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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繼昌，中國家庭的文化與功能，1998：中國家庭的文化很强調孝順，它的理想是彼此不分家，五世同堂同居，子孫繁衍，不可斷了香火。但家庭作爲基本經濟單位的功能，需要考慮是不是有那樣的空間大家住在一起、工作在附近、祖輩高壽和和睦的氛圍，所以現實上有其他變化來使文化理想適應現實，如，輪流接父母到自己的小家吃飯等。筆者最後强調了他對中國家庭文化理想的認同，認爲當今世界變化之快，還是需要家庭團結才能讓人有安生立命的空間，高度肯定傳統家庭文化的價值。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研究過？中國能成爲人口大國，與上述家庭觀念應該是密不可分的。中國人巧妙地發明孝的觀念，確保父母的傳承能有經濟收益，再通過“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父母之命不可違”的文化觀念，確保子嗣會根據命令和社會習俗去結婚、繁衍和照料後代。如此，基因傳遞自身的要求，就巧妙的被綁進整個文化觀念中，個人不需考慮自己的愛好或自由，就會被趕著繁衍基因了。相對之下，西方社會的傳統中，有教士貞潔的文化等，是不利於繁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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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澤涵與陳寬政 (1980), 〈我國家庭形式的歷史與人口探討〉, 《中國社會學刊》：本文的問題意識是：是否西方經濟制度衝擊下，確實導致家庭形式（人數）變遷，從傳統的20人大家庭變成平均5人的小家庭？作者答案是否定的。其引用詳實數據，證明歷史上家庭人數一直平均在5人左右，並詳論雖然大家庭一直是文化理想，但實際上維持大家庭只有少數家族做的到，來説明史上小家庭普遍存在的原因。作者結論到，雖然西方制度影響台灣社會深遠，但暫時不足以影響家庭形式，至少從人口和組成方式來看是這樣的。（作者自言，文章為討論權力結構、父子土地相承問題等，是否收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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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ker, Gary S. (1988), ``Family Economics and Macro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讀起來很爽的一篇文章，邏輯嚴密，重點突出，真知灼見俯拾皆是。文章發表在AER，當時作者是協會主席。文章能被收錄的原因，如果我能試著另作分析的話，是他清楚的梳理了脈絡，並點出當前研究的不足和可以發展的方向。
首先，作者指出家庭的決策（生育、投資、教育）會影響宏觀經濟數據，這一系列的研究最早發端于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後來是新古典經濟成長理論，再來是他提出來的修正模型。在馬爾薩斯的模型（内生變數是生育率）中，假設黑死病發生奪取許多人口的性命，則人均可使用的土地增加，人均產值增加，生育率上升，人口會再度回到原始水平，人均產值（工資）也會再回到原始水平。這個模型很早被捐棄，因爲理論預測與實證數據不吻合，工業革命以來，人均產值上升，但人口數並沒有增長。新古典經濟成長理論（Robert Solow, David Cass, 1950s-1960s) （内生變數是利率），這個模型增加微觀的函數設置，包含個體極大化兩期消費和資本累積受利率左右，但它卻仍考慮的太少。因爲只考慮了資本累積的調整，因此得出人均產值會持久停留在同一水平的結論，與過去經濟持續成長的事實違背，因此也很快被放棄了。它應該多考慮的是：家庭一重要的決策——生育決策，應該要納入模型作爲内生變數。好比大蕭條時代，人們生育率驟減，生育決策肯定是跟經濟好壞相關，不會是獨立於外的固定數據。一個比較理想的修正模型是綜合上述，將生育、投資決策、教育投資都作爲内生變數處理。作者指出宏觀經濟成長可能五成以上都是人力資本累積的貢獻，忽略教育因素，將導致實證數據中儲蓄傾向等數字的解讀困難。
第二，他指出代際傳承模型（overlapping model）會影響宏觀經濟數據，但該模型有不足之處。代際傳承模型發軔于Paul Samuelson (1958)，是研究家庭單位如何影響經濟的絕佳工具。實證數據表明，父母對子女的投入會影響子女未來的所得，尤其是貧窮很容易代代相傳。然而代際傳承涉及父母對子女無私的投入和子女奉養的行爲，難以量化，許多學者遂逃入技術的誤區，寫出的模型遠離社會事實，不能討論真正的重要問題。
最後作者升華的文章，他指出“Family welfare is the principle goal of a well-run economic system. ”，經濟學界亟待更多重視家庭研究。
我：通過讀這篇文章，我學習了家庭經濟學宏觀經濟學主要研究方法，一是模型改寫，二是實證，包含經濟周期、生育率、經濟成長等方面數據的研究。
我反思了自己做學問的態度，文章中很多模型都是本科階段算過的，很可惜我是去拿學分的，不是去做學問的。我既然那麽喜歡算那些模型，我應該追求精熟，然後進一步問，這個模型跟實證數據吻合嗎？爲什麽不吻合？可以怎樣修訂？等等問題。要進一步思考和動手，才是在做學問，才是在培養自己解決問題。
