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我自己很看重的一篇社科论文，因为来自深入思考和大量案例及归纳分析，内含着对比我自己更底层的社会众生的生命全切。写于八、九年前延退政策刚提出时，数据和案例以及索引政策都是当时的，但文章整体框架和大部分问题仍然有效。希望对今年起推行的相关社保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这是我作为一个读书人之于社会和众生的良知和责任。与之相比，对我来说文学文人区区小事，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二十年来，在我所接触，所了解，所听到看到的社会群体中，最艰难的应算是工人阶层了。

  新中国建立后，工人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在政治上一度地位较高，计划经济时代，收入也相对稳定。可以这样说，建国头40年，产业工人手捧铁饭碗，退休有保障，在体力劳动者中，算是一个值得羡慕的阶层。从路遥作品《平凡的世界》可以看出，即使最艰苦的矿工，都是当时农民所渴望的职业。但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这种局面发生了变化：市场经济开始，新的《劳动法》出台，铁饭碗打破，工人地位一落千丈。到世纪末推行企业改制，很多工人更是一个瞬间变得一无所有，而且这种失去并不是源于他们自身的责任或者过失。大半生贡献付出在企业里，忽然之间，他们被宣布下岗，得褪下工装，走上街头去自谋生路。这是一种没有选择的漂泊，因为没有退路可走。

  和同样社会底层的农民相比，工人离开单位，会一无所有，是真正的无产者了，而农民好歹还有土地；但工人阶层即使下了岗，只要自己缴纳保费，至少还有一个退休可以期待。但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以及国内社保基金缺口较大的现实，延迟退休又成为摆在产业工人面前无法回避的命运。目前国内城镇职工退休年龄，通行标准是企业女职工50岁，企业女干部55岁，企业男职工60岁；机关事业单位女职工55岁，男职工60岁。2014年底，国家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表示，延迟退休政策将采取“小步徐趋、渐进到位”的方案。同年12月，几个国家重点高校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延迟退休方案：

  中国社科院建议，从2018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至2045年，男性、女性退休年龄同步达到65岁；

  清华大学建议，从2015年开始实施有步骤的延迟退休计划，2030年之前完成男、女职工和居民65岁领取养老金的目标；

  中国人民大学建议，延迟退休应女先男后或女快男慢，即每年延长2-6个月的工作时间，经过30年左右的推进，实现男女65岁同龄退休。

  无论哪一种方案，都清晰显示一个目标：企业职工不论男女都将变成65岁退休，这成为应对老龄化社会和社会基金缺口的唯一选项。不管延退方案在将来具体实施时还有什么变动，总体趋势是明显的：1、延退制度将是全方位的，将覆盖到每一个公民；2、退休年龄方面，企业人员跟事业、机关人员拉齐，工人跟干部拉齐，体力劳动者跟脑力劳动者拉齐，男性跟女性拉齐，性别之间的退休年龄差，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年龄差，都将取消。

  对有一定地位的体制内工作人员来说，大都盼着能延迟退休，因为一旦退休就意味着权力的失去；对事业单位人员，无论专家，学者，医生还是教师（包括大学教授）等脑力劳动者来说，往往知识和技术经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值，返聘机会也会增加；但对于体力劳动者，尤其是重复劳动者，这种延退就显得有些残忍。以我所在地区几个特大型企业为例，如某重工企业，因为效益不好近期决定裁人400-600名，确定范围的第一批为年满50岁的一线生产人员，无论体力还是反应能力，他们都不再是理想的流水线工人，难于胜任当前的岗位要求。厂里给出的条件是，单位继续给缴纳社保费，另每月发放200元生活费，然后去自谋出路。相对而言，这条件还不算苛刻的，因为很多中小企业裁人，则是直接走人，那些企业的运转靠的就是劳动力不断的新陈代谢。

  我国现行的社会化养老政策（即个人缴费制度）自1998年开始推行，此前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全部由企业自行承担，很多老国企因为要养太多的退休人员难载负荷。1998年以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金由企业和个人分别承担，个人承担工资的8%，单位承担20%。一旦离开单位，这部分金额将全部由个人承担。同时各项社会保险基数连年增长，以山东2015年缴费基数为例，按最低缴费标准，一年五险保费需缴纳11640元，三险也要8160元。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想在晚年按时领到一份赖以生存的养老金，下岗失业后，要每年缴纳1万元左右的社会保险金才能实现。

