能骑摩托进去，而且基本是山路，女教师都不太敢骑车。我和D老师一组，我们要走访5个寨子。因为白天务农，寨子里基本没什么人，所以我们的家访是晚饭后开始的。到第一个寨子的路是砂石路面，虽然颠簸，但并不狭窄。还没进寨子就听到了里面此起彼伏的狗吠声。寨子在一个斜坡上，房屋杂乱。我们把摩托车停在寨子入口处，然后步行进寨。那时已经是晚上7点多，一路上有孩子光着脚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奔跑。我们向他们打听队长的家，孩子们很热心的给我们带路。显然，我们的到来打破了寨子的宁静，大家都好奇的盯着我们看，还有的跟在我们后面想看个究竟。到队长家的时候，身后已是哄哄吵吵的一群人了。据说，队长家是寨子里最富有的人家。那是一所新建的瓦房，没有围墙（寨子里没有一家是有围墙的），门前的走廊挺宽敞。队长热情邀我们到屋里坐，其他人则怯怯的站在走廊不肯进屋。屋子不大，有一台20寸大小的电视，一张半旧不新的沙发，和一张看不出颜色的桌子，上面摆满了杂物。女主人给我们端来了热茶，接过杯子的时候我看见杯子上沾有污渍。D老师很快和队长交接好工作，然后我们立马赶往下一个寨子。
天已渐渐黑了下来，之前的路面却越来越窄，而且已经变成了土路。因为没有路灯，根本看不清周围的环境，只有摩托车的车灯在一片漆黑中照出了一点光亮。我不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只知道我们一路都在爬坡，各种怪异的虫鸣声、鸟叫声不绝于耳。因为路不熟，我们在陌生的山头兜兜转转好几圈，终于在快10点的时候陆续找到了第二、第三和第四个寨子。那些所谓的寨子其实只是几户人家散落在一个个山头，那种荒凉和寂静可怕得让人心慌。寨子里的人已经陆续睡下，我们加快速度，赶往最后一个寨子。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要加倍小心，否则很可能从车上摔下去。所以，这种时候需要保持高度警觉。可是当时坐在后座上的我像梦游一般，满眼的漆黑，脑子里一片混沌。现在回想起来，脑子里的画面也只有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和黑暗中那一丝丝模糊的灯光，但内心的恐惧刻骨铭心。最后一个寨子在山的最高处，我已经完全记不起我们是怎么到的那里，又是如何出来的。那次家访的最后回忆是一处陡峭的山坡。D老师嘱咐我抓紧，然后向山下骑去。好几次摩托车差点滑倒，吓得我头皮发麻，脊背冰冷。甚至有那么一刻，我想到了我们可能会死在那里。
自那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我基本没再坐过摩托车。每次出门买东西，就算遇到同事说要载我，我都会婉言谢绝。我宁愿走二三十分钟的路。
那一次家访让我亲眼目睹了小镇的落后。
诸如此类的记忆还有很多很多。例如，我永远无法忘记四年前的那个午后。一个十来岁的男孩骑着摩托车在小巷里狂飙，冲向街道的一刻撞上了一辆驶过的货车。男孩的身体被车轮碾过，我仿佛听到了骨头被压碎的声音。他就这样在我眼前死去，身后传来他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嚎。在小镇上，摩托车是最常见也是最实用的交通工具，但它也成了小镇孩子躁动青春的载体。街道上总是充斥着尖锐而刺耳的摩托车油门声和刹车声，飞啸而过的车轮与路面摩擦出的声音如同恶魔狰狞的笑声，听得让人不寒而栗。学生曾经给我讲过一个笑话。他们说寨子里有些孩子骑摩托车的时候因为个头太小，上不了车，于是就在路边找一斜坡，借着坡地的高度上车。说这话的时候，他们笑得没心没肺，而我却怎么也笑不起来。
我还清楚记得，三年前的一场监考，一个男生作弊被我当场抓到。他恼羞成怒，举起椅子，扬言要打我。那是与他的年纪不符的暴戾，看着他的样子，我并没有害怕，只是觉得可悲。几天后，我站在教学楼上，看见旗杆下他和一个老师在厮打。几分钟后，他被赶来的一群老师制伏，整个人被压在冰冷潮湿的水泥地上。后来了解到，男生的母亲一再改嫁，他是被外婆一手带大的。从小缺乏父母关爱的他还曾对母亲大打出手。我的学生中有很多是在单亲家庭甚至无父无母的环境中长大的。在小镇上，早婚、离婚、再婚是司空见惯的事，我不知道婚姻与责任对于小镇人意味着什么。但是，我看到了不幸的婚姻和家庭给孩子造成了多少伤害。
我总是想起，班上一些女生兴冲冲的跑来告诉我，等她们拿到毕业证，她们的妈妈或姐姐就会带着她们去泰国，去挣很多很多的钱。那是小镇公开的秘密，年轻貌美的女人到了泰国可以凭借容颜和身体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只是，待青春殆尽，她们会带着一些积蓄和疲惫的躯体回到小镇，置一处房产，嫁一个男人，生一两个孩子，然后在庸庸碌碌中了此一生。
后来，慢慢的，我越来越不敢看小镇人的眼睛。母亲当年所说的“清澈透亮”，不知怎么的，在我眼里却变成了蛮愚和怯懦。或许，是因为经过这些年我逐渐明白，那一双双眼睛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落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