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装生涯

    我做好了去吊装队工作的思想准备，但去干什么不清楚，是干管理技术性的活还是干吊装工的活？因为我不知道机械化施工队伍里哪个岗位需要我。

  1975年年底，吊装队的人马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发电厂工地。这队伍里有两台履带式起重机；一台东方红拖拉机；一台自制的像高射炮一样的拖车，吊装队的人称它为炮拖；一台少先吊；几汽车长短不一的钢丝绳，各种类型的绳卡，绳扣，几捆粗麻绳，几套用麻绳穿好的滑轮组……

  在起重机械研究所金工车间的原班人马外，又增加了十几个年轻力壮、生龙活虎的小伙子。还有两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在大部队未进场的前一周，由机械队主任赵奎荣带着两个班长，一个是原来的刘班长，另一个就是传说中的神吊装手，从省建一公司特聘的吊装班长王景凯同志。来主厂房与施工队接洽。

  一施队队长刘忠发很重视这次合作。双方接洽会议定在一队现场会议。会议室很简陋，墙上贴着几张，由奎生写的标语和主厂房施工总平面图。会议桌由木匠钉的模板料组成，表面上看铇的比较毛糙，椅子是固定在地面上的木桩，在桩顶钉块木板而成。会议桌面上放几个食堂吃饭用的粗瓷碗，碗中是食堂专门烧的白开水。

  刘官通知了李奎生、关德运、赵兄和我四人参加。刘官对吊装队准备进厂实施吊装表示欢迎，在阶级斗争天天抓的年代，鼓掌成为一种奢侈行为。刘官自然而然的要介绍构件准备情况。

  机械队队长赵奎生直接打断了刘官的介绍，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今天来的三个人都是大老粗出身，别的不会，只会把地上的混凝土块吊到上面去。今天来忇啇只有两个要求，第一个是在主场内隔出一间大的工具房，既能放吊装工具，又能做临时开会休息的房间。第二个给俩个人，我们不让你们的人爬高，只要指出哪些构件放在哪里就行了。”

  刘官不加思索地立即下达了，既是回答赵队长还是向我们下达的指令：“关工长总负责，大赵派人把煤仓间没机座的房间，用竹板围成54平方米的吊装专用房，给他们钉个会议桌和长椅。然后挂个机械队的牌子，通知咱们的所有人不许靠近吊装作业的范围，原因是危险地带注意安全！小赵是所有预制构件制作的经手人，你们在起重所金工车间合作过，今天就把小赵交给你赵队长，听从赵队长的指挥。”刘官又对我叮嘱了一句：“千万别给咱一队丢臉！”！

  我立刻站起来，给赵奎生等三人点头表示赞同，“坚决听从你们的分配。”

  赵队长和刘班长不知道我已被不声不响地撤掉了“工长”头衔，仍旧叫我赵工长，並连声说，我们是二次合作。土建技术方面我们听赵工长的。然后又夸我一句，赵工还会指挥吊装的旗语和手语。起重所他親自指挥过，老工人都熟悉他。

  就这样，我人到了吊装队，工资在一施工队发放。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我成为了两不管的人。我每天上班坐一队的交通车，中午在电工班我和旭芝一起吃饭，下午坐吊装队的交通车。因为高空作业是一项高危职业，国家明文规定，禁止在大风（四级以上）和亱晚作业。吊装队的下班时间是以完成当天吊装任务，和亱晚不加班为基准，下午收工时间比泥木施工队要早。

  就这样，我又有了足够的时间去学习建筑设计理论，並大胆的接了一单四层综合楼的土建、水、电设计。

  就这样，我熟悉了河南省建安工程预算定额的条款和使用方法，开始为吊装工程做预算，后来发展成，为甲方审查建安工程结算的特殊人选。

  就这样，我的业余时间被专业服务所占有。

  就这样吧，我的“外快”收入超过了二级泥巴匠的正常工资。

  “外快”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工资收入以外的收入。在当时，在极左思潮人的眼里，它是走向资本主义的猛兽；在挣外快人的眼睛里，它是救命的一根“稻草。”以找本人为例，我从1965年考级二级工，每月37.74元，一直到1987年没有升到级。文革结束后。工人加班可以领加班费。每8小时计一个工作日，夜晚不足十二点、计0.5个工作日。而我坐上机械队技术办公室里，新队长说我是“干部”，不应该享受工人的加班费待遇。如果想要加班费必须先报请队长口头批准，另填加班工资审批表，队长签名方可生效。1978年至1987年虽说没有纸面上升级涨工资，可是实际上增加了“奖金”、“生活补贴”等项，约十元左右的现金。比前十年的提心吊胆的糊口日子好过了很多。