  这不是一两个人的命运，而是大部分工业企业工人的现状和生活。

  但新制度的设计者和决策者，对这些局面显然缺乏必要的调研和基本的了解。2014年延退话题中曾经有两个新闻惹起热议，一是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提出的延退方案：企业工人退休年龄不变，但领取养老金推迟到65岁。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50岁退休，65岁才开始领取养老金。至于这中间的15年空白期，杨燕绥说：“让他们从生产企业退出来，经过培训就近参加社会服务，50到65岁的男性去做一些园丁、园林义工等，50～65岁的女性给老人做做饭，洗洗衣服，做点编织，多好！”这是高层的制度设计者，但这种轻描淡写的态度，显然缺少对基层现状最基本的同情。二是全国人大常委苏晓云委员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把企业员工的退休年龄男性提高到65岁，女性提高到60岁，“这样多收五年(养老保险)，少发五年(养老金)，从身体状况来讲，没有多大影响。”苏是最高层的制度决策者，态度看上去也有点冷血，因为对具体的人来说，这不会没有多大影响，而是影响很大。

  两种提法都显示出高层人员对于基层现状的隔膜，没有了解也就难有悲悯和体恤，偏偏又是他们成为了延退制度的设计者和决策者。显然在他们的意识里，大局需要这些底层百姓牺牲什么，他们就去牺牲什么好了。他们的生存状况，也许从未进入这些上层建筑的视野和关注范围。就像完全两个世界的人，但其中一个世界的人却有权去决定另一个世界的人的命运。所以有人说，这些从事“顶层设计”的专家、学者和官员，设计方案只代表自己阶层的利益，而不可能像罗尔斯《正义论》中说的那样，在“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下制定公正的公共政策。

  所谓“无知之幕”，是罗尔斯的一种理想主义模式，指人们在给予一个社会或组织里不同成员正当对待时，事先约好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走出这个幕布后的角色，然后来讨论应给予某一个角色的待遇。这样的好处是，大家不会因为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给出不公正的意见，因此这一过程下的决策，能保证将来最弱势的群体也得到必须的保护。现实中制定规则的人显然知道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地位，如果他们并不知道弱势群众的生活实际有多困难，在制定政策法规时，即便想保障弱势群众的利益，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去保障。

  工人和农民是最大的两个社会群体，但二十年来，如果说农民阶层先后出过吴仁宝（江苏华西村）、王乐义（山东三元朱村）等代表性人物，工人阶层却成了一个社会舆论中越来越沉默和边缘的群体。这个阶层一度登上过人类历史的政治舞台，扮演过重要角色，新中国建立后更是被尊为“工人老大哥”，创出各种功绩而受到瞩目。但这些年来，这个群体就像大家庭中最沉默的那个孩子，无论被怎么对待，也都默默承受，这个社会根基一样遍地存在的阶层，仿佛失去了自己的发声器。

  分析原因，以前的工人之所以有推动历史的力量，是因为知识阶层的参与和鼓动，比如工会组织，但现在的工会组织跟以前已经大为不同。以前的工会，或者说国外的工会，是由工人集体自选代表成立，自出经费养活工会，能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而现在的政府工会如同政府机构分支，工作人员由各级财政发工资；而遍布各企业的工会组织，也形同企业管理机构的分支，由企业财务养着，这就注定了当前各种工会组织，虽名义上为工人代表而实则不会站在真正的工人立场说话。

  至于国家级参政议政的各种社会团体，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大都是来自社会各界的成功人士，如影视明星、成功商人、专家学者和一些地方官员等，即使偶尔有工人代表，也往往出自行业的劳模和骨干，而不是来自底层的产业工人，也难以代表最基层工人群众的利益。当前的文化产品，如电视连续剧和各种娱乐节目，也丧失了基本的社会关注功能，极少瞩目真实的底层生态。所以当前工人阶层的真实愿望，几乎被当前的主流社会所忽略，也很难再通过艺术作品进入当前人类的集体视野。从未有过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艺术家完全失去了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前阵子看一些老的黑白片，《一江春水向东流》、《丽人行》、《万家灯火》……大上海的艺术家，民国的老电影，深刻表达着对时代的热切关注，对众生的深切同情，对社会矛盾的透视和反思，甚至放到今天也有其现实意义。而这十来年，我们的艺术作品中，难得会出现妓女、下岗失业的工人、失地农民，更难有灾难性的拆迁和官民冲突……这些已走出了流行文化的视野，稀奇的是也走出了民众自己的视野。流行文化是能更大限度扩散影响的那一部分，但现在的文艺作品，要么着眼于离奇故事，要么遍地歌声嘹亮，即便工人阶层自己看，也只当成一种消遣，是在消遣别人故事泡沫的时候，暂时忘却了眼下的自己。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摄像机的镜头，很少再记录苍生的艰难、困苦和眼泪。