我建議我自己未來如果要走模型方向，可以先自己先猜猜結論嗎，看看理論預測會是什麽，來加深我對模型的解釋能力和不足之處的認識，例如，如果我已經猜測一個模型會做出薪資零成長的結論，我應該就要警覺可能模型出了問題。
此外我未來很有興趣的研究方向是“穩固的婚姻關係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史蒂芬科維説過“好莱坞电影使我们相信爱是一种感觉，关系是可以随意处置的，婚姻和家庭只是协议和权宜，而不是责任和诚意。但是，这些信息严重扭曲了现实。”現實的扭曲，後果不堪設想，離婚雖然暫時看起來是好的，但長期來看，子女養育等問題，確實局内人很少對外坦白的痛苦過程。青少年問題日益嚴重，自殺、强奸、懷孕等問題高踞榜單，這造成的社會問題、財政負擔、虛耗的人力資本應該足以撼動宏觀經濟數據，是值得研究的方向。
另一个我有兴趣的问题是：婚姻可能是为了生孩子才有的一种长期经济契约，但如今的契约很容易被毁约，为什么呢？对没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可能只是这个契约没有必要，女方可以去赚更多钱，男方可能是变心了。但对于有孩子的家庭，为什么毁约率可能还是上升了呢？是因为养育成本太高，不堪重负的情况下，导致违约吗（最后落得一方，常是女性，强迫承担高额育儿成本而在贫穷线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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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s, Robert J. (1987), 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the Economics of the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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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bre, Nancy (1994), ``Children as Public Good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人均收入上升、女性薪资上升、人口和财产流动性增强，都造成育儿成本上升，而且上升得成本主要加在妈妈身上，导致单亲妈妈往往在贫困线徘徊。然而，儿童带来的福利是全社会享受的，公共政策往往债留子孙，仰赖后代偿还，同时老年人的退休金都是靠年轻人纳税支付的；享受这些优惠的单身贵族和老年人却没有支付代价来减轻上升的育儿成本。因此，倚靠额外的政策来支持养育儿童的家庭是必要的。
我：家庭政策值得研究，如何更好的支持家庭养育孩子，就是在研究如何的更好支持社会的宏观经济发展，甚至是就是在研究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问题。簇拥传统价值观，对于支持家庭养育孩子无济于事，因为这只是强将成本加在女性身上；终止债留子孙和老年保险，可能产生其他社会问题；移转支付给育儿家庭，则需要小心设计诱因机制，以免造成儿童剥削、非自愿生育等问题。非常有趣，我应该认真考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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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俊傑 (1977), 〈台灣十年來家庭變遷的研究〉, 《輔仁學誌》, 9, 1-51。
賴澤涵與 陳寬政 (1980), 〈我國家庭形式的歷史與人口探討〉, 《中國社會學刊》, 5, 25-40。
Becker, Gary S. (1988), ``Family Economics and Macro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8:1, March, 1-13.
Becker, Gary S. (1989), ``Family," in Social Economics, The New Palgrave, edited by J. Eatwell, M. Milgate and P. Newman, N.Y.: Norton, 6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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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bre, Nancy (1994), ``Children as Public Good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2, May, 86-90.
Willis, Robert J. (1987), ``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the Economics of the Fami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7:2, May, 68-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