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的一个秋天，在黄河入海口处，黄河坝堤下的红高粱已成熟。一棵棵高粱在风中摇曳着，发出“沙沙沙”的声响，这是劳作人民日思夜盼的声音，这意味着家里可以添口粮了。那大片的红浪在风中起伏着，惊艳着那时那刻的岁月与时光，也点亮了百姓对生活的期待与向往。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坝堤下，生产队的人们正干的热火朝天，歌声飞扬。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黄河堤岸下，劳作在黄河滩上。他们对黄河滩的感情好比歌中的鱼与水、瓜与秧。迎着歌声，三五个还未入学的男娃娃悄悄溜进了高粱地。
“哥，这个高粱秸秆咋不如以前甜了”。最小的娃娃问着身边的小大哥。
“高粱都要熟了，还甜个啥，快别吃了，咱们去那边看看有啥吃的没。”娃娃群里的大哥说。
“不好，妇女队长来了，赶紧跑。”
转眼间，那几个男娃娃一溜烟不见了踪影。
娃娃群中的大哥是我的父亲，嘴中喊的妇女队长是我的大姑。
那年，大姑十七岁，风华正茂的年纪。她穿着藏蓝色的碎花小花褂，短发齐耳，个头高挑，面容白净清秀。她走在高粱地田垄上，红艳的高粱穗低着头，映红着她淳朴的脸，她穿过棉花地，她和朵朵的白花相映成景，勾勒出一幅朴素而又温暖画面。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大姑美的低调而又温暖。
她是生产队里的妇女队长。她能干，能吃苦，为人友善。她喜欢唱歌，也喜欢干活的时候带着大家一起唱，她最爱《大海航行靠舵手》。
那个时候，我家生活极为困难。爷爷腿脚不好，身患哮喘，没法下地干活。奶奶裹过小脚，大爷刚去外地参军，父亲年纪还小，家里家外所有的重担都落在了大姑一个人身上。白天，她在生产队劳作，晚上，回家要帮着奶奶缝缝补补，做衣纳鞋底。大姑格外心疼自己最小的弟弟（我父亲），总把自己所有能省下来的吃的、用的都留给自己的小弟。在那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时代，就连父亲上学时往学校交的喂猪的野菜，也是大姑起早贪黑把野菜从地里剜来交给学校。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彼此间的付出与馈赠把姐弟的情谊拉的很近。家里一年吃不上一回肉，父亲就去河滩上摸鱼。每逢黄河汛期一过，河滩上坑坑洼洼的水里就会有鱼。家里没有渔网，父亲就徒手捉鱼。煎鱼没有油，就在锅底干煸。那时，没有油珠的鱼汤，依然是最鲜美，最期待的伙食。每次鱼汤一出锅，盛出来的第一碗是会让父亲送给在坝堤下干活的大姑。父亲每次看着自己姐姐喝下自己的鱼汤，内心无比满足。在父亲幼小的心灵中，对家庭的责任与担当是从大姑身上开始认知的。
后来，家中生活稍有改善，家里开始盖房子。在农村盖房子，是把一个壮劳力都能累的脱几层皮的重活。年轻的姑姑像个男人一样挑起盖房的重担，打夯、推土、和泥拉坯，休息间隙还帮着奶奶照应帮忙的劳力。
终于，新房落成了，可是，姑姑却病了。那个时候她只是提到身体不舒服，浑身疼，嘴上却说歇一歇就会好，其实在内心深处，她是不想给家里再多增加一点负担，因为盖完房子后，家人在生活上已是捉襟见肘。病情一直拖拉了两年多，直到后面病情愈发严重。于是，裹了小脚、大字不识的奶奶带着姑姑去济南看病了。那年，父亲只有十来岁。奶奶带着姑姑走后，他每天顺着黄河坝堤走啊走，走出村口，穿过邻村，直到走到镇上在有车辆来往的路口等奶奶和大姑。等不到她们，他就去河里、湖里捉鱼等着大姑回来吃。终于，奶奶和大姑回来了。回来那天，奶奶带着大姑绕开了人多的大路，沿着坝堤下的小路悄悄回了家。回来后，大姑趴在里屋的炕上大哭，怎么也停不下来。奶奶也红着眼圈掉着眼泪。捉鱼回来的父亲呆呆地站在门口不知所措。那天的鱼汤熬好了，却没有一个人动碗筷。
1976年，那是个初秋，红高粱还没红透，距离姑姑从济南看病回来没多久，她就走了。大姑走后，年少的父亲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一个人沿着黄河坝堤奔跑，试图在从坝堤下再看到大姑的身影，少年的悲痛顺着弯弯曲曲黄河坝堤流淌到了远方。他用了很多的日子疏散内心的悲伤，从高粱青到高粱红，在瑟瑟的秋风里，他每日都会在坝堤上奔跑，却始终没有跑出悲伤的尽头，没有逃出滚滚黄河水的呜咽声。坝堤下的高粱又红了，只是再也没有了那个辛勤劳作的身影。
“鱼儿离不开水，
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每逢思念姑姑，奶奶就会哼唱这首歌，直到父亲成了家，有了我，奶奶依然会哼唱。在我的记忆中，她唱着唱着就会哭了，然后边哭边唱，旁边的父亲也默不作声。能干、善良、漂亮、有担当是后来父亲给予大姑的评价。听着父亲讲大姑的故事，我才知道我们的幸福生活原来有她如此多的付出。
后来，奶奶带着对大姑的思念也走了。家里再没有人哼唱大姑姑喜欢的那首歌曲。
父亲跟我说，奶奶走后，他没事的时候也会顺着现在的黄河大坝走一走，听听黄河的流水声，想想过去的人和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