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家史，是我奶奶口传下来的：
我爸爸3岁（爸爸生于1911年、辛亥革命、清宣统三年），我姑姑5岁，我爷爷去世了。家里一贫如洗，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当时住的一间土房还是租的，就连我爷爷的入殓棺材，都是我奶奶抱着我爸爸，挨家挨户磕头求帮，才给我爷爷打了一口薄皮棺材，好不容易才入土下葬。
爷爷名讳是赵永俊，从小随太爷爷（名讳赵玉）一家人,由山东登州府北赵各庄（现在是山东省蓬莱市登州镇赵各庄）逃难到东北，蓬莱是八仙过海的地方，不知道八仙过了海去哪儿，反正他们没有给蓬莱靠海的小村，带来幸福，枉费百姓的一片良苦用心，为他们修了那么巍峨的蓬莱仙阁。人多地少，天灾人祸，逼迫我的祖辈流离失所，也像八仙一样过海了。漂泊流落到辽宁省八角台西佛镇。奶奶说，我祖太爷赵玉带领三个儿子举家集体逃难的，因为饥荒，或许因为摊上了官司。他们漂洋过海，先到了大连，后来到了沈阳。准备北上时，走散了一股人，为了找到他们，祖太爷带领另外两股人，在沈阳周边，一边给地主干活一边找，最终也没找到，祖太爷爷祖太奶奶也相继撒手人寰，我们这两股就流落到了台安。多少年后，才把祖太爷爷祖太奶奶的遗骨背回老家----赵各庄安葬。
当时几户穷本家，都会吹唢呐，就一起组成一个鼓乐班子，给别人家婚丧嫁娶吹吹打打，挣几个小钱，养家糊口，艰辛度日。旧社会，鼓乐班子是下九流（一流巫、二流娼、三流大神、四流梆、五流剃头、六流吹手、七流戏子、八流叫街、九流卖糖），只比唱戏的、讨饭的、吹糖人的好那么一点点。无论是大户家还是小门小户办事情，鼓乐班子是不能进院里搭台子的，一律在大门外，靠墙边搭个席棚。夏天任风吹雨打，烈日曝晒；冬天寒风刺骨，在棚子里燃起一堆火，烟熏火燎，再吹喇叭，呛得咳嗽不停，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吹喇叭的人是很难长寿的，我爷爷不到三十岁就死于肺病，那是1913年。赵家鼓乐班子一直到1960年，传承人才没有了。
我父亲是最早离开鼓乐班子的。我奶奶讲：我爸爸八岁的时候，跟着我本家二爷进了赵家鼓乐班子，学打小钹。一天，正赶上下大雪，三更天就到20里外给人家娶亲，天黑，雪道，路滑，天寒，迎亲的人们冻得都坐不住车，在地上跟着喜车跑。所谓喜车，就是三套马车，最好全是红马，大车用苇席围成一个蓬子，篷子外面包上红毯，再在两侧，挂上铜镜。我爸爸坐在大车的后边，连冻再饿，又害怕。等娶亲的车到了新娘家，才发现我爸爸丢了。人们打着灯笼大呼小叫，在一个下坡路上找到了我爸爸，已经不省人事了，抱回家好不容易缓过来了。我奶奶哭得死去活来，从那以后，我爸爸就离开了鼓乐班子，从此，我们这一支就再也没有人干吹喇叭这一行了。
奶奶是一个很要强的人，爷爷去世后，她带着年幼的我爸爸和姑姑，经人作保到沈阳一家商号当保姆，这家人家是西佛老户。给人家洗衣打扫卫生，直到我爸爸八岁的时候才回西佛，仍然租房住。
爸爸离开鼓乐班子后，托人到达牛录镇陈家，学做面食点心，爸爸大约11岁那年，他从小营养不良，个子又矮又瘦，蒸点心的大锅又高，笼屉又沉，一次他站在锅台上，和另一个学徒工抬笼屉，没拿住，一下子手被热气烫了。在家养了半年多，手上落下一个大疤。
