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风雨兼程的中年岁月

  一、郏县公安局——经受了最多的锻炼和考验

郏县的“清理打砸抢工作”经过近两年时间的清理，已基本完成。父亲总算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回家修缮房子了。

于是，他给领导请了假，急急忙忙就往家里赶。父亲在外工作，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住在老家。因家里房子紧张，新的好的房子父母都让奶奶姑姑叔叔们住了，而我们家就借住在亲戚家的两间破草房里。草房子因是土墙草顶，下雨经常漏雨。父亲不在家，母亲就给它修修补补盖盖，但往往是补着这里那里又漏了，实在不行，母亲就在屋里用盆啊罐啊接着雨水。可是屋漏偏逢连阴雨。持续多天的大雨，使本来就漏雨的草屋坍塌了。没办法，母亲就给父亲捎信让他回家修理房子。可因工作紧张、忙碌他一推再推。今天，当他回到家里，看着已经坍塌的破草房，看着母亲带着孩子们串房檐住，他心里很不好受。当即决定，让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到城里去住，他在家修房子。

就在房子基本修理完工之时，县公安局派人到家通知父亲去公安局报到。父亲二话没说，放下家里的活就去报到了。和公安局领导见面后，时任公安局教导员的张永义同志给他说：“你被选调到公安局了，今天来报到就不要回去了，有重要任务要交给你。县里正在召开全县治安保卫工作大会，很快就要结束了，会议的总结报告需要由你来负责。”

接受任务后，他先对整个会议情况和全县治安保卫工作的状况做了调查了解，并征求局领导和县领导对今后治安保卫工作的要求和意见，然后开始起草了。经过一昼夜的努力就拟成了大会的总结报告。交领导看后非常满意。会后，父亲就直接被安排在公安局办公室工作了。

父亲在郏县公安局工作的几年里，是他一生工作最受锻炼和考验的几年。也是在公安局工作的期间，1979年6月29日，小妹诞生。小妹自小聪明伶俐，能说会道，善解人意，所以她的到来给思想沉重，压力重重的父母带来了很多的轻松愉悦和开心幸福。

在这几年里，在领导的支持和同志们的协助下，他参与了很多全县性的工作，同时也积累了很多宝贵的工作经验，为以后他能走上领导岗位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起草了大量的文字材料，工作简报、领导讲话、工作总结、工作意见及相关工作材料。父亲撰写的《郏县冢头派出所做好基层基础工作调查报告》，被许昌全市转发，被省厅记集体三等功；郏县刑侦大队和薛店派出所侦破的一起王银环投毒杀人案“接到申诉之后”，被省公安厅“公安月刊”杂志刊载后，被司法部《刑事侦察实纪汇编》一书选为全国刑事侦察优秀案例中。这个案例是郏县公安局侦破的一起非常典型的投毒杀人案，记述的是薛店乡中王村一民办教师王银环与奸夫（同一学校的一民办教师）勾结，用硫化氰先将其子毒死后，又将丈夫毒死。埋葬后一年里，其婆家告状多次，因缺乏证据未立案，最后接到申诉后，决定立案侦查。经缜密调查、开棺验尸，最终破获了该案，抓获了两名罪犯并执行了死刑。期间，近五十篇通讯稿件被省、市、县新闻部门选用，父亲也被省、市、县评为优秀通讯员。

2、参与了郏县看守所的扩建工作。郏县看守所是民国时期建造的非常简陋狭小的监舍。决定改扩建后，在张永义教导员的直接领导和带领下，组成了5人筹建小组，张永义任组长，父亲任副组长兼管财务，周福成同志主管施工，娄石头同志任出纳，李锁同志为司机。县财政局前后共解决资金十万元，这么少的钱要改扩建一个看守所，听起来简直不敢相信。如果现在可能200万也难建设起来呀！他们几个人在张永义教导员带领下，去扶沟买木材，因资金不足，地摊上吃小吃，很多时候都是饿了，啃个烧饼，喝碗胡辣汤，住乡下小宾馆。吃住都是从规定的补助和自己掏腰包支付，从没给单位多报过一分钱。十万块钱不仅建起了能容纳200多人的监舍及相关设施，还建了两排20多间的预审办公房及全局用的水塔，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

