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我和蓉子九岁，阿玉八岁，我们都到了上学的年龄。但我们不知道要上学，春天到来了，我和蓉子天天往果园跑。我们去果园采蕨、拔猪草、偷折桃花，看果农在石头坡上种梨树，在沙地上种芍药。
“依姊，学堂开始报名了，让清子去上学吧。”
有一天，二姐从外面回来对母亲说。
母亲这才带我去报名。报名处设在农会坪旁边的大队部，报名的人很多，负责报名的是一个年轻的女教师，人不高，眼睛大大的，大家都叫她朱老师，她是我们大队书记的老婆。轮到我了，朱老师问：
“叫什么名字？”
我有两个名字，我出生时是陆医生接的生，陆医生说我春天出生，就以春为名吧；另一个名字是母亲取的，大姐二姐的名字里有个“丽”字，母亲就为我取名“丽清”。
“春和丽金，这两个名字，哪个好呢？”
母亲看看我，又看看朱老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征求朱老师的意见。
“春好听！”
朱老师见母亲还在犹豫，就为母亲做了决定，手中笔一挥，把我的名字记下了。
我报名了，蓉子和阿玉没有报名，因为那个春天，蓉子的母亲为蓉子生了一个弟弟，阿玉的母亲为阿玉生了一个妹妹，她们都得在家里带弟弟妹妹。
那天报名时我看到芳子了，芳子是我住在江厝巷时的好朋友，有芳子做伴，蓉子和阿玉没能和我一起去上学，我也不以为意。
学校靠近村尾，离江厝巷很近，离塘洼子比较远。从塘洼子去学校有三条路：村中大路、水渠边的小路，岭子头上的小路。大路离学校最远，岭子头的小路离学校最近，我喜欢走近路。
从我家出来，走过架在水渠上的石拱桥，就到了岭子头。岭子头地势比塘洼子高，上面种了大片的茶树，只有靠近塘洼子和石头坡的那一片还荒着。荒着的坡地上长满灌木，灌木丛中隐藏着好几处坟墓，有点吓人。㱓子头通往学校的小路紧傍水渠，这条小路边上也有一座坟墓。每天上学的时候，走这条小路的人多，经过坟墓时我也不是特别害怕。过了坟墓，再往前走一段，下几级台阶，过了水渠上的木板桥，穿过一条小巷，就到了学校了。
进了学校大门，是一块空地，空地的右侧有一座很古老的房子，那就是我的教室。教室黑瓦黄墙，门朝南开，正对着操场。操场不大，正方形，东西两侧有两排黑瓦白墙的教室，一排四间，西侧是一至四年级；五年级、初一、初二和老师的办公室在东侧。操场的南边有两棵高大的梧桐树，靠着梧桐树竖着两根长长的竹竿，那是爬杆，已经被学生爬得又光又滑了。梧桐树的后面是一堵墙，墙的那边，是江厝巷人家的菜园子，原来我小时侯居住的江厝巷就在学校的边上。
其他年级都只有一个班，一年级学生多，有两个班，我在一（1）班，一（2）班的学生被安排在离学校不远的祠堂里上课，因为学校的教室不够了。我和芳子不仅同班，还同桌，真是太高兴了。六岁那年离开江厝巷后，我就很少见到芳子，没想到上学后，两个儿时的玩伴又可以在一起了。
我到学校读书了，分在一年级（1）班。班主任是个女教师，姓朱，就是母亲带我去报名那天遇到的那个朱老师，她教我们语文。
第一天去学校，朱老师给我们分好座位，然后发书本给我们。总共发了两本书，一本语文，一本算术。书本崭新崭新的，散发着淡淡的油墨香，那气味我太喜欢闻了。
拿着书本回到家里，我一页页翻看。语文书的扉页上印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黑体字，虽然刚入学，但这几个字我是认得的，因为以前在江厝巷居住时，江厝巷的大门口常年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就写着这几个字。往下翻，就看到了许多插图，有医生拿着手电筒照着小孩张大的嘴巴的，有喔喔啼叫的公鸡，还有一只曲颈向天歌的白鹅，这些图画我太喜欢了。很快地，我就把语文书翻了一遍，接着翻算术书。算术书上有乒乓球，一个、两个、三个地堆放着，还有兔子、小狗、蜜蜂、蝴蝶，也都是四只、五只、七只、八只地聚在一起。算术书上的这些图画我也很喜欢，但我更喜欢语文书上的。
哥哥送给我半盒蜡笔，有大红、粉红、绿色、黄色、紫色，都是我很喜欢的颜色。哥哥很慷慨地对我说：
“这些都给你，你可以给书本上的插图涂上颜色。”
我拿着蜡笔爱不释手，立刻就动手涂了起来，涂了好几天呢。我把花朵涂成红红黄黄的，把叶子、小草涂得绿绿的，给书本中的人物穿上不同颜色的衣裳，太阳是红的，天空是蓝的，但哥哥给我的蜡笔中没有蓝色的，后来是借了同学的蓝色蜡笔才涂好。
二姐说书本的封面要包起来，这样书本才不会弄脏。二姐拿了一张新报纸，教我包书的方法，我学会之后，又去教芳子。芳子家没有报纸，我就从家里带去给她。信用社年年都订《福建日报》，我就年年用《福建日报》来包书，一直到去县城读书了，我的书本才不再包。
不久，大姐给我买了一个布书包，单肩背的那种，书包墨绿的底子上布满一朵朵浅绿的花，很好看。有了书包，每天上学用的课本、簿子和笔，就都一股脑儿地被我装在书包里了。