爸爸12岁那年，由我奶奶在沈阳当保姆的那家主人担保，到黑山县新立屯一家商铺当学徒，就是站柜台。商铺主人是西佛镇大红旗人，叫朱老星，可能看在担保人的面子或许是同乡的缘故，对我爸爸这个小学徒还是有所照顾的。爸爸个矮，站在柜台里就露出个小脑袋。主人特意给他打个木凳，有时让他扫地打水，跑腿打杂。我爸爸是个很能吃苦的人，又很聪明，14岁出徒，就可以独当一面了，16岁成了这家商铺的管账先生，开始管理商铺的财务。一到年终岁尾，我爸爸就骑着毛驴，四处要账。由于他小，周围的人都知道朱老星家有个小掌柜的，有时就会故意考验他，拖延还钱。我爸爸聪明伶俐，巧妙对付大人的故意玩笑，很得同行的赏识，结果年年账满钱齐，很受商铺老板的嘉许。
这里生意越来越好，后来听我爸爸讲，新立屯离内蒙近，往西北过了阜新、八家子就是库伦旗，往西走过了哈尔套、四堡子就是科左后旗。新立屯是一个汉、满、蒙、回等多民族聚居区，又是一处货物交易集散地，是内地与内蒙的交通要道。
每当入冬，白雪皑皑，内蒙大草原盖上了厚厚的白被，牧民们一年的生活用品，用得差不多光了，又是年关时节，牧民们要用草原上一年的收获，换回下一年的衣食用度。
春节来临时，蒙古牧民就赶着成群骡马牛驴，一大车一大车的拉着羊皮、牛皮、狐狸皮、獾子皮……还有活羊，皮鞭子、笼头、马鞍、车套……还为商家老板拉来奶酪、酥油茶、狐狸皮围脖、羊羔皮袄……用这些东西，换回他们一年的生活用品。他们是成群结队来的，一个个黑红脸膛，五大三粗，愣头愣脑，几十号人摇车大辆，前呼后喊的走进一家家商铺。商家极为热情，把蒙古客人，安顿好住宿，然后大鱼大肉，烈酒浓茶，款待客人。这时主人是可以不必相陪的，他们尽情地吃，尽情地喝，尽情地唱，尽情地跳，直到他们自己把自己灌得得酩酊大醉，横七竖八地和衣而卧。。
商家主人把大车上的货物卸下来，再给他们装满一车车，商家的货物：布疋、白面、豆油、纸张、煤油、茶叶、烧酒、木炭、火柴……还有针头线脑、锅碗瓢盆、麻绳铁钉……还有孩子的小玩具、小鞋、小帽、小糖球、花生、瓜子……更少不了给蒙古头人，王爷的礼物：上好的红茶、浓烈的高粱酒、精致的上杂拌下杂拌的高级点心，还有给他们福晋的绫罗绸缎、扑粉雪花膏、花手帕绣荷包、烟袋嘴烟袋锅、针头线脑、小剪刀扣耳勺……来多少车就装满多少车，越满越好。一切准备停当，他们在这里呆上五天八天，在大街上逛逛，再给老婆孩子买点杂七杂八的物件，再喝一次酩酊大醉的酒，对主人的款待千恩万谢，看着一车车满满的货物，说不尽的心满意足。大鞭一甩，“啪”清脆一声，响彻长空，一片尖叫—“驾”，这几十号人马扬长而去，渐渐消失在茫茫的西天的原野里，这般热闹场景明年还会重现。
蒙古人是十分朴实憨厚的，他们拉来的货物、赶来的牲畜，从来不问值多少钱，能换回多少东西，只要把他们的所有的车装满就高兴，越满越好。
他们回到草原后，一年的游牧，一年的交往，如果这一年底，他们没有再来你的商铺，那就是你骗了他们，不但他们不来，就连他们王爷的下属的所有部落，都不会再来。我爸爸在朱老星家当管账先生，一干就是七年，生意红火的让同行眼红。
我小时候，爸爸对我说，不要以为别人都是傻子，越老实巴交的人，越要以诚相待。“生意人诚信是命，缺斤少两是孽，公平交易能挣到钱是能耐”。这句话是至理名言，不只是商人的哲理，也是人生的真谛，是我一生做人处事的座右铭。
我姑姑15岁那年，我爸爸在新立屯学徒，奶奶领着姑姑在西佛镇租一间房住，帮人缝补衣服，洗洗涮涮，迫于生活把姑姑嫁给了湾子里老何家，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户人家，我的姑父叫何广如。这是我家后来搬到湾子里的直接原因。
湾子里本来是何家的地盘，我们那里叫坐地户。前街东头几户何家，年长的叫何振达；西头住着四家何姓，是亲哥四个，大哥叫何连治。后街东边住着三户老何家，大哥叫何振方；西头住着五户何家，其中有一户就是我姑父家，掌门人叫何连喜。“连”字辈是“振”字辈的祖父辈，所以人们称西头何家为老院子。他们的坟茔地在一起，是一个祖坟。