  至于这些年来的退休政策，企业跟事业和行政人员实行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计算路径。行业不同，级别不同，企事业单位不同，退休金数额悬殊。比如一对大学同班同学的夫妻，一个到了企业，一个去了事业单位，都勤恳工作30年退休，退休金可以相差3-4倍。笔者的两个亲戚，同为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都在地级城市的企业干到高级工程师，一个还担任过厂长、书记，但从企业退下来，多年增长后现在每月也只领2000多元；而我的亲人中，一个初中毕业、后来转正的山村小学民师，现在退休金一个月5000元。再举一例，某工厂子弟职校的退休老师，退休一开始按企业人员对待，退休金只有1000元左右，后来上面给他们落实了政策，仅仅因身份从企业退休人员变成了退休教师，退休金一下子从1000多元涨到了3000多。

  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不管是军事国防，还是行政机关，还是基础教育，哪一项经费来源都无不来自各级财政，而各级财政的支出，又都是来自税收，而税收，说实话，自从实行“三农”政策，取消农业税的“三提五统”后，它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企业。企业（包括商业）是养着政府和国家的生产经营机构，而工人是工商业最大面积的劳动者，是各级税收的直接和基层创造者。可以说没有工人就没有企业，没有企业，也就没有了各级政府的任何一条经济命脉。

  但上层的制度设计者和决策者，却很少有人真正深入一线，了解下这个阶层当前的真实状况。他们认为把企业劳动力的法定退休年龄跟机关事业单位的拉齐就解决了令人头痛的问题。但如果真是这样，只怕会产生更多问题，因为那些困境是真实存在的，不是从字面上就可以一笔抹去。在国企，工人或许也辛苦，东风汽车公司的一个职工表示，他今年58岁，已经觉得力不从心，走路都有点晃荡；但起码能熬到退休。而占据中国更大比例的私企，尤其在机械行业、纺织行业、煤炭行业、建筑行业、化工行业、运输行业及农林牧渔等，无论工人还是普通管理人员，未来都没有保障。某煤矿常年在井下扒窑的一个工人表示，他今年52岁了，已经干了30年，他说自己不知道还能不能活到退休。即便对于技术先进企业的技工，如机床工，过了50岁再站机床，眼睛看不清了，身体也不能长时间站立，而机床工又必须站立操作，视力清楚准确操作。还有一些工种如电脑硬盘磁头制作，要在超净环境中的显微镜下操作，对视力的损伤极大，从事这个工作的适龄年限更短。再比如，一个火车司机65岁才退休的话，退休之前谁还敢坐他开的火车？

  在大型企业，这些过了最佳劳动年龄的职工，最好的安排就是到二线管理岗位，如库房保管工、材料员、质检员等，但是当工人包括女职工都65岁退休，企业哪来这么多二线管理岗位？更不用说在中小规模的各种私企，一旦失去年龄和体力的优势，企业只会想尽各种办法让你自动走人。下岗职工年龄越大，就业就越困难，这批人在劳动部门有个专业称法，叫“4050”人员，指女满40岁、男满50岁失去工作的人员。如果是农民工，无法可想了只好回到老家的土地，耕种为生；但如果以前是城镇户口的，则连这条退路也无，只能在街头摆地摊或从事一些报酬很低的环卫等工种。他们的生活成本因在城市，所以比农村要高，可是不管怎样，他们不敢放弃缴纳社保，这是工作大半辈子唯一的指望：一旦退休了，就可以安享晚年。但延退政策的来临，又让这个目标一下子变得遥远。