记得那时候，我已经跟随父亲到县城小学上学。父亲经常出差采购木材等，早出晚归，有时候几天都不见回来。总是早上睡醒后，就找不到父亲的身影了，多少次自己一个人躺在被窝里偷偷抹泪。一次，父亲早上走得急，我还没醒，他将饭票带走了。我吃饭时没饭票，也不好意思张嘴向别人借，硬是坚持一天没吃东西。后来，被伙房师傅发现就将我拉到食堂先去吃，等父亲回来再算账。

3、参与了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完成了在郏县冢头镇北街村“地富反坏”分子摘掉帽子及子女改变成分的相关工作，并在全县铺开。为全县7000多名“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摘掉了帽子，为近十万“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子女改变了成分，使党的政策得到了落实，是全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些人无不对党的政策说好，不知有多少人接到通知后感激涕零，磕头作揖，跪拜党中央。

4、1980年第一批“三警”转干后，父亲被任命为郏县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后又入了党。辛辛苦苦为党工作了15年的父亲，如今才被转为国家正式干部！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后，局领导让他筹建公安局政办室并暂时负责。他除了办公室工作，还得兼政办室工作，每天忙得累得喘不过气来。

有几件事，让父亲至今还记忆犹新……

第一件事：当时有个派出所所长赵老华同志，因与村上支书发生一些矛盾，为帮助解决矛盾，他和时任的副教导员王建周同志两人，冒着大雪，顶着寒风，骑自行车往返70多里地跑到薛店乡赵寨村去做工作。因为雪下得很大，走着走着，他们的脸上、头发上及衣服上都结了冰。到村上以后，大雪掩埋了道路，车子一下子滑到了路沟内。当时，父亲的腿就被摔骨折了。但是，他硬是强忍着剧痛，将问题解决完后，又骑车返回县城。回去后，他的腿已经肿得不能活动了。俗语说：“伤筋动骨一百天。”父亲不得不躺下，三个月不能再动弹了。他们的工作村干部非常满意的说：“你们的思想工作真是做到家了。”

第二件事：局里有个干警张德山，他家村里告他在家强占土地耍蛮横，父亲和王建周副教导员就吃住在他村一个星期，经过充分的调查访问，查明了真相，消除了他与村干部、群众的隔阂，解决了纠纷。

第三件事：发现和树立了预审股长赵世昌“一心为工作”典型，在全局干警中反响极大。赵世昌同志是解放初期就担任公安局预审股长的老同志，1957年被打成“右派”并在其家被管制多年。平反后，回公安局恢复工作，吃住在单位，一心扑在工作上，办了大批案件，一丝不苟，无一冤错，成绩显著，不仅为他记了三等功，还提议全局向他学习。调动了他及全局干警的工作积极性，对整个工作推动很大。

5、1981 年，筹建县委政法领导小组办公室。王安同志调任郏县政法委副书记主管政法工作后，提名让父亲筹建县委政法领导小组办公室，并开展了协调公检法司民各部门的工作。当时政法领导小组办公室只有父亲一个人，后来又陆续调进了两名同志。

6、1983年，父亲参加了在职干部进修大学的复习考试。1982年是全省第一批在职干部培训考试，当时父亲由于工作忙错过了。1983年是第二批，这是他离开高中参加工作十八年后遇到的一个千载难逢的考试机会，这次父亲无论如何都不想再错过了。他找领导，找组织，最后终于征得了同意。于是，开始投入到了三个月刻苦的复习备考之中。三个月时间，要把高中的知识再重新复习一遍，当时父亲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他在家有干扰，就借县老干部局一间房子，在那里，他废寝忘食，日夜奋战，短短三个月他记了8000多页的读书笔记。在考试前夕，正值农村收麦时节，父亲又赶回家去帮母亲收了一个星期的麦子。等再去看书时，记忆的东西也基本忘得差不多了。就在父亲非常焦急的时候，接到通知考试要延长一个星期进行，真是老天有眼呀！父亲喜出望外，急忙利用一周时间，又把考试重点认真的复习了一遍。功夫不负有心人！父亲一举考中了！被郑州大学法律系专修科录取了！