班主任朱老师先教我们读拼音字母a、o、e。朱老师读a的时候，嘴唇张成“0”型，像个鸡蛋，我们也把嘴唇张成小鸡蛋。朱老师读a不是发“啊”的音，而是介于a和o之间的读法，普通话里找不到那个音，但闽北方言里有。朱老师教我们学声母r，她把r读成L，我们也跟着念L。
有一天，朱老师生病请假了，教高年级的杨老师来上我们班的语文课。杨老师长得瘦瘦高高的，他是外地人，平时只说普通话。我们都说杨老师的普通话好听，跟广播里的普通话一样。在课堂上，杨老师让我们把学过的拼音字母读一遍，于是全班同学就大声齐读：
“a - o - e -”
我们才读了三个，杨老师就喊停：
“第一个读错了，要读‘啊’，嘴巴要张大。来，开始，读！”
我们发出的还是朱老师教的读法，杨老一连纠正了三次，我们才把a读成“啊”。杨老师揺了揺头，让我们继续往下读，读到r的时候，杨老师又喊停：
“这是r，不是L。读这个声母的时候，要把舌尖卷起，顶住上腭，把气从舌两边送出，来，跟我读。”
杨老师边示范边读，见全班跟着读了半天，这个音还是发不好，他也只能摇头了。
放学回家，我把课堂上的这一幕说给母亲听，大姐正好回来，她笑着说：
“你们朱老师小学都还没毕业，拼音读不准是正常的。”
朱老师的拼音虽然读不准，但她的课我还是很喜欢上的，因为她经常在班上表扬我，夸我聪明，说我接受能力强。朱老师喜欢在我的小楷薄上，用红笔打上一个大大的“V”，再龙飞凤舞地写一个“好”字，每次写字本发下来，我都特别快乐。 芳子的写字本上也常常打“V,”，但“好”字没有我多，而坐在我和芳子后面的两个男生，朱老师是不打“V”的，朱老师常常送几个“X”给他们，因为他们常常写错字。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半期考就到了。考完试，老师们很快地将卷子改完发给我们，我考得很好，语文和算术都满分。我把考卷拿回家，父母亲很高兴，两个姐姐也很高兴。学校的老师都在传，说我们家的姐妹都很会读书，说当年大姐二姐的书就读得很好。
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学校要发展一批少先队员。那时候我们把少先队员称作红小兵，小学的学生当红小兵，初中的学生当的是红卫兵。我们学校就有不少红卫兵，他们常常在胳膊上戴着红袖章，很神气的。
朱老师在班上宣布了入选红小兵的名单，我和芳子的名字都在其中，我很高兴，从此，我就天天盼着朱老师发红领巾给我们。每天去学校，走在路上我就在想：
“ 朱老师今天该会发红领巾了吧？”
我每天都特别盼望上朱老师的课，总希望朱老师来的时候，手上拿着红领巾。但朱老师每次来上课，手上只拿着课本或是作业本，有时甚至空着手，什么都不拿，总是让我很失望。有时课上了一半，朱老师让我们写作业，她会离开教室几分钟，我就会想：朱老师该是去拿红领巾了吧？结果每次希望都落空。
也不知盼望了多久，终于有一天，我系上红领巾了。少先队辅导员告诉我们，红领巾是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要我们好好珍惜。回到家里，我解下系在脖子上的红领巾，拿着左看右看，很是不解：红领巾是这样的鲜艳，干了的血是暗褐色的，红领巾怎么会是用鲜血染红的呢？我觉得辅导员骗了我们。正好二姐采茶回来，我把心中的疑问对二姐说了，二姐听了哈哈大笑，二姐又把我的疑问告诉了大姐，大姐听了也是忍俊不禁。
端午节快到了，母亲没有忘记过年时的承诺，去合作社买了一块花洋布，请裁缝师傅做了两件上衣，一件给我，一件给六妹。衣服粉底紫花，紫花的旁边还有几片淡淡的竹叶。我太喜欢这件衣服了，长这么大，我还没穿过那么漂亮的衣裳。
端午节那天，吃过早饭后，我要去上学了，母亲让我把六妹也带上。我背着书包，牵着六妹走出家门，井边有人在洗豆芽和青瓜，空气中弥漫着粽子的清香。
我和六妺穿着同样花色的新衣裳，牵手走着，一路上不时有大人停下，问我是不是要带妹妹去上学，问六妹多大了，不少人竖着大拇指，夸我和妹妹真乖。我和六妹成了那天上学路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到了学校，我发现也有不少同学穿着新衣裳，有的同学脖子上还挂着五彩丝线。进了教室，我让六妹坐在我和芳子之间。六妹很乖，她悬腿坐在凳子上，两条手臂叠放在书桌上，下巴靠在手臂上，安安静静的，一副惹人喜爱的模样。朱老师看见了，微笑着点点头。
开始上课了，坐在我后面的两个男生，在座位上扭来扭去，还偷偷讲话，朱老师批评他们：
“李文煌，叶植良，你两个又捣乱了！你们还不如那个小妺妹，人家比你们小，却比你们懂事！”
朱老师表扬六妹，班上的同学都朝我们这边看。
那时候我们去学校读书，把弟弟妹妹带去上课是常有的事情，老师是允许的，学校也允许。但印象中我带妹妹去学校上课的次数很少，好像只有这一次。
一年级我读了三个学期，我入学的时候，学校是春季招生，到了1974年，就改为秋季招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