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临睡前重温张怡微那篇《旧时迷宫》，写她少年时代生活的小闸镇与田林的记忆，愈发觉得自己对于日常生活的疏离。最初有这样的感觉，来自阅读汪曾祺后的反思。汪老十九岁离开故乡高邮，终生未再回乡，却在无数的散文小说里写他的故乡，写高邮的那些人那些风俗那些食物，细节生动，画面感强。
最初，我为自己找到的理由是，少年时代的乡村一直处于变动之中，没有固定形态，记忆还没成型就被打散了消失了。现在想来，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我对现实本身的淡漠，我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忽略了外界的复杂，这大约也是我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依然被多数人认为幼稚不通人情世故的原因。
童年的乡村，几乎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乏。
三岁，生母离开，直到六岁，我在不同的亲戚家轮流居住，期间也被送过人家，因为爱哭被退回。每个亲戚的善良程度不同——决定了我能否吃饱饭，同村小朋友的个性也不同，年幼的我，在众多亲戚家里轮流寄居，交不到固定的好朋友，很容易被欺负。我至今记得有次轮到去橙庄的二姨家居住，刚走到村口，那条街的小孩子看到我来，手拉手站成一排，不让我过去。忘记是让我钻过去还是学狗叫，总之是不愉快的，也不记得我如何做了，最后一定是过去了，却不能融入她们的小集体。这也许是我性格内转的原因之一。
来到新家后，最尴尬的事莫过于我已经六岁，有了比较清晰的记忆。新家和生母的娘家属于同一个大队，紧挨着。农村是熟人社会，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或者攀谈起来，还能七拐八扭找到些共同的亲戚，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的身世。直到读了高中，有时走在路上，还会有人认出我来，叫我鸽子，听到这样的称呼，我总会尴尬地一笑，迅速离开，仿佛白日里被人剥光了衣裳。鸽子是我来新家之前的小名。同村的人呢，她们会不断重复我是抱养的孩子这个事实，总是说，你呀，真是掉到福窝里了，看你爸妈对你多好；以后千万不能原谅你亲妈，那么狠心丢下你不管。也许是这样的话激起了我的逆反心理，我从来没有在心里责备过生母，也没有觉得她过分。甚至，年龄相仿的小朋友，也有几个在那时常常提起我是抱养的事实。听到这些话，一开始会不自在，时间久了，几乎麻木到事不关己，表情漠然。
有时候，我会想，即使我是抱养的，如果全村的人都不知道我来自哪里，不知道我的过去，或者父母对于我是抱养的这件事，讳莫如深，不曾被人提起，我的童年就不会有那么多尴尬和难堪。毕竟，同村里抱养的小孩那么多，只有我被人不断提起不断重复。
童年的光阴，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处理内心的重重波澜，处理与母亲的关系。现在想来，我对母亲的不满，更多在于，她让我不停做家务做农活的同时，大部分时间，她坐在家门口和邻里聊天，轻松自在。这不公平，所以我和母亲经常大吵。母亲为我的坏脾气伤神，几乎逢人诉说我的种种劣迹。回忆往事时，惊异于母亲如今的温和与勤劳，作为四个小男孩的奶奶，母亲大部分时间都是忙碌的，而童年记忆里慵懒而脾气暴躁的母亲，居然学会过年时一些高难度的菜肴制作。
母亲对我的各种负面评价，使我从内心深处认定我是个坏孩子，一无是处，不值得被人爱，这个感觉持续到上大学，甚至读研。在恋爱之前，我常常觉得自己不好，认为谁要是喜欢上了我，一定很不幸很倒霉，我这么坏这么不好，他若是喜欢我，岂不是连累了他。这些感觉，现在想来，几乎可笑，当年却是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
王一淳导演的电影《黑除有什么》，讲一个初二女孩眼中的世界，对成人世界的好奇与窥测。我对于成人世界，一直是漠然的，没有太多的兴趣，各方面都很迟缓。读研的时候，有次过年从母亲那里得知，如果一个女人怀孕了，例假会停止。十二万分的惊讶，寒假结束回到学校兴冲冲告诉室友，仿佛发现了惊天的秘密，才知道这在大家眼里是常识。我连这样的常识都不晓得。《黑除有什么》也有一个类似的细节，刚读初二的女主角的母亲让她去院里把月经带收回来，她拿着月经带在手里甩着玩儿，正在院里矮板凳上坐着低头择菜的男女三人一脸猥琐地问她，“好玩么？”女孩迷瞪着尴尬地笑着，含混的嗯了一声。回到家中，被她母亲一通数落，说她只长个子不长脑子。大概，很多父母对于子女，都有这样的恨铁不成钢吧。
一直到现在，我对于自己生活的小世界都有些心不在焉。有时候看到一些同龄人的散文或者小文章，写大学西门外的小吃摊，写学校周边的美食，写童年生活的变迁，我都很羡慕。我写不出。大学时，我很少外出吃饭，一日三餐基本都在学校食堂。读研后，在校外吃饭变得频繁，我也很少关注那些店的风格，老板的性格，店里食客的动作神态。这是我的局限，随着写作的深入，这个问题更加突出。我四处飘着，没有根，融不进那些生活，也疏于观察。
不仅如此，我对于生活中的方言也漫不经心。成都三年，我的室友或多或少都学会了一些四川话，听力更是满分。唯有我，待了三年，还是没能学会一句四川话，听力也不及格。唯一的收获，或许是说话语气变得柔和，有了成都人某种嗲的味道。有同学甚至觉得，我的声音变得软糯，好听了许多。一方水土一方人，潜移默化里还是受到了熏陶。记得初到郑州上班时，常被认为是南方人，说我的普通话带有南方口音。
我习惯于把一件事慢慢消化，然后三言两语总结出来。这使我的口语，总是干巴巴的，有着书面语的味道。干瘪苍白，毫无吸引人之处。最初发现这一点，来自室友香香讲故事的能力。她无论讲什么事儿，总是讲得活色生香，惟妙惟肖。通过观察，我发现，她讲一件事时，会最大程度还原当时的情景，甚至模仿当事人的语气口吻用当事人的方言，加上丰富的肢体语言和表情，她讲起故事时，总是特别引人入胜。她能最大程度还原生活的细节，而我总是过滤掉生活中丰富的细节，将事件简化为三言两语。这对于写作是大忌。写作，最打动人的，依然是细节，有意味的细节甚至是故事发展的关键，也能透露出人物的性格。
虽然反应迟缓，疏于生活，坚持写作还是带给我很多收获。写作让我在苦闷时找到一个发泄的途径，也帮我理清了许多头绪，让我看清自己的局限。比如，我发现了自己不会很好地讲故事，不注意细节的描绘。
写作来源于生活，却又不是对生活原原本本的描摹。汪曾祺很多写故乡人事的小说，都取材于真人真事。比如那篇《鉴赏家》，据小说中男主叶三的后人讲，小说中百分之八十是真实的。就算百分之八十是真实的，这也是一篇优秀的小说，而非纪实散文。那不一样的百分之二十，正是一个写作者所应该追求的，来源于生活，又不被生活所束缚限制。否则，依样画葫芦，感受生活本身即可，文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我的写作之路，到如今，或许才刚刚开始。最初那些无意识地抒发情绪，只是前奏罢了。
路还很长，对于生活本身，也要细细品味。
——2017.6.15 依烟于海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