走进大学校园，开始了艰苦的两年大学学习。1983年9月1日，父亲携带着郑州大学法律系干部专修科的录取通知书，到郑州大学报到了，长达两年的脱产学习生活也开始了。

大学期间，父亲不仅结识了来自全省各地的法律班的学员，而且还结识了政治、经济学专修班的大部分学员。这个时候，正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期，父亲除了在校坚持学习外，还兼顾帮助母亲耕种全家五口人的责任田。当时班里像父亲这样属“一头沉”（妻子、子女在农村，自己在外工作）的学员只有他一个，所以法律系的老师知道后，对父亲都特别关照，只要他有事请假，老师每次都及时批准。每到农忙时节，父亲几乎都要请假回去帮母亲。往往是忙完农活返校后，他要采取几种补救措施：一是及时找老师补课；二是找同班同学补笔记。当时父亲找的最多的人是李阳（南阳人，后任河南省财政厅副厅长）、董晋平（安阳人，后任许昌市政协主席）、李国良（灵宝人，曾任三门峡人大副秘书长）。他们几个相对年轻一些，笔记记得也全，字也写得好；三是凡是临考试，他都不马虎。先是整理出复习提纲，然后带上提纲和课本钻进公园的树丛中，一个劲的学习。特别是星期天，别人去逛大街，他带上干粮和茶水，一进公园就是一天。当时，他的这种精神和办法，全班同学都知道，他就是用这种恶补的办法，把耽误的学习全部补了回来，所学的24门课程除了体育课70多分以外，其他法学基础理论、刑法学、民法学、政治经济学、刑诉法、民诉法等等均在80分以上，特别是政治经济学考了99分，是年级最高分。

就在父亲上大学的第二年，我初中毕业，在没有征得父亲同意的情况下，我考虑家庭困难，家中孩子多，我主动提出报考师范（中专），先参加工作，为父母减轻负担，以后再带资进修。就这样，我放弃了上高中考大学的机会，如愿考上了师范。这在当时来说，也算是家中的一大喜事。父亲逢人就夸：“我女儿争气！我女儿懂事！”尽管在当时来说这样的决定也许是正确的，尽管后来经过我的不断努力，也上了大专，学了本科，但是多少年里，父亲只要一提起我上学的事，他就感到内疚，认为家庭耽误了我上大学的机会，阻碍了我人生的成长和进步。

父亲回忆起大学学习期间的生活，当时尽管苦了些，但感到很有滋味，也很满足：

一是学费和书费都是由省委组织部负责，自己不考虑也不负担；

二是往返路费由单位报销；

三是所需笔墨、纸砚由单位解决；

四是住宿费由学校负责。尽管如此，由于当时父亲的工资每月只有60元，还要负担全家六口人的开支，所以在学校生活还是很艰苦的，甚至连方便面都不敢买，大部分是从家里带些米面、干面条自己弄个酒精炉煮饭吃。如果到学校食堂吃饭，大部分只是买些馒头和咸菜，6毛钱的一份排骨就没敢买过一次。虽然生活苦，但父亲感到他一生能有这么一次上大学的机会，也是老天的特别眷顾，是党和政府的关心。只有感谢党和政府，感谢苍天了。

1985年7月，父亲顺利毕业了，结束了大学专科的两年学习，也顺利拿到了毕业证书。

父亲回忆道：告别了我两年的大学生涯，重新回到了原来的单位。大学毕业了，我也学到了我应该学到的知识，拿到了后来我一生中需要的组织上要求的应该具有的文凭，可我也失去了很多。现在想起来不是想笑，而是想张大嘴哭甚至都哭不出来，只是将泪水往肚子里咽。

