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在我的头条号上推出图文版，在此同步推荐单文字版。----2019.4.11
神州豺虎任纵横，阳九如何厄圣明。人说朝中惟有党，我疑阃外直无兵。将军半着黄巾号，刺史先衔白璧迎。安得请缨纾国恨，沉舟北去斩长鲸。[1]
这是一首悼亡诗，悼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亡国的崇祯皇帝朱由检。
说起这崇祯皇帝朱由检，还真算不得昏聩的君王。五岁丧母，先养于光宗宠妃李选侍（西李，后封康妃），后改由东李选侍（后封庄妃）抚养。到得天启七年八月登基时，年方十七。这个年纪，在现今人的眼里，还是个嘻玩打闹、赋诗强愁的年龄，可崇祯却需要担起一个皇帝的重担，管理大明的天下。
但那个时候，大明早已走过了它的辉煌时代，正在灭亡的道路上向前滑行。从万历末年开始，后金努尔哈赤就开始对明朝的政权虎视眈眈。万历四十七年三月萨尔浒一战，明军大败。随后，努尔哈赤又乘势攻占了开原和铁岭。自此之后，后金就成了明政权的心腹大患。为了应对后金的进攻，这年六月，明廷启用了熊廷弼经略辽东。在熊廷弼的努力下，辽东的形势逐渐好转。然而，随着万历四十八年七月明神宗去世，光宗继位一月又吞红丸暴卒，随后天启皇帝朱由校即位，明代的政局开始变得不可收拾。外患未除，内斗又日益严重。阅视辽东兵马的给事中姚宗文（当时的浙党领袖）因熊廷弼对他有点不恭，还朝后即上疏攻击熊廷弼刚愎自用，并鼓动其同类同攻之，必欲去之而后快。于是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给事魏应嘉等先后劾熊廷弼破坏辽疆。万历四十八年（即泰昌元年）十月，明廷罢免了熊廷弼，而任命袁应泰经略辽东。这个错误的决定，又给后金提供了进攻的机会。次年（天启元年）三月，后金先攻下沈阳，随后又攻陷辽阳，袁应泰自杀殉职。
辽沈大败，辽事益急，明廷于是又想起了已回家乡的熊廷弼。三月末、四月初，天启皇帝两次敕谕熊廷弼还京，并惩处了先前参劾熊廷弼的冯三元、姚宗文等人。但熊廷弼五月初方至京，七月初始赴任。而就在这段时间里，又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在四月初，朝廷委任王化贞为广宁巡抚，而这个王化贞素无大略，不习兵事，又好吹牛，为之后的经抚不和埋下了隐患；第二件事是在七月，宦官魏忠贤矫诏勒死了司礼监太监王安[2]，此后魏忠贤控制了东厂，其党羽王体乾则掌握了司礼监大权，为魏忠贤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买下了伏笔。
熊廷弼入京后，向天启皇帝建言“三方布置策”，即于广宁置骑步兵，天津、登莱置舟师并设巡抚，再于山海关设经略节制三方。这个方案深得天启皇帝首肯，所以当熊廷弼出行时，天启皇帝赐敕书一道、尚方剑一把，对副总兵以下将士有先斩后奏之权，且选京营兵5000名、马6000匹随之出京，并宴于郊外，令文武大臣陪饯。凡此种种，均可见明朝廷对熊廷弼收复失地寄予了多么深厚的期望。