我爸爸20岁的时候，手头有了点积蓄，又恰巧湾子里前街西头老何家搬家，要卖房子，我姑父做主，就把那石头底砖带的三间房买下了。从此湾子里就有了外姓人。后来有了周家，杀猪屠夫周玉武的儿媳妇是何振春家的姑娘；有了杜家，杜家老太太是何家的老姑奶奶；再后来搬了李家，又住进了智家、陈家、刘家，付家，都是沾亲带故来的。
我妈妈是1918年出生（民国七年），14岁到我们家的，是童养媳，比我爸爸小7岁，16岁和我爸爸成亲。我姥家姓付，姓不符实，家很穷，人口又多，我妈妈是老大，姊妹兄弟八个。无房无地，住在地主的场院房里，靠给地主扛活度日。我大舅8岁给地主家放猪，我姥爷一辈子给地主家在辽河两岸当船工，为过往行人车马摆渡过河，平时是不收费的。船是地主家的，每到冰封雪地的季节，地主就派人到各村收过河费，我们那里叫河粮，主要到有房有地的大户人家收，小门小户是不去收的，其实普通人家也很少过河出门。
我姥家住的这个小村叫通江子，紧靠十年九涝的辽河。当年辽河的水域十分宽广，主河道水深可达七八米，行船自如。辽河两岸的物资，集中在这里，用船运到营口。主要是大豆，辽河沿岸地势低洼，盛产一种抗涝的黑豆，运到营口去榨油，豆饼做牲畜的饲料。听说，豆饼日本人收购，运回日本再加工，还能榨出不少豆油。还河运高粱，营口那里有烧锅，用高粱来酿酒。把大豆、高粱还有一些小杂粮，装上大船，顺流而下到营口。船返回时，装满日用杂货及海产品：火柴、煤油、烧纸、布疋、鞋帽、油盐酱醋茶，毛虾、海带、镰刀鱼、黄花鱼、骚魤子、偏口、红娘……一年里最忙的时候，是夏秋两季，我姥爷每年下营口去十次八趟的，回来时会为我们带几个海螺、贝壳等小玩意，也顺便给我舅舅姨姨们，买双洋袜子什么的，从来没给姥姥买什么物件，也许我们没看见。
通江子归台安县管辖，前清时台安叫八角台，归新民府。村子就一条街，稀稀拉拉绵延5 华里，只有几户住在辽河大堤的外边，地势较高的地方，那是有钱人家，大多数人家住在辽河大堤里边，自然是穷人了。我姥家就住在大堤里，站在房顶上就能看到辽河，夜晚可以听到，辽河水哗哗流淌的声音，这里几乎年年被水淹。
一直到解放后，1952年辽河在通江子北地决口，通江子全村被洪水淹没。在政府帮助下，重修辽河大堤，我姥家才搬出堤外，重建家园。
辽河的对岸，就是辽中县的付家屯，离辽中县城15华里，那里是我姥家的祖居地。对岸这两个村子虽然隔河相望，来往要靠行船，但没有挡住交往的频繁，沾亲带故的很多。老人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个年代，辽河是放任自流的，河道滚来滚去，造成河东的人家去河西种地，河西的人家到河东去收获。两村相安无事，和睦相处世世代代。
因为家穷，姥姥就忍心把14岁的大女儿嫁出去了。当时我家经济稍好些，那年爸爸21 岁，在新立屯商界也小有名气了。姑姑已经出嫁，爸爸常年在外，奶奶和妈妈相依为命，奶奶待我妈妈胜似亲闺女。那时家里也算不愁吃穿了。姥家很穷，我奶奶不时接济些钱财，但也有限，我们家当时也不是很富裕。后来，爸爸以我的名义，在通江子，买了20亩地，让姥姥家种。解放后，地划在我姥爷名下，为此，我姥姥家，定为贫农，如果没有这20亩地，他家就是雇农。
提起奶奶，周围十里八村的无人不知。
奶奶1891年出生（光绪十七年）家里有八个兄弟姐妹，奶奶老大，下面有四个弟弟，三个妹妹。人口多，土地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我记得大舅爷叫刘魁，高个大嗓门，会使唤牲口，一流的大车老把，苦奔苦曳一生，1947年解放时划成中农。
