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诗人
建安虽是汉献帝的年号，而这时候的政治大权，完全握在曹操的手里，并且当时的文学领袖，都是曹家人物。建安七子，虽大都死于建安年间，除孔融以外，也都是曹家的幕客，因此建安文学，应属之于曹魏的事，是较为合理的。
建安时代，在政治上虽是极其紊乱，但在文学上却是非常光明。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时代环境的刺激与酿成，同时不得不归功于那几个政治领袖的爱才如命与提倡文学的风气。《诗品》说：“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曹植封平原侯）蔚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建安文坛的盛况。
武、宣时代君主贵族的提倡辞赋，于是辞赋盛极一时，曹氏父子的于诗歌，个个能创作批评，再加以提倡奖励，不怕没有攀龙附凤的文士。“彬彬之盛，大备于时”，这种现象，自然是没有什么可怪的了。于是“建安七子”、“三祖、陈王”都成为文学上的习语了。
关于建安诗歌的特色，有两点必须要关注。第一，是诗歌的体裁与格律；其次，是诗歌的内容与精神。关于前者，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 乐府歌辞的制作
两汉乐府文学的兴起，在我国的诗歌史上开辟了一个新局面。一方面是促进五七言诗体的成立，另一方面是使文士阶级的作品民众化与社会化。这两种现象，到了建安，格外明显。
当代诗人的主要事业都是用古乐府的旧曲，改作新辞，即是写作纯粹的五言古诗，亦无不受有乐府文学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造成了文士诗的民歌化，乐府诗的文士化了。这一点，使得建安诗歌特别有生气有光彩的事，我们是必得注意的。并且乐府到了建安，大都篇幅加长。如曹操之《度关山》、《善哉行》、《秋胡行》、《气出唱》，曹丕之《大墙上蒿行》，曹植之《名都》、《美女》、《白马》、《驱车》、《弃妇》诸篇，少者百数十言，长者至二三百言，为两汉乐府所少见者。文字亦稍见整炼华美，这是乐府文士化的一种必然的趋势。
二 七言诗体的正式成立
两汉乐府或古诗，尚无纯粹的七言体。柏梁联句真伪莫明，张衡《四愁》，尚非全体。到了曹丕的《燕歌行》，七言诗体才正式成立。在我国的诗史上，这是一件重要的事。很奇怪的，这种七言体自曹丕成立以后，同时代的诗人，很少有这种作品。曹植的《离友诗》二首虽是七字一句，然也是《楚辞》体的作品，同《燕歌行》的体裁是两样的。便是两晋，作这种诗的人也很少见，一直到了南北朝，才渐渐发展起来。由此可知一种新体裁由酝酿形成而至于兴盛，确是需要一个长时代的进化，决不是一个短时代和几个作家所能办到的。
关于建安诗人作品的内容与精神，也有值得注意的两点：
一 保存乐府诗中那种写实的社会的色彩
就魏晋文学的全体说来，其作品的内容与精神，是离开实际的社会人生，而偏于浪漫玄虚的发展。但在建安时代的诗歌中，有一部分的作品，还能保存乐府诗中那种特有的写实的社会的色彩。
其中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是建安诗人是初期模仿乐府的时代，在他们的作品里，还能承继乐府一部分的写实精神与社会文学的情调。其次，是在那个初步形成的大乱时代，一般文入尚未安于环境，尚未达到那种完全养性全真的隔离阶段。对于那种战祸的痛苦与人民的离乱，不能完全闭着眼睛不管。无论见闻感触，偶然表现于诗篇，便呈现着写实的社会的色彩了。我们在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的诗篇里，很有不少描写社会生活的作品。例如曹操的《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
恺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类似的作品还有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王粲的《七哀诗》、阮瑀的《驾出北郭门》等等，他们或写征战之痛苦，或写社会的离乱，或写难民的流浪，或写孤儿的苦楚，都呈现着写实的社会文学的特色，与乐府民歌的明显的影响。在这里正表现着建安时代的诗人，还没有完全沉溺在酒药山水里，对于人生社会，不致于装着不闻不见的模样，至少，他们的眼睛耳朵，还没有完全闭着。但这种情形，到了两晋，就看不见了。老庄的玄理，道教的神仙，把他们同实际的社会人生完全隔离起来了。他们都住到另外一个世界去，那是一个玄虚美丽而又神秘的世界。
二 开两晋浪漫文学之端
