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国时代末期至今，史家和民间对于诸葛亮治蜀的功过，一直存在颇多争议，至今没有定论。在老王看来，如果要评判诸葛亮治蜀的功过得失，应从魏蜀吴三足鼎立局面形成之后作为起点。以下试作简要分析。

先谈治蜀之“功”，首先体现在恰当的用人政策上。

诸葛亮辅助刘备统治蜀国，主要是依靠从荆州带来的人，即杨戏《季汉辅臣赞》所说：“先主为汉中王，用荆楚宿士。”

同时，诸葛亮和刘备也充分吸取了刘焉、刘璋的教训。刘焉借故杀益州豪强王威、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刘璋偏信东州人，不能团结益州土著，以致失败。因此诸葛亮对于蜀中原有社会的上层分子，也加意联络。

刘备占益州之后，素有才学的广汉人秦宓称病不出，诸葛亮特征为从事祭酒。梓潼杜微称聋闭门不出，诸葛亮领益州牧时，“妙简旧德”，在秦宓之外又征杜微为主簿。这些都是显著的例子。恰当的用人政策统领维护了益州的稳定，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是无可否认的。

然而，诸葛亮之对待蜀中大族，又跟孙权对待吴中大族不同，主要体现在严刑峻法、信赏必罚上。这是其治蜀之“功”的另一方面。

孙权完全依靠江东大地主阶级，所以对他们一切采取宽容放任政策，彼此矛盾较少。而蜀汉统治者内部“荆楚宿士”和土著地主阶级之间，矛盾则比较显著。

所以诸葛亮说：“蜀士人每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他要“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一方面因由于益州大姓势力不如江东大姓之强，另一方面也和诸葛亮的政治理想有关。

众所周知，诸葛亮奉汉家为正统，力图统一。这应归属于儒家的思想，跟老子的主张“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迥乎不同。

在私人生活方面，诸葛亮却又提倡“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却是道家的主张。

而在统治国家上，他又是信奉法家学说的人。例如以申韩管子教导刘禅，主张恢复肉刑。他的办法是“信赏必罚”，这样更保证了蜀国政治上一定程度的清明。统治阶级内部也知所警惕，人民受到相当的益处。和后汉时代的统治者自不可同日而语。

诸葛亮的留府长史张裔称赞他“赏不遗远，罚不附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后来陈寿也说：“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常璩说：“终乎封域之内，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劲戒明也。”例如李严被劾废，而毫无怨怼，廖立被免为民，闻亮死而垂泣，都是典型的事例。

吏治清明而用人能尽其力，比起刘焉之滥杀人以立威刑，刘璋之愚弱无威、 “政令多阙”，诸葛亮的统治自然能得到人民拥护。在这个意义上，诸葛亮的政治措施是应该肯定的。

再来看诸葛亮治蜀之“过”，归结起来就是未能“与民休息”，以至蜀汉“民贫国虚”。

每当人民大起义之后，封建统治阶级受到打击，吸取了教训，或多或少地推行一些对人民让步的政策。曹操的屯田，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充实军粮来源，但是组织人民从事开荒，恢复生产，客观上也起到了与民休息的作用。

诸葛亮的统治，除去“信赏必罚”之外，却看不出与民休息的意图。不但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诸葛亮统治下的益州人民似乎负担更加重，生活更困苦些。益州边远地区虽然得到开发，蜀国的经济水平整体而言并未提高，生产并未得到应有的发展。

试从人口来看，刘备章武元年（221），有户20万，男女口90万。到刘禅炎兴元年（263）灭于魏时，户28万，口94万。如果这个数目大致可信，40年中只增加了4万人，其中可能还包括被征服的落后部族。所以蜀国人口大致并未增加。

人口的增加固然不一定表示社会经济的上升，但人口的停滞却足以反映社会经济的停滞。

诸葛亮在襄阳时，曾对刘备说益州“民殷国富”，庞统也曾告诉刘备“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这是当时所公认的。刘焉统治时代，绵竹雒县等地每亩收稻三十斛甚至五十斛。但诸葛亮治蜀以后，蜀国经济情况末见更好，反而呈现后退现象。吴人张俨已指出诸葛亮“空劳师旅，无岁不征”；“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

再看诸葛亮于公元227年所上的《出师表》，开头就说天下三分而“益州疲弊”。此语固然是借以警戒刘禅，但与魏吴比较，蜀国地域虽小，也不应称之为为“疲弊”。诸葛亮这样说，足见益州已经不是“国富民强”的局面。

诸葛亮在其颁布的一条教令中还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公然承认蜀国民贫。蜀锦是汉以来的名产，三国时代魏吴两国都靠蜀锦的贸易，可以想见一般生产是多么不振了。

综上所述，诸葛亮治蜀到底几分功几分过？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请各位读者自行评判。（老王不卖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