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是一个物质紧缺而心灵繁盛的年代，那时候没有对潮流和时尚的概念，的确良衬衫和裤子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标配，长期垄断每个中国式家庭的衣橱。在那个年代，衣服就是衣服，不承担审美的功能。妈妈们每天穿着清一色的“的确良”去上班，去买菜，上街坊邻里家串门，去百货商场购物。女人们不必为第二天早起穿哪件衣服出门伤神，在那个选择单一的年代，一切非此即彼。
那时候，人们的眼界不如今天这般开阔，老百姓不知道背投电视和智能手机为何方神圣，生活中也没有铺天盖地的短视频和刷不完的微博、微信，日子过得如同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公园里随处可见遛鸟的大爷，哼着小曲好不自在。马路牙子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围着三五成群、低头厮杀的棋友，全神贯注的投入到一场棋局中，消磨夏日漫长的午后。已婚妇女热衷在自家厨房进行厨艺大比拼，一盘一盘热气腾腾的菜肴鱼贯而出，被端上饭桌，写满对一家人至高无上的爱意。傍晚时分，外出撒欢的孩子被各路妈妈唤回家吃饭。孩子们嘻嘻哈哈、叽叽喳喳，如同归巢的小鸟，一家人围坐饭桌前品尝妈妈的劳动成果。饭毕，妈妈们在水池洗碗筷，其他家庭成员则跑步进入娱乐时间，大人小孩五六颗脑袋齐聚电视机前。那时候只有个别经济富裕的家庭才买得起彩色电视机，大部分家庭的客厅里摆放的无一例外不是老式黑白电视机，翻来覆去就那么有限的几个频道，却能牢牢攫住全家的目光。一台黑白电视机足以成为一家人茶余饭后的娱乐担当，《渴望》、《公关小姐》、《雪山飞狐》、《少年张三丰》是那个年代翻来覆去看了又看的电视剧，七、八岁的小孩子都能随口哼出主题曲来。妇女们边看电视边织毛衣，直到电视屏幕上跳出“再见”二字，变成清一色的雪花点，全家才恋恋不舍的关机睡觉。
那时候，人们管恋爱叫“谈对象”，说谁和谁谈对象，大家于是心领神会。姑娘和小伙子约会，两个人肩并肩沿着铁路可以走很久。姑娘不会嫌小伙子买不起LV，小伙子也不用租玛莎拉蒂装点门面。那时候只要凑齐属于八十年代的“三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小伙子就可以风风光光把喜欢的姑娘娶进门。这就是八十年代，没有物欲横流，没有拜金主义，纯情得如同羞涩的少女。在那个没有整容和PS的年代，一切都在以事物本来的样貌呈现。
我母亲安杰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在她身上既能看到八十年代质朴节俭的一面，同时又不乏现代的激情，是传统与现代的集合体。我母亲是外公外婆的独女。三十年后，母亲像他们那个年代的大部分人一样，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成为祖国在改写生育政策后的最后一批独生子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后来成为祖国各个行业的佼佼者。
母亲上小学时，改革开放硕果累累，国民经济稳步提升。随着内地的大门逐渐向外敞开，新鲜事儿一股脑涌进来，歌舞厅、桌球厅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丰富着年轻人茶余饭后的生活。街角小店的音箱里回荡着港台歌曲，人们日渐沉睡的心灵随着此起彼伏的歌曲开始复苏。面对即将到来的崭新时代，大家蠢蠢欲动，像期待大事情发生那样。小伙子们无惧大爷大妈们嫌弃鄙夷的眼神，穿上喇叭裤勇往直前，姑娘们尝试把健美的身体裹进五颜六色的连衣裙，打扮得花枝招展去赴约。唯独母亲依照自己的步伐不紧不慢，过着气定神闲的生活，一日三餐规律饮食，早睡早起，睡前读《伊斯坦布尔的假期》，闲时摆弄花草、喝意大利花式咖啡，不为自己大龄未婚感到难堪，弹琴歌唱，反而是我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颇为母亲的婚事担忧，拿我母亲的话说，皇上不急太监急。