但事实很不幸。早在熊廷弼出京前，就有人担心熊廷弼、王化贞之间潜藏着不和的风险[3]，而这一担心很快变成了现实。熊廷弼到辽东后，在军事布置上与王化贞意见不一，王化贞主战而熊廷弼主守。王化贞计不得行，不免对熊廷弼心生怨气。那时候，王化贞的部将毛文龙袭取了镇江（堡名，在奉天府凤凰城东南与朝鲜分界处），打通了和朝鲜的联系。毛文龙报捷于王化贞，却未上报熊廷弼，也惹得熊廷弼心中不快。当王化贞要求派兵增援毛文龙时，熊廷弼极力反对，认为三路大兵为聚，不可轻举妄动，结果诸镇观望，毛文龙得不到支援，只好放弃镇江，退守皮岛。
战守之事，当事者囿于所见，殊难判定是非。自后世观之，王化贞主战之说未必为是，而熊廷弼不援镇江也不免为非。盖打通与朝鲜的联系原本也在熊廷弼的谋划之中（已准备派梁之垣出使朝鲜），原本因势利导，也有利于事态的发展。但熊廷弼在此事的处理上难免意气，也为他后来的被杀埋下了祸根。
镇江之捷传至京师，朝廷内外一片欢腾，似乎被后金碾压的郁闷一下子得到纾解。在此情形下，王化贞声望越来越高，而熊廷弼则不免四处受到排挤。廷臣之中，仅何乔远、江秉谦、周宗建等人与熊廷弼议论相合，其余则皆右化贞。生性耿直的熊廷弼又不免将自己的不满形之于奏疏，甚至直指兵部尚书张鹤鸣处理军务仅和王化贞商量，“臣有经略名而无其实，辽左事惟枢臣、抚臣共为之”，并最终发展到与巡抚、枢臣皆不和的地步。
而实际上，好说大话的王化贞并未有成竹在胸，不过是为了博取朝廷的重视而已。这之后的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出兵五次（十一月出兵二次），均无功而返。熊廷弼告诫他要慎重行事，但这位王先生反而再度上疏，声称愿以6万兵进战，“一举荡平”后金。
不幸的熊廷弼除了要应付这位大话连篇的同僚，还要应付背后射来的冷箭。天启二年正月，魏忠贤的党羽、刑部江西司员外郎徐大化上疏弹劾熊廷弼，称其“受国厚恩，不思与虏战，而日日与庙堂舌战笔战”，历数其“败辽”诸事，开始将辽事的失误引入对熊廷弼的评价。在这种情形下，明朝廷也不得不直面经抚不和的局面，会九卿科道议处，纷纷异同，无有定论。等到再次奉旨会议，才决定撤回熊廷弼而专任王化贞。但这个时候，后金又开始进攻辽东，会议的结果又只得搁置不行。这一次作战，努尔哈赤在王化贞部将、早已叛降后金的孙德功的帮助下，攻占了广宁，环广宁40余城皆不战而降。而狼狈逃跑的王化贞，还是在熊廷弼的接应下撤回了山海关。二月己卯，明政府逮王化贞，熊廷弼褫职回籍听勘。由于经办此案的刑部主事顾大章立论公正，之后也被牵连至死。到了天启五年八月，魏忠贤的党羽御史张讷请杀熊廷弼，将封疆案引入移宫案，于是在魏忠贤的授意下，明朝廷处死了熊廷弼，传首九边。史载其赴刑场时，挺立不跪，刽子手一刀只砍到一半脖子，最后反着割下了头颅。不仅如此，熊家还被追赃17万20两，以致长子自杀，亲族破产[4]，可谓真正的家破人亡。一代英豪，赤心为国，结局竟是如次凄惨，令人慨叹！而同样有罪的王化贞当年却逃脱了惩罚，直到崇祯五年才被处死。
与对后金的战争相应的是，明朝廷的内政也是问题成堆。从嘉靖以来，皇帝经常性不上朝似乎就成了一种传统。皇帝不上朝，除了影响政务的处理，带来的后果就是阁权和宦官权力的扩张。本来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目的在于削弱相权对皇权的威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的诱惑逐渐增大，内阁辅臣就慢慢演变成真正宰相了。而明代宦官有十二监、四司、八局，称“二十四衙门”。十二监中有司礼监，下设提督太监、掌印太监、秉笔太监、随堂太监。