上面虽说在建安诗人的作品里，有一部分还保存着写实的社会的色彩。而另一部分却正是两晋浪漫文学的先声浪漫的色彩在程度上虽比不上两晋那么浓厚，但在诗歌里所歌咏的老庄玄学的思想与仙人高士的渴慕，以及人生无常的苦闷与暂时赏乐的观念，却有不少。本来这种倾向，在汉代张衡的《思玄》、《踯躅》二赋，乐府诗中的《善哉行》以及仲长统的《乐志诗》里，已见其端绪，到了建安诗人的作品里，这种倾向是更明显了。先看曹操的《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首诗的气魄虽极雄浑，但人生无常富贵如梦的悲哀，总是浸透着全篇的字句里。
四言诗自《三百篇》以后，有《式微》之叹，但到了仲长统、曹操很有几篇好的四言作品，颇有复兴之象，毕竟大势已去，虽当代作者颇多，已无法与五言诗的主潮对抗，到了嵇康、陶潜以后，四言诗就算是中绝了。曹公虽是一时英杰，但在他的作品里，所表现的人生幻灭感与游仙的思想却非常浓厚。如《秋胡行》、《陌上桑》、《精列》、《气出唱》诸篇，几乎都是仙人玉女蓬莱、昆仑、赤松、王乔这一类的字迹。关于曹操的心理状态，我们只能与秦皇、汉武同看，比起阮籍、郭璞一流人来，究竟是两样的。在曹植的作品里，这种色彩更是浓厚。无论辞赋杂文乐府古诗都有不少叙述老庄哲理和歌咏游仙的文字，他是两晋浪漫文学一个最重要的启导者。可知在作品的内容与精神方面，建安的诗，一面保存着社会诗的写实性，一面开启着个人诗的浪漫性，这种变化递嬉之迹，在文学的发展史上，都是极其重要的。
在整个的建安诗坛上，能领袖群伦而无愧色的，自然是曹植。曹植字子建，先后封为平原侯、东阿王、陈王，死后谥曰思，故世称陈思王。由他的传记以及其它的史料看来，我们知道他自小聪明，养育在那个文学空气浓厚的家庭里，十岁左右，便诵读了诗论、辞赋数十万言，十二岁那年，作了《铜雀台赋》，使得他的父亲大为惊喜。也就在这幼小的年纪，同一个比他大十岁的甄夫人发生了恋爱。后来这位女人同曹丕结婚了，他昼思夜想废寝忘餐，害起相思病来。不久，甄夫人死了，他那浪漫的哥哥送给弟弟一个她睡过的枕头，曹植见而泣下，作《感甄赋》，就是那曹椒改名的《洛神》。由这些事实里，我们知道他自幼便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和诗人特有的那种殉情的浪漫的性格。但是他到了壮年，却遭逄着极不良的境遇。曹丕篡位以后，他无日不在压迫困苦中讨生活，有名的《七步诗》，是人人知道的故事。明帝即位，待遇较佳，上表求试，想作一番事业，结果是一无成就。死时正是四十一岁的壮年。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曹植的作品，除了那公众的时代环境以外，还有那种他自己特有的个人环境作基础。由这两方面的生活环境彼此调和混合，造成了他作品中分明的性格、高远的意境与热烈的感情。
在曹丕篡位以前，他的生活比较自由舒适。所以反映在作品中的情感也比较平和，如《三良》、《公宴》、《侍太子坐》以及赠送丁仪、王粲、徐幹诸诗，大半都是互相赠答唱和的应酬诗，虽呈露着他的才藻，却缺乏真实的性情。曹丕称帝以后，他感着压迫日盛，他的几位好朋友也都遇害了。在这时期他时常迁徙，骨肉之情，流浪之苦，才使他真实地体验到人生的悲痛。如他的《吁嗟篇》、《浮萍篇》、《怨歌行》、《门有万里客》、《磐石篇》诸诗，或明写或暗示，都是表现自己飘零的身世，而寄寓着沉痛的情感的。
再如《赠白马王彪》七首，更是悲愤交集。其中有诅咒，有讽刺，有悲伤，也有劝慰。在曹植的集子里，这些都是最好的作品。无论在文字或是情感上，决不是《侍太子坐》那一类的应酬诗所可比拟的了。生活愈是压迫，心境愈是追求自由与解脱。这种追求自由与解脱的心境，是曹植全体作品的基干。
他在《野田黄雀行》一诗里，假想着黄雀自由飞舞的快乐心境，来解脱自己的苦闷。“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这种海阔天空的自由世界，自由心境，是曹植日夜追求而得不到的。由这种追求的苦闷，自然容易偏向到老庄的清静逍遥的路上去，也就容易入于游仙的境界了。
他的理智中虽是师承儒道，想做一番爱国利民的事业，虽是反对方士的神仙观念，但在他的潜意识，却充满了老庄的思想与游仙的追恋。试看他的《苦思行》、《升天行》、《仙人篇》、《远游篇》、《五游咏》、《平陵东》、《桂之树行》、《飞龙篇》都是这种虚无浪漫的作品。在他的辞赋杂文中，歌诵黄、老之言的文字也很多。所以曹植的思想根底确实是多方面的。儒道神仙，都包罗在他的头脑里。然而也就因为这种矛盾冲突错综复杂的意识，促成了诗人伟大的成就。
五言诗在建安时代虽已成熟，但到曹植的笔下才扩大其范围，达到无所不写的程度。无论抒情说理、写景、祝颂、象征各种诗体，他的集子里都有。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曹植的开拓工作，我们是不能忽视的。
《诗品》说他“原出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这真是推崇备至了。李梦阳序云：“植诗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愤切而有馀悲，殆处危疑之际者乎？”又王世贞云：“汉乐府之变，自子建始。”这两家或从其作风立论，或从其体裁着眼，都有过人之处。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