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民不与官斗”……这一句句俗语揭示出“官与民”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似乎“官”理所当然地是统治阶级的贵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历史上“官僚”只是“君王”用来抑制“传统贵族”的工具，只起到一种“缓冲”的作用。
春秋之前，并没有所谓的“官僚”，那时统治百姓的要么是君主，要么是贵族分封王。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周天子”这个名义上的共主名存实亡，各路诸侯自立为王，又论战功分封新的诸侯贵族。当时，君主与诸侯贵族是互不从属的关系，这就意味着贵族随时有可能颠覆君主的统治，自立为王。于是，君主便需要一股力量来制衡“贵族”，以保证自己的统治。而“游士”的出现，便让君主找到了这股力量。游士，有才学，但在本国无根基，所有的一切都必须依赖君主。从这层意义上说，游士，便是后来“官僚”的雏形。如此一来，统治阶层就存在着“君主——官僚——贵族”三者之间的博弈，这种博弈一直持续到“宋朝”，最终“君主与官僚结成的政治同盟”最终战胜了“贵族”。
之所以在“君主——官僚——贵族”三者的博弈中“官僚”能取胜，一来是因为铁器和牛耕的出现，让农民的耕种能力变强了很多，在贵族所控制的土地之外，出现了大量的农民耕种的私田。君主主动为这些私田提供保护， 收取“保护费”（从私田中征收赋税）。有了这些赋税，君主就有钱养活听自己话的官僚了。
二来是因为竹简的出现，让更多的人读得起书，不像过去那样只有大贵族才有机会识字。于是，君主也就能找到自己供养的、同时又能为自己所用的人了，对这些人的管理和应用，逐渐就发展成为官僚制。
而到了宋朝，社会完全进入平民时代，随着印刷术的大量普及，越来越多的平民可以读得起书，并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体系”，官僚的力量在对抗贵族的斗争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最终取代“贵族”，成为统治阶级的“新贵”。于是，宋朝之后的历史，便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博弈——皇权与相权（顶层官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