三舅爷叫刘驰，个不高但长得敦实，说话总是咬牙切齿，恨不得马上发家，对子女总是骂，没有好脸，一副恨铁不成钢的面孔，日子过得贼细，很少吃高粱面饼子，怕剩下家人吃，白白浪费粮食，偶尔有剩下的，他都藏起来。后来日子过好了，忙时也雇几个短工，他给短工吃干的，家里人却喝稀的，伙计吃水煮盐豆，孩子老婆却吃咸菜，他对雇工吝啬，对家人更抠。一天和儿子生气了，大呼小叫不过了，自己跑到西佛街里，吃碗豆腐脑，两张煎饼，回家里磨磨唧唧的，后悔个两三天。我奶奶看不惯她这个弟弟，常常数落我三舅爷，“刘驰啊，你不缺吃不少烧，干嘛那么抠”。解放时，他家有土地百亩左右，定的成分是富农。
二舅爷叫刘忍，这位老人受穷一辈子，西佛镇三、六、九是集市，他每到集日就到粮食市场给人过称、打斗（那时，称粮食用斗，一小斗大约15市斤，一大斗大约50 市斤），剩下点粮食回家度日。没有土地，解放了他家是雇农。可是他那一儿三女，个个聪明，儿子在长春当过日本翻译，英年早逝。解放后大女儿刘希琴参加抗美援朝，后来在兴城一所军队医院当护士长，另外两个妹妹也相继参军。后来二舅爷二舅奶到城里享福去了，无疾而终。
老舅爷叫刘会，个子不高，极为精明，能说会道，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在集市上当经纪人，专门交易牲畜，过着平平的生活。
几个姨奶都没有名字，记得二姨奶嫁给王姓就叫王刘氏，三姨奶嫁给谁家我记不得了，老姨奶嫁给老徐家。
人们都叫我奶奶老三太太，我爷爷大排行老三。人们对她赞誉有加，一提起湾子里赵三太太，个个竖起大拇指：“那真是不容易，寡妇失业能把三岁的儿子拉扯成人，可敬可敬”。我奶是个儿热心肠人，她会接生，我们那里叫拣小孩，当年西佛镇十里八村，谁家要生小孩了，都来请我奶奶。她还会看个小病小灾的，谁家大人孩子有个头痛脑热，就让我奶奶看看，拔拔罐子，刮刮痧，出点汗就好了。她还有点迷信，说这个病人撞上了死去的爷爷了，那个不舒服的病人被黄皮子迷上了，她就拿几张烧纸在病人身上转三圈，烧掉，有时病人居然好了。奶奶还会用鸡蛋立在镜子上，嘴里不知叨咕点啥，给人送鬼神，其实就是安慰人的，可是我奶奶是很虔诚的。
有一点是我奶奶最可贵的，无论谁家生孩子去接生，还是给人看病，从来不收钱，一分不要。她的口碑极好，为了感谢她，不少大人认她干妈，小孩认她干奶奶。我奶奶走在西佛街里，总会听到有人叫妈妈、叫奶奶。有时奶奶领我上街，她在街上一走，几乎个个打招呼，对我奶奶笑脸相待。卖菜的、卖鱼的、卖肉的---总是拿些往我奶奶手里塞，我奶奶头也不回的拉着我就走，一边走一边对我说：“孙子，别人的东西，咱不能要”。是的，这句话我记着一生，做人就应该：“别人的东西，咱不能要”。
我刚懂事的时候，奶奶也就40多岁，她极爱干净，头发梳理的光鲜，我记得她有一个洗脸铜盆，浸泡着榆树皮，黏黏的，奶奶用来抿头发。她衣服总是干干净净，板板整整，穿带大襟的长衫，裤脚扎得立立整整。我奶奶唯一缺陷是小脚，缠足。真是三寸金莲，小鞋尖尖的，走起路来，总是不大稳。但奶奶走路还是蛮快的。奶奶告诉我，她年轻时，去沈阳当保姆时，曾经从西佛徒步走到沈阳，那是夏天，从早晨蒙蒙亮，走到太阳压山，到了沈阳，算起来一天时间走了200多里啊。我长大后，往返于台安沈阳几百次，从来也没有徒步走过这么多路。
奶奶常常对我说，她最高兴的事，是大家对她好，一个孤儿寡母的家庭，有人帮衬着不容易。她最幸福的事，当然是有个有出息的儿子了，这就是她最大的成就，逢人便说，“我没有白守寡”。本来就和善慈祥的奶奶，就更加笑容可掬了。那心满意足的样子，常常写在奶奶的幸福的脸上。
我的童年是在奶奶的呵护下长大的，准确地说，是在奶奶的被窝里长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