其中掌印太监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太监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阁票是内阁对章奏的初步处理意见，经皇帝审定后，再由太监用红笔写出，此即“批朱”。由于皇帝精力有限，往往只御批几本，其余则交秉笔太监遵照内阁拟好的意见用红笔批行，宦官由此与朝臣相互勾结，甚至可以抑制朝臣。明末魏忠贤的弄权，就是因为这种体制才成功的。
魏忠贤，直隶肃宁人，原名李进忠。本是一个街头混混，因与恶少赌博不胜，受到欺负，一怒之下，割下自己的命根子。万历十七年被收入宫，之后靠着自己的机巧便佞，通过太监魏朝巴结上了大太监王安。
王安是直隶雄县人，万历六年选入内书堂读书，万历二十九年十月被点为皇长子（即光宗）伴读。皇长子册立为太子后，颇得王安的保护。万历后期，因太子大婚后讲读渐稀，近侍太监又导之游乐，加上王安性直也不为太子所喜，所以就常常谢病在家，沉酣典籍，无书不窥，并经常写扇送相知士大夫。光宗继位后，王安为秉笔太监，赞辅为多。光宗初政中如发内帑助边，起用邹元标、王德完等，都出自王安的主意。
魏朝则是王安的手下，李进忠结识魏朝后，魏朝就时不时在王安面前替李进忠说好话，亦因如此，王安对李进忠颇存好感。万历四十八年七月光宗继位，一直受宠幸的西李选侍就谋求做皇后，光宗未同意，只诏封李选侍为贵妃，并定于九月初六日行封礼。但光宗九月初一日去世，封贵妃的典礼也就被搁置。当时李选侍与光宗同居于乾清宫，按照明朝的礼制，乾清宫为皇帝的居所，李选侍不应该继续住在乾清宫。由于登基的日期定在九月初六日，所以给事中杨涟、周朝瑞以及御史左光斗等人都力主李选侍尽快移宫。那时候，神宗皇帝的郑贵妃先前在神宗时谋为皇后未成，遂与李选侍相勾结，准备留皇子于慈庆宫，以便胁迫其封李为皇后而自己为皇太后，共同处理政事。王安知晓了这个阴谋，就发揭帖将事情公之于众。而杨涟在先后的上疏中，除了敦促尽快移宫外，还提到太监李进忠（另一个同名者）、刘逊、魏进忠擅开宝库盗取珍藏。移宫最终在熹宗的干预下得以实施，而盗宝的太监也诏令查处。
由于魏进忠牵涉到盗宝案，被发还司礼监交由王安处理。在魏朝的帮助下，王安把过错全部推在了另一个同名的李进忠头上，让魏进忠逃过一劫。
魏朝原本与客氏为对食（宫人自结夫妇为对食），客氏乃是熹宗的乳母。魏进忠因魏朝结识了客氏，结果客氏却迷上了魏进忠，并开始冷淡魏朝。有一天夜里两人喝醉了酒，就对骂了起来，惊起了已经睡下了的皇帝和宫人。熹宗让客氏在两人之间进行选择，客氏倾心于魏进忠。而王安非常不满魏朝（当时已经改名王国臣）争风吃醋，就揍了王国臣一巴掌，勒令告病往兵仗局调理，从此离开御前，为魏忠贤腾出了蒙蔽皇上的空间。天启元年，魏忠贤又矫旨安置王国忠于凤阳，并在半道上弄死了他。
天启元年初，熹宗命王安掌司礼监印。王安本想谦让一下再接印，却不知王体乾早就觊觎司礼监印，于是通过客氏鼓动魏忠贤害死王安。魏忠贤开始时念王安救命之恩，尚有不忍，但耐不住客氏的吹风，遂下了决心。给事中霍维华的妻弟也是太监，所以宫内的动静霍维华很快就可知晓，因为发现其中有机可乘，于是在五月癸丑，霍维华上疏参劾王安。内外合谋，王安就这样被除掉了。此后魏忠贤掌握了东厂，而王体乾掌握了司礼监，内廷被魏党牢牢掌控，而后再通过勾结外廷，控制了朝政。
