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疆又予  校对/吴嘉杭

六月江南漂泊大雨，但衡阳曾国藩军营边上新设刑场上却集结了全体的湘军将士。随着行刑官一声大喝，几个人头落地，血水与雨水混合在一起飞溅到湘军将士脸侠、嘴唇、手臂上。

没等将士们感觉出这血雨混合物的滋味，一个军官便站在刑场的中央大声的念出：“临阵诈称疾病者斩，临阵抛弃军器者斩，临阵脱逃者斩……”随后，几个军士将砍落的人头悬于刑场之上，将士们便也散去了。

虽说几个违反军法的人已被斩首，且湘军与太平军的首战在塔齐布的带领下也赢得了胜利，但曾国藩心中的怒火并没有熄灭。究其原因是这一战役中，自己带领的军队与太平军一碰面便溃不成军了，他也差点成了湖中鱼鳖的口粮。

不过胜败乃兵家常事，这并不是让曾国藩最恼火的。最恼火的是，他为了让湘军比绿营、八旗更有战斗力，设立的几项规定在实践中效果并不好。回想当日，湘军在靖港中了太平军埋伏，他身先士卒并扬言后退者斩，但是士兵还是一个劲的往回跑，甚至还有带头领跑者，根本不把他这个大帅放在眼里。

想到此处，曾国藩拍案而起，便传唤让所有的幕僚来大帅帐中议事。几个先到的幕僚一进大帅营帐，先看到双目紧闭若有所思的大帅，再看到议事桌上整齐摆放的文件，几个人便一起盯在了文件上，后到幕僚看着先到的人看着文件便也凑了上去。

文件内容不是其他，正是曾国藩和幕僚们针对正规军“低饷制”、“无企业文化”等缺陷而设立的湘军专有制度。

第一个就是“厚饷制”。军饷太低是军队训练生疏，军官腐败的根源之一。于是曾国藩规定，湘军普通士兵是国家正规军士兵薪水的三倍，即每月6两白银。湘军军官是国家高级军官收入的两倍，普通军官收入的六倍，即每月900两白银。

高薪保证了士兵和军官们靠正常工资就可以维持家庭正常的支出，甚至有时还有富余。通过保证士兵和军官们的物质基础，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使得他们一心一意的将心思全部放在了军事训练和提高军队战斗力上，而不像正规军的士兵，不得不为生计兼职第二职业。

第二个是建立企业文化。物质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士兵和军官不知道为谁作战，为什么作战，仅仅是为了钱，那么会出现两种状况。一个是士兵和军官攒够了钱就不干了，要么卸甲归田，要么出工不出力；另一个是，士兵和军官们在打仗过程中，会巧立名目、巧取豪夺，最后和正规军一样，打仗不行，祸害老百姓在行。为了避免未来出现的这种状况，曾国藩首创了政治建军，即给军官和普通士兵上政治教育课，来加强军队的思想教育建设。

第三个是军官作则制。士兵对军官的命令是否遵守执行主要看两个方面。一个是打仗时军官是不是冲在前面，一个是在钱上当长官的自身干不干净。只有军官以身作则做到这两点，士兵才服军官，打仗的时候才听军官指挥。

第四个是层层招募制。正规军中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彼此陌生没有凝聚力。这些人组成的部队遇到战事没人冲，遇到危险本能的逃，胜利相互记恨，失败互相不援救，彼此不配合，最后等着敌人将其消灭。针对这一点，曾国藩让手下将士自己招募将官和士兵，让军队具有凝聚力。

幕僚们看着桌上的文件，再看看双目紧闭、眉头紧锁的曾大帅，便大都料到了他要问什么。曾国藩睁开眼睛，看着幕僚都已到齐便开始询问各位。幕僚中各种回答都有，但大体是三种意见。

第一种是说太平军过于狡猾且久厉战事，武器精良的正规军都屡战屡败，我军首战失利情理之中，且我军最后胜利了，说明制度没有问题； 第二种是说我军军士都是从未当过兵的山农，训练不足就出战，失败很正常，多加训练我军的制度优势就能显现；第三种更是直指曾国藩，意思是塔齐布和大帅领着同样受训练的将士，塔齐布赢了，大帅输了，是大帅用兵不当造成的，与制度无关，而且制度定的很不错，不然塔齐布也不会赢。

会后曾国藩觉得幕僚们说的都有道理，特别觉得本次失败主要是自己和塔齐布之间差距太大，于是晚间便备酒请塔齐布来教授兵法。塔齐布开始还很客气的教授一些兵法，但是后来由于两人用兵之道有些差距，便有一些小的争执。

塔齐布是个武人，说话本就非常直接，再加上酒精刺激，到最后就开始给曾国藩挑刺了。说他定的那几条新军规，除了工资待遇不错且执行的也不错外，余下的都是样子货。

比如，隔三差五的给士兵讲讲子曰诗云，这帮大老粗根本听不明白。让军官自己招兵，但是具体怎么招，一个军队要招多少人，多少人打仗，多少后勤人员，多少负责医疗的，这些读书人根本不知道。

塔齐布话匣子打开说了一大串，曾国藩这才如梦方醒，发现自己的制度没有问题，但是自己的军官大多是读书人，而军事是个非常专业的技能，这些读书人军官不知道具体怎么将制度落地，不知道具体怎么做。塔齐布本来就是军官，可以用些当年带兵的老办法与新制度做个衔接。