母亲一路欢腾雀跃的成长，生活风生水起，她在报社跑了两年社会新闻，二十五岁考取戏剧文学硕士，毕业后利用业余时间埋头剧本创作，写小说、办画展，忙着结识有趣的朋友。母亲我行我素惯了，一路走来兜兜转转、晃晃悠悠，唯独结婚生子这件事，似乎从来不在她的待办清单上。直到遇见我父亲。母亲是典型的北方人，直率豁达，从不拐弯抹角，父亲则来自南方，内敛腼腆，是和母亲截然不同的人，刻板少言语，整日把自己关在研究室里，极少外出会朋友。认识我父亲的时候，母亲已经三十三岁，是他们那个年代里典型的晚婚晚育型妇女。那个年代管三十几岁还没结婚的女性叫做“大龄剩女”或者“黄金剩斗士”。母亲在嫁给我父亲之后，举家迁往南方，定居在一个四面环海的小岛上。那里有葱茏的榕树，很多传教士留下的教堂让这座岛屿充满异国风情。岛上终年享受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关照，没有分明的四季，不通汽车，没有拥堵的交通，进出岛屿要去码头坐轮渡。
和父亲结婚后，母亲依然努力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母亲有很多不同年龄层的朋友，不管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大家似乎都很喜欢和她交谈，听她讲话。母亲进入花甲之年，满头银发的母亲神采奕奕，岁月的沉淀令她看上去比很多年轻貌美的姑娘更具吸引力。母亲退休后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她对她的外国朋友称自己是一个“精神矍铄的中国小老太太。”母亲一直想要在晚年时搬去巴黎居住，她喜欢那里带露台的老式公寓，可以在向阳的露台种满任意鲜花。母亲对巴黎老太太的生活推崇备至，认为那才是女性应该保持的样貌和人生状态，“是真正以一种优雅的方式日渐老去”。
我是母亲唯一的女儿，我有一位哥哥，从事房屋建筑工作，在京都开了一间设计工作室。自我读中学起，母亲教育我做独立自主的女性，她告诉我女性有权利选择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而不必过于在意别人投来的眼光，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那些投向我们的眼光里，有多少是出于真心实意的关心。”我庆幸自己有一位开明的母亲。
从出生到上大学前，我从未离开小岛半步。和母亲比起来，我的人生半径显得太小。即便是外出念大学，我也是在和岛屿相毗邻的大学。那里号称全国最美的大学，有美丽的湖光山色。大学毕业后，我从家里搬出去，过上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每天上班、和朋友吃饭、泡吧。差不多去年开始，我身边的闺蜜开始一个一个迈进婚姻殿堂，我母亲既没有整日无休止的对我耳提面命，也没有勒令我去和优质男相亲，反而在某一天郑重其事的坐下来告诉我，我可以选择结婚，也可以选择不婚，只要我愿意。母亲说婚姻不是一个女性一生当中唯一的选择，“世界很大，婚姻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母亲对我说，作为妈妈她希望我能够快乐的做我自己。母亲语气平和。想不到母亲会如此前卫开明，让我一度觉得自己快要赶上窦靖童，有个和王菲一样酷的妈。
母亲兴致高时，会和我说起年轻时候的事。那些故事像小岛上的青芒，口感纯正，咬一口会流出鲜美的汁液，耐人寻味，叫人回味无穷。我在母亲的讲述中，渐渐拼凑出一个年轻女子的样貌，外表沉静，内心却隐藏着深如海洋般的热情。