  由计划经济时代改革为市场经济体制后，大家都真正的多劳多得了，“外快”一词就消失了40多年了。並且只要恳出力，只要不违法，在垃圾堆里拾个破烂也能赚钱，特别是没人想方设法地去整害你。挣钱人也不会再担惊受怕了。

  哎呀，我的生活职业太丰富多彩，本篇随笔本来应该写吊装生活，不知不觉地扯到外快了。还是拉回来吧。

  吊装队伍进场施工后，出现的第一次返工的活就出在我和余老摸两人身上。“老模”（同抹灰的抹读音相同）是信阳泥巴匠行业里的专用土语，也是对比自己年长的老年瓦匠的一种尊称。余老模是与我师父、廖二爹同辈份的师傅。是与刘班长同时由第二施工队调入机械抹灰班的人，整个抹灰班全部转为吊装班的吊装工。他能看懂图纸但不精通。他对人特别热情。他满脸浅麻子。看来他小时候害过“天花”疾病，受到磨难的人。

  赵奎荣队长担心我一个人掌控构件的安装，需要先从预制场地指挥构件装车，再去现场指导就位安装校正。来来往往不停地跑动太累。就安排余老模和我共同管理同一项工作。我在预制场地按吊装的先后次序寻找构件到装车。余老模在现场按照构件上我作的墨色标注就位。

  全场只有一根梁的两侧安装大型楼面板后的两个楼面有50厘米的高差，原设计有低楼面的一侧，在梁上增加了一趟牛腿型的挑耳。此情况仅我一人清楚，我忘了向余老模交底。待楼板放上才发现该房间板是一头高一头低。

  赵队长派人叫我去看是否有误。

  我赶到现场傻眼了。赶紧向赵队长道歉，说：“我认为有标注的箭头方向就不会出错。是我忘了向余师傅交底，结果还是出错了。责任在我。”

  王景凯班长抢过我的话说，多亏只吊了一块板，怎么补救？

  我指着梁上我标注的箭头和轴线号说：“把这根梁南北调个头就行了。”

  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看着简单的程序是，卸板、切割梁下焊缝，把梁吊起调头、焊好、吊板收工。王班长、吊车司机、两个起重工人、一个焊工，四个人不停地干了一个半小时才返工完毕。

  我主动提出请大家吃饭表示抱歉。

  赵奎荣队长说：“景凯，去一队食堂我请客。”然后对我说：“这算啥事耶。”

  队长和大家的包容，让我愧疚了很长一段时间。

  王景凯不愧吊装神手。在除氧煤仓车间，标高14M以下的房间里，基本上被一施工队做的现浇混凝土机座占驻，吊车无法开进车间中部安装大型楼板。王班长就在每根站柱的最高点绑上钢丝绳套做支座，然后拉上钢丝绳索，在绳索上挂动滑轮组，就像咱们在电视上看见少数民族过长江那样，利用绳索作滑道把各层楼板巧妙的送到预定的位置。

  主厂房吊装最艰难的部位是，锅炉房两侧标高14M以上到33M段的对接预制柱子。每根柱子又分成十M段和九M段两截，每截上下有二十多根主钢筋要用电焊对焊，然后绑扎箍筋用混凝土补浇1M高的接头。

  我在柱子接头处对景凯讲了，在高空两次对接就位的困难，特别是焊工对焊时人无法靠近稳住柱子，会产生定位轴线错位；再一个是对电焊工的技术要求和胆量的考验。

  景凯班长用嘴描述我用铅笔画图，绘制出一张可以做上下柱临时固定的丝杆图。当天下午机械队就把丝杆送到主厂房。

  图纸上要求对接钢筋采用竖焊的方法。对焊工的要求是，正式焊接前必须对焊工进行技术考核，也就是一组三个试件按照高空作业环境进行焊接。共三组九个试件完全试拉合格的师傅才能施焊。

  我拿着指挥部的介绍信在全市有高级焊工的工厂挑选了七人。试验完全合格的只有两个女性中级工。她们回厂后，指挥部让我给她们单位送去了嘉奖贺信。她们获得了自己挣来的荣誉。

  我在对接柱子的现场工作是，构件装车；爬到14M和24M简易的脚手架子上抱着柱脚；安装丝扣临时固定件，用丝扣缓缓移动，让上下柱的中心线对准；指挥柱顶拉钢丝缆风绳的人，把柱子基本校正；再回到地面上架两台经纬仪对上柱进行精准校正。

