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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实际上，有时隔着三、五里，风俗习惯就有可能有不同。我家乡的县和我工作的博山就隔着一座大山，山两边对同一事物就有了不同的叫法。例如：我们的“芫荽”，过了大山成了“香菜”；我们这边的“地蛋”，那边叫“土豆”；我们的“炒地蛋条子”，他们“炒土豆丝”。两者雅俗共赏，各有千秋；两地的人们互相打趣，其乐融融。
另外，同一个词，有时由于地域的不同，内涵和外衍也会因地而异。
“捎脚儿”，是句北京方言，指顺便搭乘车子，也可说成“捎个脚儿”。
不知道对不对，我认为“捎脚儿”在我家乡好像至少赋予了三重含义：首先它也有顺路方便他人的意思，另外捎信儿，捎个物件，也通通归拢成“捎脚儿”。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这一带山村都很闭塞，村庄之间多是荆棘密布，怪石嶙峋的山路牵扯在一起，物资贫乏且流通不便。于是，周围十几个村子约定俗成，三两个交通相对便利的村子就有了集市。
集市需要一个空场地，要么位于村子的大街两旁，要么最好在沿河沟的树林里。按照阴历或一，六；或二，七；或三，八；或四，九。五天一个集，交错开来，方便买卖。
赶集就近，跑远了，就会重集。我们村没有集，初一到初五我们赶三个集，以此类推。
我喜欢赶集。从我们乡镇中庄，到我去县城南麻上高中，再到我到博山参加工作，这三个地方都有大集，而且都是清一色都是三、八大集。
集市，尤其是农村的集市，布局一般一模一样。有打板说书的，往往在集市的最外围；有买卖牲口的，被提溜起耳朵的小猪吱吱叫；有卖时令瓜果菜蔬的，来回讲着价钱；有打铁剃头的，叮叮当当，烟雾缭绕……早聚晌午散，吆吆喝喝，人声鼎沸，好不热闹。
80年代西安电影制片厂根据路遥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人生》，90年代张艺谋导演的《秋菊打官司》等影片中都有集市的场景，极具浓郁的地方特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里面很多情节就是在集市上的推进的。每次看，我仿佛身临其境，直接触摸到那个时代的脉搏。
记忆里赶集的多是挑挑子，挑子一头是半大孩子，另一头放块石头，省得偏沉。有推木车的，一边坐小脚老太太，一边也放块大石头。
路上碰到熟人背孩子，挑挑子的会卸下石头，捎脚儿搭配上另一个孩子。推车的碰到拄拐杖赶路的老人，也会搬下石头，拉扯老人坐另一侧捎脚儿。
早些年生活艰辛，没车没马，出门赶路，谁没有让人捎过脚儿呢？马车地排车、自行车拖拉机都坐过。那时生产队的拖拉机逢集出动，上面坐得人山人海，像是耍杂技的。拖拉机烟囱上突突突冒着黑烟 ，摇摇晃晃，人们前仰后合，现在想来很是后怕，但那时的人们一点儿都不怕，一路欢声笑语，一拖拉机一拖拉机往集市上赶。这是一种集体捎脚儿。
后来，自行车，摩托车，农用三轮车逐渐多起来，但捎脚儿依旧。
在农村主动捎脚儿是一种礼节了，更是一种情分。有时，你捎脚儿，人家不一定愿意，但一定要礼让。尤其开着小车在村外遇到熟人，不停地按喇叭，一溜烟去了，人家戳你脊梁骨会，说你谁家的孩子架子很大 ，瞧不起人 ，这会传播的很快，会坏了你的名声。所谓坏事传万里。
这让我想起了两汉时期佚名的《越谣歌》所唱： 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
看来这是亘古流淌下来的一种习俗。
1950年5月，毛主席思乡心切，派毛岸英代自己回湖南韶山。临走之前毛主席特别嘱咐毛岸英：“现在从湘潭到韶山还是小路，你回去时还得骑马，但是到韶山时你不能骑马，一定要在离韶山10多里地远的银田寺下马，然后步行回家。”这说明毛主席深谙此道，同时也是他对家乡、对家乡人民最起码的礼貌。
十几年前， 我们临近的村里有一个在省里做大官的，每次回家他总是让司机把车停在村外很远的地方，一定步行回村。后来因为贪腐入狱，很快郁闷而终。由此可见，贪官有时更注意这些细节，千方百计地妄图掩盖自己的罪恶罢了。
如今交通工具种类繁多，步行的人越来越少，捎脚儿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以前乘坐公共汽车回家，碰到同村的熟人，我主动给他们买票也算是一种捎脚儿。
有一次，村西的一个外出打工的表舅和我同乘一辆车，我主动给他买票。下车一定要还我钱，我坚决没收。后来，他在煤矿上出事故去世了。我以为这件事不会有人知道的，不曾想这个表舅的弟弟居然知道这档子事，他时不时对村里很多人提起这件事，褒奖我一番，不经意让我有了很好的名声。所谓人过留名，燕过留声。
如今，村里60岁以上老人乘公共汽车，凭身份证可以免费，现在自己想表现的机会都没有了。
捎脚儿的第二个含义就是捎信儿：借别人的嘴，省自己的腿。
那时几乎没有通讯，村里能够听到外面的信息只有广播匣子。有时公社召开各村干部会议会在广播里反复下通知，有时线路坏了，也会耽误事。那时有邮递员，他们传送的多是在外面工作当兵的寄来的信。那时很多村子之间路面坑坑洼洼，赶上刮风下雨，道路泥泞，信也不一定能按时送达。那时最快的是发电报，一般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事。