母亲管她的人生称为“甜蜜的忧伤”，像九月的薄荷。母亲年幼时，外婆和外公在师范学院进修，母亲在三岁以前被寄放在祖母家中，和年迈的祖母一起生活。祖母是内地一所小学的教学名师，戴着老花眼镜，平日里除了给小学生代课，坚持著书立说。祖母坚信小孩子的教育一定要从家庭抓起。母亲很小就在祖母的教导下学习识字，三岁看画报，四岁自己动手制作绘本，七岁抱着《红楼梦》、《茶花女》半懂不懂的阅读，九岁则在省报上发表人生第一篇处女作。
母亲的幼年时光是黯淡的，三岁前和祖母生活，三岁到四岁被送往幼稚园，一直到七岁上小学。对于幼稚园，母亲向来是抗拒的，她素来不喜欢受约束，不喜欢幼稚园里面目可憎的老阿姨，唯一能够引起她兴趣的，是幼稚园里可以用手抓着吃的蒸饺，一次可以吃三十几个。那个幼稚园据说是外公托关系、费尽千辛万苦求来的，是当地比较好的幼稚园，只有极少数孩子才能获得入园资格。三岁的母亲和其他二十多个全托的孩子一起度过五个重复单调的夜晚，被迫在刷着朱红色地板的房间里，在三两个年逾古稀、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老阿姨们的看管下，共同生活满一个礼拜方可获准被接回家里和父母共度仅有的一天周末。母亲和她的小伙伴在无限期盼中等候星期六的到来，等候被各自的爸爸或者妈妈接回家中。那是一个漫长的等待。夜幕降临，孩子们围绕教室四周排排坐，喝完老阿姨发放的小杯牛奶，听完新闻联播，等到天气预报的滚动字幕出现时，在老阿姨的催促下不情愿的回到睡房，爬上各自的小床。入夜以后，周围寂静异常，听得到蟋蟀的鸣叫以及二十里开外的老县城十字路口的大钟发出的沉闷响声。母亲在小床上缩成一团，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发呆，恐惧如同小兽噬咬着一个三岁孩子不明世事的心灵。浑厚的钟声拖着长长的尾音，如同被遗忘。母亲的记忆力真是好得惊人，她向我描述二十多年前自己所在幼稚园的房屋格局，从饭堂到睡房，甚至记得通往洗手间的过道摆放着干瘪的植物，修在拐角处永远滴滴答答滴水的马桶。那是一栋老式的建筑，一共两层，外墙呈青灰色，在背阴的那一面长满了爬山虎。一楼是大厅，当年是孩子们的活动室和餐厅，二楼是睡房，大的吊灯在头顶来回晃悠，二十多张黄色的小木床齐整的摆放在睡房里，每个孩子一张小床，床头上贴着各自姓名的卡片。那个幼稚园后来被政府重新收回，改做老年人活动中心。一栋建筑从服务孩子到服务老人，仿佛走过自身生命的轮回，也算饱满充实。
几十年后，母亲带我去到小镇余下，我按照母亲所讲对那栋小楼的内部结构进行认真的观察，结果令我大吃一惊。母亲靠儿时的记忆准确还原了一栋二十年前的老房子的样貌，分毫不差。或者说，母亲三岁时的记忆保留了几十年，丝毫没有被时间风干，出现任何信息遗漏。我在大学主修心理学，心理学认为人类通常会对两种记忆保有念念不忘的能力，一种是特别愉快的，另一种是特别伤心的。我想母亲应该是后者。一个人之所以生而完整，是因为被爱。只有被足够的爱滋养过的孩子，才能以从容的姿态过好这一生，因为他们在生命之初、在无需证明什么的时候，已经轻而易举的获得了足够的肯定和爱。因为母亲没有过，所以她不希望我没有。母亲用自己的殇疗愈了我的成长，用爱与智慧避免我在长大后为了证明自己值得被爱，一次次去谋求存在感；因为缺乏安全感所以在一段关系中不断试探，终生怀揣寻找温暖港口的执念。很多年以后，听到毛阿敏阿姨用简洁干练的唱腔唱到“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小鸟，停在我的窗前”，母亲就会不由自主的感到悲伤难过。这首曲子是她三岁那年每个周一的清晨八点，在外公送她去幼稚园走到余下小镇的广场时，广场上的广播会准时播放的曲子。一首歌仿佛就能轻而易举带母亲穿越幼年时光，让她回到多年前那个需要一个三岁孩子独自面对的漫长寂寥的黑夜。