  校正的全过程中，王景凯一直站在主吊车指挥的位置上命令着吊车起吊、转动、落绳、缓缓落下，让吊车不息火的状态下等待我们的校正人下达可以焊结的指令。焊接全部都完成了，主吊车才能脱钩，去吊下一根柱子。

  在准备吊第三段柱子前，主吊车的扒杆要接到37M高，主吊车自身的稳定性受到严重的考验。王景凯班长不愧是神吊。他把扒杆顶上增加两根绳，吊第三段柱子受力时顶上的缆风绳同时受力确保主吊车扒杆的稳定性。

  我和余师傅及俩个电焊工、一个吊装工站在24M高，空矿孤立的一排只放一块300MM宽的竹板上，待柱子从地面吊上来对接。未吊柱前顺着木梯爬上联系梁，再从梁上木梯到竹板上，胆子大无恐高症者照样害怕。我们身上穿着安全带，可安全绳扣往哪挂？仅仅是个摆设。只能安慰自己我身上有安全带，不用怕。

  考验胆量的机会，在吊锅炉房24M跨度的钢屋架上。上下弦的宽度只有250mm宽，下弦离地面33米高。（相当于十层住宅楼高）我要站在下弦上用吊线锤保证屋架的垂直度，指挥四组拉缆风绳的人放松、加紧等动作。钢屋架躺在地上时像厐然大物，一旦吊在空中，软软绵绵像面条一般。我只能一只胳膊紧抱着屋架中部的拉杆，另一只胳膊指挥拉缆风绳的人。而四个年轻的吊装工“跑”在最低36M高的上弦上，安放我自制的控制屋架开间尺寸的标杆卡具。这四个年轻男孩我只记得两个人的姓名，一个叫徐庆，一个叫蔡“包子”。小蔡兄弟别怪老哥，喊惯了包子加上咱又分离了46年，把名子真忘了。

  主厂房是在1976年九月中旬吊装完了全部构件。不是我们不干，而是从我们完成第二盘钢屋架后，指挥部通知我们必须配合信阳地区安装公司的锅炉钢架设备的安装。他们利用我们的履带吊吊一间锅炉构件，我们才能封一间屋面。在锅炉房屋面的装配上只能干等着与安装公司同步。

  从1976年元月开始，每个月我都要回机械队技术办公室一次。这是赵奎荣队长交给我的一项任务。吊装队隶属于机械队。机械队原来只有钢铁工厂类型的车间和技术人员。吊装工程的内业，由一个从北京下放到信阳的机械类技术员代管。机械类技术员看不懂土建图，不会计算吊装工程量属于正常。赵奎荣队长被迫把吊装队报月报数据的任务交给了我。

  我在机械队办公室认识了技术员李老头。李老是白胖的肌肤，大高个儿，满口江南特色的语言，和霭可亲。李老是办公室里的技术总管。高泳管水电，我俩工作关系交集十年左右老熟人了；翟树清管理铆工，从钢屋架开始相识也五年之多吧。和我对接的北京来一直向往回北京的技术员，因为一共见面不到五次，每次送完吊装月报我都立刻返回工地，他就回北京了，我现在把他的姓氏忘光了。

  北京技术员在临回北京前，把我叫到办公室，亲手交给我一串办公室和他抽屜的钥匙，交给我一辆公用自行车，一部当时价值我三个月工资的电子计算器。然后他问我，你是泥工还会做吊装工程的预算嘛？我哭笑不得没回答他。

  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就有了办公桌。

  就这时，我领了机械队发的月工资。

  就这年，我享受吊装全部劳保用品。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话题。干一行的起止时间的计算起点怎么计算为精准。

  1980年6月接通知，去信阳地区建筑技工学校报道。9月1号以后我又要上课又要管吊装作业的内务和处理现场困难，1981年上半年才开始在技校领工资。

  同理，我1989年就开始为信阳师范学院“房屋建筑学”专业讲授《工程测量学》课程。1991年把我的“讲师及工作档案”从信阳地区行署档案馆转到信阳师范学院人事处。信阳师范学院在1993年见到我的“工资待遇表”后，才补发我一年多的档案工资。

  要填上述工作的起点时间怎么填？

  讲到这里，大家对我由泥巴匠到教授的过程已经初显眉目了。

  1945年9月9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我想，我们一定能够胜利！

  为了从危险紧张的吊装生涯和故事中缓解一下心情。我准备下篇描述“初涉设计”的艰辛，希望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