于是，个人有了急事传递信息，只能撒开脚丫子来回跑着送信，常常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有时顶多骑个自行车或者搭个拖拉机。
遇到不温不火的事传递事传递信息，往往就靠在集市上捎脚儿了。
例如村东老槐树底下邓大娘想小闺女荞麦了，荞麦嫁到了二十里外的卧云岭。大娘想让她回娘家住几天，赶上逢集，大娘就坐在树底下让人捎脚儿，就是捎话儿。于是就托付村里去赶集的人说：“要是集上碰到俺闺女，让她回来住几天。碰不着的话，就往她村里捎个话儿也行。”口口相传，信儿就长了脚，迅速捎到了。没过几天，大娘的闺女叫颠颠地领着孩子，挎着包袱回娘家来了。
还可以把外村的信儿捎回来。荞麦家想砌个猪圈，人手不够，需要邓大爷和她兄弟们来帮忙。荞麦特意赶集碰村里的熟人捎信儿。有时怕不稳妥，就会多找几个人捎脚儿。赶集的人回来了，接二连三到邓大娘家捎信儿，如同评书里赵构十二道金牌调朱仙镇的岳飞速速回杭州。于是，到了说好的日子，荞麦家就等来了娘家人，甚至还有其他的亲戚，人多力量大，活很快就完成了。
最有意思的是捎话儿让村里某个大姑娘或某个小伙儿去集上相亲。媒人一般把双方约到集上，于是往村里捎脚儿。这一捎话儿不要紧，全村人都知道谁谁下个集上要相对象了。
那时我们小孩子不知好歹，常常聚在村头捉弄这些人一番。那时计划生育刚刚准备开始，每家都有三、五个孩子，一聚就是一大堆，叽叽喳喳，像树上的一大群麻雀，又像河里游来游去的鸭鹅。
姑娘打扮地花儿一样出门了，我们老远冲她一起唱喊：“谁家的闺女长大了？马家的闺女长大！马家的闺女出嫁了！嫁到哪里？嫁到张家洼里。马家的闺女大辫子，黑夜里睡觉别搂老汉子。”听了这，那姑娘脸羞成了流动的朝霞，咬牙切齿，落荒而去。
小伙子去相亲了，骑辆自行车显摆，浑身上下收拾得利利索索，精神抖擞。我们在后面追着喊：“两个轱辘一架梁，上面坐个长尾巴狼，结了婚，忘了娘！” 有时把那小伙子惹毛了，抓起石头撵我们，我们赶紧躲进深深的高粱地里。
捎话儿这种捎脚儿不像现在一个微信，一个视频，一个电话就解决问题，它带来的是慢节奏信息交流互动的欢乐。
捎脚儿的第三层意思是捎带小物件儿，省却不值当的来回劳碌奔波。
没空赶集，小小不然的物件儿，如果有人去赶集，可以给人钱让捎回来或者让买回来了再算账。账目一分钱是一分钱，账目清好弟兄。下一集或许自己去，又会给别人捎脚儿。赶集归来，扁担筐里这个那个，你的他的，谁捎回的东西多，谁的人缘就越好。
我家有两个物件儿都是捎脚儿回来的。一个是一只两耳朵的生铁锅，另外是几个大水泥瓮。
1963年阴历9月11日我的父母结婚，不久就分家出来。父母那时一穷二白，连个做饭的锅子都没有，母亲跟老奶奶共用一个锅。父亲在外修公路，惦记着母亲。刚好村里的耿三姥爷到父亲的工地，父亲借钱给母亲买了个两个耳朵的小生铁锅，让他捎脚儿给母亲。从那个工地到我家那时还没有公路，五十多里路，耿三姥爷硬是翻山越岭把那个小锅背了回来。这件事母亲几乎念叨了一辈子，那个锅直到几年前用得漏了底，母亲还舍不得扔，留着成为了一个念想。我家的生计可以说就是从这只小铁锅开始的。
我家的几个水泥瓮是三姨捎脚儿回来的。那时我已经记事了，大约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三姨在县水泥厂工作，厂里生产了水泥要做瓮，先是做实验品，三姨就要了三个试验品大瓮。那瓮口大肚圆底收紧。后来凑巧有个大卡车到我们村，三姨随车捎脚儿回来，卸在了我们房后的车站上。家里刚好没人，三姨急着赶回厂，就托付给了我们邻居。
当时好多人到车站上看那三个瓮，那瓮很沉，母亲找了好几个壮劳力，用大粗绳，几根木杆抬回家的。那时村里人存粮食多用条子编的囤或者一种黑的小瓦瓮。这种烧制的瓦瓮很薄，不是很耐用，一不小心会碰碎。大概司马光砸的缸就是这一种。
三姨捎脚儿回来的瓮很墩实，村里人很眼馋，都说用几辈子不成问题。有一个瓮做了水缸，另外两个准备盛粮食。那时家家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粮食常常不够吃，两个大瓮常常是底朝着天。 我们常梦里盼着什么时候吃饱饭，水泥瓮里盛满粮食。
后来包产到户，粮食越打越多，多的没地儿盛了，亏得三姨捎脚儿回来的瓮，为我们后来的五谷丰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三姨心很仔细，心里时刻装着她的姊妹兄弟，她不光帮我们家，哪个亲戚有困难她都力所能及地帮忙。每次回家，看到那几口墩实的水泥垛出的瓮，我就想起三姨对我们家的恩情。
“捎脚儿”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不起眼的事，然而，在那时的贫穷落后的乡下，天长日久，捎脚儿捎出了情分，捎出了名堂，捎出了滴水之恩，捎出了人间烟火之气，捎带着把人们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
2024年9月8日于淄博一中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