  关于老龄化问题，现在放开二胎也许是对策之一种，而社保基金的缺口，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曾经对媒体记者分析：“在目前的缴费率、财政补贴、利息率等条件下，在三个人养一个人的制度赡养率下，替代率应该高达80％以上，钱哪去了？是因为养老制度大的参数不合理，不少小参数也是不合理的。比如每年拟定社会平均工资通常以上一年作为今年缴费的基数，北京今年（2013年）社会平均工资是4672元每个月，这是去年的数字作为今年的基数，去年用的基数是4201元。但中国的城镇在岗职工工资平均增长率是14％，你用去年的基数缴今年的费，无形之中费基缩小了14％。再比如，事业单位改革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中央就有文件，要求事业单位和企业一起改革，于是上海等几个省市很听话，改完了，事业单位和公务员都按职工的养老保险参保，可是他们的替代率不是按企业职工的计发公式发放的，否则与其他地方事业单位比就太低了，多的钱从哪里来？是从养老金这个池子里出，显然他们花了别人的钱。”

  基层社保基金管理不善也是一个问题。近些年，政府将各地社保扩面列入业绩考核指标，所谓扩面，就是将原来并不属于社会养老范围的人员，逐渐纳入养老体系之中。这里面，城乡居民养老是新起步，牵扯不大，主要还是原非企业人员，按照扩面政策，在临近退休年龄时一次性补缴一笔费用，就可以享受跟企业职工同等的养老待遇。举例一个2015年10月满50岁的女性，只要50周岁前找到一个企业办理名义上的招工手续，再向前补缴30年社保费，然后从11月开始就可以领取相当于工作30年工人的养老金，即每月将近2000元。这种做法的问题在哪里？一、1998年之前，未实行社会化养老阶段，企业职工工作年限视同缴费年限，且在退休时按平均缴费基数计算；1998年往后，企业职工都按最低缴费基数计算养老金。二、30年来中国物价直线上涨，现在普通工人月工资较低的大致2000元，20年前工人月工资最高不过200元，30年前月工资也就几十块钱。用现在的物价去补缴当年的社保基金，即便有微量调整，也根本不成比例。

  不仅如此，前些年，好些并不符合病退条件的企业职工，也通过各种关系办理病退或特殊岗位退休，这样可以提前五年退休，不用再缴纳社会保险金，且早早开始领取养老金，一些女同胞45岁身体健朗，退下来没事可做，于是领着养老金轻松谋求第二职业，也造成养老基金的流失。

  其他保险基金管理也存在各种问题，比如失业保险，本意是保障失业人员短期内的基本生活，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出台援企稳岗补贴政策，富余的失业基金被经营不善的企业领走，这是否符合基金管理规则？还有工伤保险，主要问题是对自由职业者捆绑缴费，自由职业者通过人社部门代理，按要求缴纳养老、医疗和工伤三险，而一旦真的发生工伤，因为没有工作单位，不符合在工作时间、场合受伤的基本条件，是无法享受工伤待遇的。这是社会保障盲目考核扩面带来的弊端。

  再回到延退话题。从国家层面来讲，延退是化解当前社保困境别无选择的一条出路，那么，怎样将各种因素综合考虑进去，最大可能地设计一套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则是当前一条可以选择的道路。比如选出底层群众认同的“底层代表”，让他们参与退休养老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意见，行不行？比如，年龄上的一刀切是否必须和公平？以工龄30年作为标准，建立一套弹性退休制度是否可行？（即早参加工作的，可以选择早退，晚参加工作的，可以晚退；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提前退或延后退，但提前的退休金较低，多年工作的将来退休金较高等。）又比如，社保制度的设计者能否可以预先搞一次统计，对各行各业人员的平均寿命来一次大面积采样调查，然后将行业间的寿命差额考虑进去？因为这个65岁的退休年龄是基于我国现阶段人均寿命70余岁的现实，假如某个行业的平均寿命低于65岁的话，那么65岁的退休制度对他们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又比如，在考虑延退制度的同时，能否也考虑对现有的各种社保基金漏洞，怎样采取合理措施一一堵塞，确保负责并更加科学地管理基金？

  ……有人曾设想过一个较为理想的公民人生模式，即25-30岁前受到基本或良好的教育，再能健康地为国家工作30年，再有10-20年左右能健康自理的休息养老时间，这样的一生应该是比较圆满和幸福的，在这里，真希望这种圆满和幸福尽可能多地普及到每一个共和国公民。

2015年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