母亲的寄宿生活持续半年之久后，在外婆和外公完成学业时宣告结束。母亲被接回父母身边，那时候她四岁，已然错过肆无忌惮撒娇的年纪，事事小心拘谨，即便是在父母面前，也看不出一个孩子该有的无拘无束。我想这段经历或多或少对成年后的母亲造成了难以预估的影响，成为她成年后性格形成的基础，母亲的沉静寡言，喜欢独处不能不说与这段隐忍的生活经历有关。那个青春期敏感异常同时又心灵脆弱的孩子，谁说不是幼时生活的投影呢。
六岁起母亲在外公的安排下学习演奏小提琴，每天晚上七点钟饭毕，母亲在外公的督促下，不情愿的操起小提琴，吱吱呀呀的琴声发出锯木般的响声，令母亲一度为和她住同一栋楼的人感到抱歉。外公皱起眉头，怒目圆睁。母亲越来越困，昏昏欲睡下终于“哐当”一声巨响，小提琴在某个夜晚掉下来砸在地板上。外公气得发抖，一巴掌掴下来，母亲顿时被吓醒，站在原地不知所措。那时候外公外婆加起来一个月工资尚不足一百元，一把小提琴差不多要三个月的工资才买得到，是那个年代不折不扣的奢侈品。外婆心疼不已，不是心疼钱而是心疼母亲。外婆知道小孩子瞌睡多，以后就说服外公不让母亲练琴到那么晚了。母亲对此心怀感激。
除了学习小提琴，母亲还报名参加少年宫的绘画班，那些充满童趣的简笔画让她的小学时光不再只是枯燥的算术和抽象的语法练习。绘画班上有一位年届八十的白胡子老师，走起路来一副东倒西歪看上去快要摔倒的样子，骂起人来却是精神焕发。绘画班要求统计学员家庭住址，母亲在交上去的花名册上错把“投资楼”写成“头子楼”，八十岁的老头儿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用极其严厉的声音斥责母亲“人头怎么能盖楼呢？！你倒是盖一个给我看看！”白胡子老师的拐杖在空气中来回挥动，因愤怒而涨红的脸像清早菜场里待售的猪肝，雪白的胡子由于生气发出轻微的抖动。母亲立时懵掉，从此对白胡子老师敬而远之，对简笔画仅存的好感也因此丧失殆尽。直到后来，绘画班来了一位年轻老师，母亲跟着年轻老师学习油画，每天对着五颜六色的瓶瓶罐罐各种涂抹，逐渐忘记那个抖动的胡子和挥舞的拐杖，之前的不愉快一笔勾销。
中学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念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母亲喜欢上同班一名男同学，那个男同学高高瘦瘦，穿着剪裁合身的西装。西装是学校大合唱的时候，在班主任老师的命令下集体定制，全班几十号男生数他穿得最得体，整个人挺拔得宛如春天里的一棵小白杨。
少年悸动的心情像清晨的薄雾般扑朔迷离。青春期的母亲，心思缜密又敏感脆弱，不喜倾诉，和同龄人保有距离。她喜欢隔着连绵起伏的课桌望向那个简洁如画的背影，好像跨越崇山峻岭。母亲守着自己的秘密，像低至尘埃的马蹄莲。那个男同学每日里穿白衬衫和白球鞋步行来上学，衬衫的立领雪白瓦亮。他用乳白色挂历纸细心的给课桌穿上洁白无瑕的外衣。母亲趁男同学打球的间隙，偷偷的从男同学的数学作业薄上撕下一页夹在自己的教科书里小心翼翼的保存着，她向他借当时最流行的歌手组合羽泉的音乐录音带，拿在手里一遍又一遍的摩挲。母亲使我确信在相爱之人的眼里，即便丑陋的垃圾堆也会被看作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园。
母亲与男同学在天气晴好的周末乘大巴去郊区，在北方雪花漫天飞舞的冬天戴厚厚的手套、围着厚厚的围巾步行去很远的公园。他们去得最多的是一条名叫啤酒路的小路，路的两旁种满法国梧桐，夏天来临时撑起一道绿色的长廊，绿树成荫，窄小安静，沿路是低矮的门面房，藏着好吃的馄饨小铺、泡馍管子以及各种零售的水果和廉价烟摊。沿那条路走到尽头，有一间大大的用来酿酒的厂房，是苏联援建时留下的建筑，像故事里的古堡，老式的电风扇吹出湿热暧昧的风，空气里弥漫着麦芽的香气。