知道了这一点曾国藩对塔齐布千恩万谢后又开始积极寻找具体练兵的法子，但是寻思了几天都没有什么结果。又过了几天，正在大帅营发愁的曾国藩被告知弟弟曾国葆从老家回来了。

曾国藩想得头脑发胀，便想找弟弟聊聊家常换换脑子。曾国葆在自己营帐休息的时候已经听幕僚们说了自己大哥的困惑，待大哥来和他聊时，便给了大哥两套书。这两套书一套叫做《纪效新书》，一套叫做《练兵实纪》。

曾国藩翻看了一下，喜上眉梢说：“季弟解我大忧”。随后便问这书的由来。原来曾国藩战败回到长沙城外时，整个长沙城官员都不理他，但是左宗棠去了。不过左宗棠没说什么好话，只是一味的从各方面骂他。当时曾国藩心情低落到极点也就听不到什么，但是陪客的曾国葆都听到了。

左宗棠当时并没有具体的指在靖港战役中曾国藩是多么笨、多么的不会带兵，而是指出我华夏汉人自两汉以后便总是为胡人所征服。南北朝时有鲜卑族、羯族、羌族等，隋唐有回鹘、突厥等，两宋有契丹、女真、西夏、蒙古等，那为何汉人在秦汉之际击匈奴，破南岳，而后来却如此羸弱。

左宗棠认为虽然原因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自西晋以来统治阶级，也就是九品中正制选出来的官员们，由于衣食无忧越来越喜欢在书斋里面搞理论，越来越注重辞章的华丽和易理的深远，而基础技术性操作却越来越不重视，越来越生疏。后世到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辞章是越发的华丽，内容是极其的深邃且包罗万象，但是基础的技术性操作却忘得干干净净了。

拿当前的军事来说，统治主体的士大夫们更喜欢研究《孙子兵法》之类的谋略，如何的守正，如何的出奇，但是对于将士平时应该怎么操练，应该是练刀，还是练枪，一个最小的军事单位是连、还是营，一个连应该是9人最有战斗力，还是15人最有战斗力，战船应该是长型的“快蟹”，还是小的舢板船等等，这些基础的技术性问题却无人问津。

本朝太祖太宗皇帝之所以能够克定中原，除了谋略过人外，更是因为八旗军事制度比明朝的卫所制度更有战斗力的原因，而这些并不是易理深邃的谋略，只不过是最基础的军事技术而已。

曾国藩听弟弟说完这番话如醍醐灌顶一般。只听曾国葆继续说：“左公还说，他看遍天下兵书奇谋，唯有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从最基础的练兵技术、造船技术、招募技术开始，而后再到如何守正，如何用兵的谋略，是最实用的兵书”。

“最后临走时左公说，天下间所有的事实都是从技术基础入手，而后到思辨，也就是判断这个技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什么情况下不可以用，同时注意自己思想与其他人思想的相同性和差异性，进而批判的兼容并收，最后才是当今士大夫热衷的万法归一，也就是万事万物相通的根本易理，也就是所谓的道”曾国葆说完后，曾国藩陷入了沉思。

“妙哉，妙哉，左季高不愧是湖湘第一人才”曾国藩大笑道：“季弟，你想，世间之事，若不走从技术性基础入手，再到思维的正反辩论去考察技术手段的使用前提和改进可能，最后到道的玄妙；然后再从道的玄妙到思维的正反辩论，去扩大技术的使用范围或改进技术的使用效率，最后在具体事物上实施技术手段。若没有这一来一回安能知天下事，安能懂天下事，安能行天下事”。

“季弟呀，而这三者本就是一体，一个东西，不过是认识事物的不同进度或不同阶段而已。譬如两人比武，这人首先要有手脚，而后要知道自己作为人作为习武者的优势和劣势，而后升华到所有人所有习武者都会有共同的优势、劣势，再看对手在这些通性的优势、劣势中具体是什么，最后用拳脚将对方击倒”曾国藩继续道。

“不过现在的满朝文武，只注重玄妙，而不看思辨与技术，事物怎么来的都不知道，那些玄妙的东西又怎么能落在技术手段上被实施被发挥功效，遇到太平军焉能不败”曾国藩略微感叹一下便命令弟弟抄印《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以保证每位军官每人都有，同时发出帅领让所有幕僚、将领研读两书，三十日后商讨改组湘军事宜！

纵观西方历史，瓦特和亚当斯密是开启现代社会的两个重要人物，瓦特解决的是技术基础问题，斯密解决的是思辨和玄妙问题，两者互为表里使得现代社会不断前行。

在东方文明里，当年的伏羲观察了草木、动物、人，发现所有的一些生命都是从距离地面近到距离地面远的，同时发现这些东西都是先长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再成长了。比如人开始个子矮，头距离地面近，后来个子高了，头距离地面远了，而且人是在儿童和少年的时候长，青年以后就不再长个子了。如果一个人在儿童的时候就不长个子了，一定有问题需要医治，这就是技术的层面。

不过虽然草木、动物、人都从下往上长，而且都是长一段时间就不长了，但是不同的东西是不同的，比如猫2年成熟了，它不再长没问题，而婴儿长两年不长了就有问题了，这就是思辨看到事物的差异性和相通性。最后伏羲发现不只是有生命体，盖房子也是这个道理，风雨雷电也是这个道理，所以伏羲画出先天八卦。这个八卦从万事万物中来再回到万事万物中去。

《周易•系辞传》说“生生之谓易”。其实人若想掌握这个世间上的事情，不外乎先掌握这个事情的技术手段，也可叫基础知识，如事物的属性、一般规则等，之后在思辨这个技术手段的适用范围以及优缺点，最后再思考这些与一切事物想通的道，而且还能从道再返回技术手段。人若能做到如此，天下的事没有他做不成的，成功只是时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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