  一是对不起单位同志。我上学去了，我的工作要由其他同事来干；

二是对不起母亲。该照顾她没照顾，还得让她来照顾我的孩子；

三是对不起妻子。在我上学期间给她增加了很多负担，增添了很多的麻烦，让她操了很多心；

四是对不起几个妹妹及弟弟。对他们该管的也没能管到位，尤其大妹的抑郁自杀；

五是对不起我的几个孩子。他们正是需要关心，需要照顾的时候，不能及时给予关心，给予照顾。我的大女儿该上高中没能上，考虑家庭困难上了师范；儿子本来是个好学生，因在两年关键时候没人能管，学习滑坡，最后到厌学、逃学、辍学。

两年学业我得到了很多，可对老人，对家庭，对子女造成的麻烦可大了！母亲患癌，妹妹去世，儿子辍学等等，我也失去了很多。所以，人要想什么都得到，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现在，我是充分相信有句古话讲的：“有得就有失”的道理。

7、担任郏县公安局副政委。1985年7月，父亲从郑大毕业回到郏县。8月份，郏县组织部就下文任命父亲为郏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政委。党委为了给他压担子，当时分工让他主管办公室、政办室、行管股和城关派出所，后来还抓交警队。这段时间，是父亲精力最充沛的时期，也是他一生做基层领导工作最有活力的时期，什么工作都想干好、干出点成绩来；什么事情都是立说立行，雷厉风行，并且能处处以身作则，一切从自己做起。所以，他一上任，干劲十足。首先他协助局主要领导建立健全了全局上下的各项工作制度和职责，如：局领导值班制度、股所队长值班制度、行政管理制度、财务制度、车辆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案件办理制度等等，使全局工作都步入了规范化管理的轨道。

一是抓城关派出所工作。他经常吃住在所，和干警一起研究案件，深入镇、街道与干部分析解决不安定问题和疑难问题，在城关的几次统一行动中，夜晚和镇党委书记、镇长等干部一起下去抓捕罪犯，在郏县城关镇连续两次召开公开处理大会，破获各类案件近百起，逮捕劳教犯罪嫌疑人80余人。在一次统一行动中，抓获宝丰肖旗镇犯罪嫌疑人，经过审讯，犯罪嫌疑人供出其在郏县、宝丰等地作案10余起。

一天晚上，带着犯罪嫌疑人组织到宝丰肖旗镇提取赃物时，同派出所的干警坐一辆破北京吉普车和一台工具车。车行至中途，因天气热得透不过气来，大家就躺在路边小憩。当时又饿又渴，天还不亮，这时一个骑自行车卖瓜的人，见到他们后，将所带的准备到县城卖的瓜给他们吃，说什么都不要钱。还说：“你们公安为了老百姓的安全真是动了真劲了！”就在那天晚上，连夜赶到肖旗后，在当地派出所干警的配合下，一连提取了三台电视机、三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一台摩托车、两台电风扇，工具车装了满满的回到派出所。后又在郏县城关镇举行了赃款赃物发还认领展览大会，在全城乃至全县影响很大。

县领导看后，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一次给城关派出所解决两台三轮摩托车。这在当时是震动很大的。在他主管派出所的期间，注重抓了派出所制度建设、作风建设，经常组织干警学业务，并耐心做好全所同志的思想政治工作，解决了原来领导班子不团结及干警家属间的矛盾，使全所上下团结一致，干警心齐、劲足，连年被评为先进派出所。

