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久之静静听着孙小曼的讲述，心内五味杂陈，脑海中显现出那过往时空的一帧帧画面，在狱内时，如一张张焦距没有对准的照片，此刻，逐渐清晰起来，连贯起来。
孙小曼当年38岁，是本市最偏远山区县乡镇的一个初中语文老师。牛久之记得，那个乡镇距市内有三百公里，交通不便，十分贫穷。他曾经去扶过贫，知道那是个穷山恶水的地方。
孙小曼在35岁这年春天，在市内一家建筑公司上班的丈夫因检测一个工程项目，不幸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造成下肢瘫痪，后半生只能过着轮椅上的生活了。
家中一个女儿，在市内中学读高二，丈夫父亲早早过世了，只有一个年近七旬的老母，丈夫每天只靠她照顾。孙小曼与丈夫两地分居，虽然孙小曼可以请假回来打理打理家中事务，怎奈时间短暂，诸多不便，苦不堪言。
孙小曼便想方设法打点门路欲调回市内。于是，她开始了堪比登天的调动之旅。
如果说，市内或县内有哪位教师请调到乡镇尤其是偏远山区县的偏远乡镇学校教书，那是易如反掌，不仅如此，而且领导还会大加褒奖，敲锣打鼓欢送，很有可能还会作为扎根基层的楷模树立起光辉形象。
但是，反过来，如想调回市内，那简直比登天还难。
孙小曼从下面开始，乡、县、市领导的办公室，不知跑了多少遍，递了多少请调报告，陈述了多少理由，掉了多少眼泪，可得到的是同情几大箩筐，但说法均一致：嗯嗯，回头研究研究，这事我们会考虑的。
但是，研究来考虑去，孙小曼依然故我在乡镇，而丈夫依然与母亲苦苦支撑着这个家。
三年过去了，连女儿也考上大学走了，丈夫的母亲身体越来越坏，一次小感冒就能在家躺十天半月的，每到这时，孙小曼只好请假回来照顾几天。因为，他那坐轮椅的丈夫实在是自顾不暇，疲于奔命。
孙小曼每次离家时，看到家里的凄然状况，心中涌出无穷无尽的悲伤，流着长泪依依不舍登上回程的汽车。
那一次，当孙小曼再次回家打理家务，探亲假时间已过，她不得不返回学校时，在车站踌躇徘徊，越想越气愤，不禁怒火攻心。
她想，以前找来找去的都是教育局的领导，现在，何不去直接找大领导，虽然越级不好，但也顾不了许多了。因为，看丈夫和母亲那种状况，估计撑不了几年两人都会出问题。她自己也经过这三年的折腾，38岁的人，已形同58岁的老太婆。
或许大领导听了她的陈述，大发慈悲呢，也未可知。决心一下，孙小曼怀揣着那份常年在兜里的请调报告，径直来到市政府传达室，问明情况后，直奔牛久之的办公室。因为传达室的大爷告诉她，这事得找分管教育口的副市长。
孙小曼心怀忐忑蹭到牛久之办公室门口，探头向内望去，只见一群人在排着队找他签字。她只看到牛久之坐俯在宽大的办公桌前，一份接一份签字。
孙小曼敲了敲门，但没人回应，有个人回头看了她一眼，笑了笑，朝她努了努嘴，那意思是你只管进来就行了。
她只好踮着脚滑着走到这些人的后面，胸口咚咚跳着在线等。屋内人虽多，但却很寂静，只听得牛久之偶然问两声，别人答两声，再后就是笔尖磨擦纸张的沙沙声。
那声音，在孙小曼听来好像是天籁之音。她幻想着牛久之也能在她的报告上发出这种声音，那声音是：同意。可是，这登天的梯子，会架到她面前吗？
不一会儿，那些签过字的人拿着报告有礼貌的鱼贯悄然离去。轮到孙小曼时，她刚想如往常一样把在领导面前陈述了三年的请调理由详叙一遍，还未开口，牛久之站了起来，伸胳膊扭腰活动了下，并没有看孙小曼，只是抬腕瞅了瞅手表，忽然大惊失色，连说，糟糕，要迟到了。然后急匆匆把眼光投向孙小曼，问，你有什么事儿？闲言少叙，我还有个重要会议。说完，便低头收拾桌面上的会议本子和公文包。
孙小曼便把拿在手里的请调报告递了过去。此时，牛久之已经收拾完毕，正拉过一件秋天穿的黑色夹克往身上披，边穿边看摆在桌面上孙小曼那份请调报告，一只手随意翻了翻，他的另一只手也腾了出来，衣服也穿好了，便拿起笔龙飞凤舞签了字。签完，飞快把报告递给孙小曼，说，快走，不然是真迟到了。
然后拎起公文包拉着孙小曼火急火燎地出了办公室，带上门，一溜烟儿地去了。
孙小曼感觉到仿佛是做梦般，倚在门边儿半天回不过味来。她拿着报告的手在颤抖，不知牛久之在上面签了什么，久久不敢看那上面的内容。因为，有很多次她经历过这样的情形，那报告上的批示都是同一样内容：请某某领导酌情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