结尾比较老套，祖父在知晓此事后大为光火，母亲则抱着必死的决心捍卫爱情，不惜与家里决裂。高中毕业那年跑，母亲跑去外地读书，念祖父极力反对的戏剧系，那个男同学则留下来选读工科。两个人从此成为天涯路人，未再相见。母亲说此一生很少为谁心动，这应该算是一次吧。
我向往母亲成长的那个年代，简单执着，如同经历岁月洗练的中式旗袍，不同时候拿出来看，总是熠熠发光。在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少了狡猾与奸诈，多了纯真与诚意。如今母亲已不再年轻，她说人生是一个道场，终生修行却依然涉世未深。
岁月流转，打湿了谁的心情，温润了谁的眼眶。当母亲在许多年后置身午后温暖的阳光里，或是在落日的余晖中不乏深情的对我讲述过往时光时，我能够从母亲明亮的眼眸中感受那份炽热的情感，仿佛看到昔日那个为爱雀跃的灵动少女，每当这时，周遭世界的喧嚣和浮华渐次褪去，我的眼前出现一幢几十年前的苏联建筑，男孩子和女孩子坐在街角的栏杆上，男孩子青春灿烂，女孩子裙角飞扬。我想他们在年少的时候，曾经真实热烈的拥抱过青春，参与彼此举足轻重的一段成长时光，曾在对方眼中看到过一个色彩斑斓、独一无二的世界。
如今母亲已不再年轻，却依然精神健硕。有一天，母亲叫我陪她前往影院观影。母亲特意打扮一番，穿上素花长裙，戴上别致的项链。去到影院才知道，原来是早年有个名叫刘若英的歌手当导演执导了人生第一步电影。灯光暗下来，大家在封闭的空间里和电影中的人物一起喜乐伤悲。那部电影叫做《后来的我们》让无数人隔空喊话，潸然泪下。母亲看得用心，情到深处眼泪顺着脸颊流淌。我连忙递上纸巾。那一刻，想我深深的懂得并理解母亲。
人生如同开出去永不复返的绿皮火车，那些逝去的时光逐渐稀释了我们的情感、敦化了我们的感官，有些人与事却安静的置身岁月一角获得永久居留权。这是我母亲的少女时代，如同经过岁月洗练的旗袍，不同时候拿出来看，总是熠熠发光。我未见过那个男同学的照片，准确说是我母亲没有保留关于那个男同学的任何照片与书信，亦从未对我们透露过那个男同学的名字。但我大约能想象出他的样子，眉眼清秀、气宇轩昂，应该是很斯文的一个年轻人，戴着和我父亲一样的眼镜吧？男同学毕业后去国外念工程力学，再后来，母亲经人介绍认识了在研究所工作的父亲，半年后顺理成章的结婚。婚礼上，母亲既没有热泪盈眶，也没有喜极而泣，她在波澜不惊中接受属于自己的人生际遇，把所有心动留给那年的刹那芳华。
和父亲结婚后，母亲过上已婚妇女的生活，平素不止文艺怀旧诗酒花，还多了茶米油盐酱醋茶，后来又多了我和哥哥。纵然为人妻、为人母，依然未曾改变母亲任何时候都如同少女般纯真浪漫的心。
母亲和父亲结婚第五个年头，天文学家探测到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月全食，人们趋之若鹜，为了一睹月全食的风采。母亲陪父亲在楼顶的平台看月全食。那天的月亮以不同于以往的姿态出现，万种风情，千娇百媚。那天的父亲亦不同于以往的古板和学究，而是非常绅士。父亲提议去西餐厅吃牛排。母亲和父亲两个人肩并肩，母亲挽着父亲，步行前往街角的豪客来牛排店。母亲用刀叉扒拉着盘子里的牛肉，问父亲如何可以抵达过往？父亲显然被母亲的问题吓了一跳，他想不出母亲何以问出这样的问题。工科出身的父亲扶了扶眼镜，清了清嗓子，他告诉母亲只有赶上光速并且超过光速，人类才有可能回到过去，然而即便如此，看到的也不过是散漫的点，或者说是时间的碎片，很难有一个具体实物的呈现。父亲用宛如做学术报告般庄重严肃的语气一丝不苟的说，说完小心翼翼的询问母亲对这样的解释还算满意吗？母亲哦了一声，她以为父亲会说哆啦A梦的时光机。母亲用轻微的叹息作结一个无果的故事，一并作别随时光奔腾流逝，最终消失在无尽苍穹里的少女时代。
那年母亲三十八岁。认识那个男同学时，母亲十七岁。而今母亲六十五岁。
年少时与你相遇，然后用一生分道扬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