二是抓政办室的工作。能与领导班子和政办、纪检干部一起经常研究每个时期需要做好的各项思想政治工作，严格各项纪律，保证了各项工作的开展。有几件事父亲至今还清晰记得：第一件是抓全局“三警”转干工作时，不仅组织干警按要求复习好考试内容，而且和局主要领导研究，尽可能给干警创造考试的机会。因为公安上多年没有转干，干警当中以工代警较多，上级要求，凡35岁以上的，必须是任过股所队长职务。没办法父亲和局领导研究，以便函的形式公布了一批股所队长副职，这样使原来20多名考试转干对象增加到40多名。父亲带队到禹县参加考试，考后一次有30多名同志转为国家正式干部。原来的档案从许昌市人事局退回时，便函没有销毁，局里有人看到后，反映到县纪检委，说公安局有人弄虚作假。县纪检委派一名科长带一名干士到公安局调查，召开局党委会时，父亲才知道此事。于是，他当即在党委会上做了检讨说：“这事是我个人所为，目的是为了多争取几个考试的名额，35岁以上的同志都是在公安工作多年的同志，这次不能参加考试，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了，他们本人谁都不知道，有错也是我本人的错，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理。”此事，最后上级也未再追究。第二件是在抓县公安交警队筹建工作时，出现了一件始料未及的事。县里要组建交警大队，以原车管所和公路派出所为基础，父亲刚接到任务，就出了一件大事。公路所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带回所里后，将其铐在办公室的一张桌子腿上，问完材料后，几个人去交通局食堂吃饭。回来后，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已经停止呼吸。犯罪嫌疑人家属告到检察院，检察院以非法拘禁罪追究这个办案干警的责任。当时检察院领导找到父亲，在宣布执行逮捕决定时，父亲的心情非常沉重，挥泪给干警宣布并执行了逮捕的决定。这个事情发生后，当即决定召开了全局干警大会，以这个反面典型对干警进行了严格执法、严肃纪律的教育。

第三件是深入冢头镇派出所。进一步完善基础工作，并整理出材料上报省公安厅，为他们争取了集体二等功。三是抓办公室和行政、财务管理工作。这些工作大都是些琐碎的工作，一切本着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没有大的惊天动地之举，力所能及的保证服务全局工作不受到任何影响。

但有一件事使父亲心存不悦和略表遗憾。那是1985年底，许昌地区公安处决定调父亲去许昌公安处任办公室主任，当时的公安处政委和政治处主任一行拿着调令，到郏县准备办理父亲的调动手续时，因那时父亲在襄城县公安局正在处理干警的一起交通事故，县里主管政法的书记不在家，于是他们决定过了元旦再来办理手续。谁知，元旦还未过，省里就下了文件：郏县区划并到了平顶山，公安人员调动一律冻结。父亲也因此没有去许昌地区公安处工作，也因此失去了一次升迁的机会。

8、父亲人生第一次被诬告陷害。在父亲一生工作几十年中，先后遇到了三次大的被诬告、陷害和被控告的情形。但每次父亲基本上都能正确对待。要说不生气，没有一点思想和想法，也是不切实际的。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被诬告、陷害和控告问题是个根本问题。父亲总想，被人误解倒是很容易接受的，可有些人根本不是出于误解而陷害诬告别人，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无中生有的编造所谓的事实来诬告陷害别人，这就让人难以接受。可那些卑鄙小人的确那样做了，怎么办？是闹思想要求组织去落实，还是让政法机关立案查处？每次出现父亲被诬告陷害时，父亲都想了很多，但最终他都是以不予理睬，相信组织，相信党会把问题澄清的。他总认为：“身正不怕影子歪”、“为人不做亏心事，哪怕夜半鬼敲门。”

就在父亲任郏县公安局副政委期间，遭遇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被诬告陷害。1986年，郏县公安局刑侦队在父亲老家抓获了一伙制假贩假犯罪嫌疑人，当时父亲在省公安干校学习，有人找到他让从中说情。刑侦大队调查后，根据认罪情况一一作出了处理，大部分人被取保候审，一个叫魏某某的还在关押，被取保得较晚。于是，他的父亲就拿了500元（他自己花了5元，实际是495元）到家里去，乘家人不在之机，放在屋里抽斗内，后被从新疆回郏县探家的姑奶发现。父亲知道后就将这495元钱原封未动交给了刑侦队，让交给魏某某或顶做他的伙食费或罚款。此举惹怒了魏某某，被取保后，开始捏造假材料，对父亲大肆诬告，编造了父亲五条莫须有的罪状向中央和上级领导反映。此材料印刷后，让魏某某的一个亲戚在李先念家打工当小保姆，通过小保姆把材料送给李先念，李先念将材料转给当时的李鹏总理，李鹏总理批示后，河南省检察院直接派人到郏县检察院调查。省检察院领导和调查组到郏县后，魏某某闻风逃跑。省院领导简单将情况了解后，未和父亲见面就走了。此次调查就此结束。魏某某所控告的材料无一条是事实，就连他自己也给别人讲：“我只是想臭臭他。”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