这一年，朱由检已经12岁。并且刚在前一年的九月，方由西李抚养转为东李抚养，可谓亲身体验了移宫的整个过程，也不可能不知道辽东的战事。只是那个时候他的哥哥刚继位，他可能根本不会想到自己将来会做上皇帝。野史记载说，熹宗刚即位时，朱由检问“这个官儿我可做得否”，熹宗说“我做几年时，当与汝做”，语气不类12、3岁儿童，更似于小说家言，不可凭信。但是，对一个早岁丧母的儿童而言，12岁正是形成自己的独立意识的年纪，所以这以后的经历也无疑给他的成长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李选侍曾经抚养过熹宗和崇祯，但两人似乎对西李并无好感。当移宫事发时，熹宗就曾传谕内阁：“朕幼冲时，选侍气凌圣母，成疾崩逝，使朕抱终天之恨。”而崇祯虽然被西李抚养的时间可能比东李还长[5]但对东李的感情显然超过了西李，这可以从他继位后封赠东李及其家人的举动上看出。
移宫案埋下了魏忠贤仇视东林党人杨涟等人的种子，也埋下了廷臣之间朋党斗争的大患。到了天启五年，魏忠贤大权在握，就开始了一次政治大清洗，并颁布《三朝要典》，为梃击、红丸和移宫翻案。在这次清洗当中，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一大批正人君子都被迫害至死，明代政治进入最黑暗的时期。
朱由检成长的关键几年，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度过的，他的多疑刚愎的性格，与这种环境影响不无关系。因此，当他意外地获得皇位时，他对魏忠贤乃至对廷臣的戒备之心丝毫没有松懈。尽管他也想中兴明朝，但内外交困的残局，让这位17岁的少年去破解，也确实是件困难的事情。终崇祯一朝，用相五十，犹如走马，亦可见崇祯望治之切。但积重之难返，即有妙手，也难回春，况非有妙手？
非常有趣的是，就在天启皇帝去世之前不久的八月初一日，靠投靠魏忠贤、参劾东林而当上掌河南道御史的倪文焕在一个上奏中，也用四个字对当时的政治环境进行了描述。这四个字就是：
众正充廷。[6]
【注释】
[1]清王揆作，收入冯梦龙刻《甲申纪事》卷一三。王揆，字端士，江苏太仓人，明崇祯十二年举人，清顺治十二年进士，为太仓十子之一。
[2]《国榷》系降司礼太监王安为南海子净军于天启元年七月辛亥。按《明熹宗实录》卷一二：天启元年七月乙巳（初六），“上传内侍田诏、刘朝等饶死送司礼监定夺。……按田诏之狱，为移宫盗宝一案，司礼监太监王安主之。安既谪充南海子净军，旋中使传旨勒死，而诏等释矣。”实录乃追叙之文，故时间上易致误解。按王安之死因五月霍维华参劾，但七月乙巳因盗宝案下狱的刘朝、田诏方才出狱，而王安死于刘朝之手，可见王安死于此后。区分这个时间是必要的，因为网上不少人说熊廷弼再度启用是魏忠贤的功劳，实际当时起草敕谕的是王安而非魏忠贤。
[3]《明熹宗实录》卷一二：天启元年六月壬午,广西道御史李应荐疏言：“经略熊廷弼、巡抚王化贞两人事相依而事相济，原不必虑其不和。恐一居关内，一居关外，事态多端，媒孽易起。仰仗天语申谕，俾廷弼以刚中承天宠，化贞以耐心固藩篱，去相扼相岐之心，为商确协力之用。”
[4]见《明熹宗实录》卷七六、《明史》卷二五九本传。
[5]如果从5岁算起，则被西李抚养的时间为6年。而东李从泰昌元年九月才开始抚养，到天启四年十月去世，也仅仅4年。
[6]《明熹宗实录》卷八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