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 背影留在民国，墓碑盖满枫叶
走在多伦多或者温哥华的街头，时常生出身在何处的恍惚，无他，只因为中国面孔实在太多，让人疑惑这是香港是上海还是别的什么地方。擦肩而过，谁知道藏在这一张张中国面孔背后的有多少令人唏嘘的故事？把历史的进度条拉回到民国，谁又知道曾经在那个舞台上粉墨登场的人物有多少终老在枫叶之国呢？本文即将介绍的四个人，或曾闪亮一时，或一生默默无闻，他们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有先后之异，扮演的角色有大小之分，甚至他们来到加拿大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长眠在了太平洋的彼岸。
我要写的这四个人当中，最闪亮的名字属于这个最美丽的女人。她的一生风光无限又跌宕起伏，她的一颦一笑都曾是十里洋场上最吸引眼球的新闻，她的生前身后留下了无数的疑团。然而，当铅华洗净，容颜老去，她优雅从容地走在温哥华的小径，竟无人相识。有人感叹红极一时的电影皇后这样低调地终老异乡，也有人将她比之于英年早逝的好友阮玲玉因而为她虽平淡却安然的晚年感到庆幸。
(一) 电影皇后
胡蝶传奇的一生当中，似乎处处都留下疑点让后人争论，网上流传着她各种版本的生平介绍，有的甚至连她的本名都没搞清楚。唯一没有争议的就是她作为电影皇后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的浓墨重彩。
早期的电影演员多是南方人。吴侬软语在默片时代不是问题，但当有声电影风行起来，能讲官话的演员就吃香了。胡蝶原籍广东，生在上海，但童年时代随其在京奉铁路任总稽查的父亲流转天津北京等北方城市，使得她能在影片中操流利地道的国语甚至京片子。自1931年担纲中国首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一发不可收拾，风头一时无两。
语言天赋之外，胡蝶的成就更多的还得归功于她的勤奋和在艺术上的自觉。凭借精彩演技走红之后，胡蝶不满于捧红她的天一公司过于追求商业效应而缺乏艺术水准，决定转投新文化重阵明星公司。在这里，她与夏衍等人合作拍摄了左翼电影的开山之作《狂流》。而她表演艺术的巅峰之作《姊妹花》也是明星公司出品。在这部影片中胡蝶一人分饰性格迥异的双胞胎姐妹，叫好又叫座。1935年，中国电影代表团应邀参加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参展的四部影片中《姊妹花》和《空谷兰》两部都由胡蝶主演。顺理成章，胡蝶成了代表团中唯一的演员代表，也是中国电影演员走向欧洲的第一人。
除了许多第一之外，胡蝶的演艺生涯持续的时间也很长，从1924年入行到1966年拍摄最后两部影片《明月几时圆》和《塔里的女人》，跨度有四十多年，在同时代的影星中非常罕见。1935年结婚以后，胡蝶逐渐淡出银幕，抗战胜利后更是一度在香港专心辅助丈夫潘有声经营生意。潘有声逝世后，息影多年的胡蝶应邵氏公司之邀复出。1959年的胡蝶已经年过半百，不可能再演青衣花旦。当年为出演歌女和农村少女，胡蝶花了不少心思体验生活，贴近角色。而今出演中老年母亲，更多的则是需要从心理上接受银幕形象不再光鲜亮丽这一现实。成功转型的胡蝶在李翰祥导演的《后门》一片中的精彩表演为她赢得了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女主角。
(二) 绯闻女星
好友阮玲玉说人言可畏。后来的刘晓庆说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其实，这两个人谁受的委屈都没有胡蝶多。不说重庆时期跟戴笠传出的绯闻至今难辨真相，也不论在她去国之后有人自称是她的私生女，单是与张学良的传闻就让胡蝶背了一辈子莫须有的骂名。
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不放一枪惹得民怨沸腾。日本人借势毁坏张的名誉，以阻其回东北领导抗日。日本新闻机构编造谣言，让生性风流的少帅在事变当晚翩翩起舞，而桃色新闻的女主角就是无辜的胡蝶。远在广西的马君武听闻此讯后第一时间发表打油诗称“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从此胡蝶再难洗脱这项“罪名”。虽然胡蝶终其一生从未见过张学良，但当时激愤于国难的人们和事后热衷于绯闻的看客都无意追究事件的真相。红颜祸水本就是祖传的教训，就算不是胡蝶，舆论终归需要一个什么女星来背这个锅，既如此，又何必在意一个女人是否承受得起这样的流言呢？当是时，胡蝶发表声明：“蝶亦国民一份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事过境迁，晚年的胡蝶虽笑称这段公案该有一个了结，却仍说“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三）民族大义
说到民族大义，抗战期间梅兰芳蓄须明志，传为佳话。胡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却鲜为人知。1937年上海失守后，胡蝶随家人避难香港。1941年港英政府投降日本，胡蝶把投降的日子称为“蝶耻日”，以明其志。日军为宣传“大东亚共荣”对旅居香港的文艺名人威逼利诱，出巨资邀请胡蝶拍摄《胡蝶游东京》，被严词拒绝。随后，胡蝶夫妇携一双年幼的儿女在香港抗日游击队的保护下艰难跋涉二十多天回到广东，次年转而到达重庆。此后更接拍宣传抗日的电影《建国之路》，可惜该片没能完成。
初次读到这些史料，我很难想象这是那个软玉温香的电影皇后。然而，真正了解胡蝶的人明白，这本就是她的性格。写《啼笑因缘》的张恨水就曾说过，胡蝶“落落大方，一洗女儿之态，性格深沉，机警爽利”。若非这样行得端正，口水真是能淹死电影圈里一个弱女子的。若非如此开朗大度，这一辈子的风风雨雨怕也是早就把胡蝶带到了与阮玲玉同样的道路上了。
晚年的胡蝶在温哥华生活了15年。阴差阳错，胡蝶终究没能回到她想念的上海，只能“在这滨海城市的临海大厦，不论是晴朗的白天，或是群星灿烂、灯火闪烁的夜晚，当我站在窗户边向远处眺望时，我的心也像温哥华的地形似的，伸向东方，希望握着祖国、我的母亲的温暖的手”。
1989年4月23日在温哥华病逝，终年81岁。胡蝶移居加拿大后为避是非既不用胡蝶这个名字也不用原名胡瑞华，而是取亡夫的潘姓和幼年的乳名化名潘宝娟，墓碑上刻的也是这个名字。据晚年熟悉她的刘彼德先生回忆，胡蝶常情不自禁地吟诵于右任先生在台湾所作的诗歌：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周先生：去凿穿重山叠嶂
这位周先生籍籍无名。2001年春天我独行在敦煌，拼车去玉门关的就有这位当时已经82岁高龄的周先生。同行一天，我没有问过周先生的全名，但旅途中只言片语的交谈让我对这位老人至今记忆犹新。
老人出生贫苦，一生坎坷。年轻的时候修过滇缅铁路，后来举家迁往香港，在大儿子上学时移民加拿大。当年我听到“滇缅铁路”四个字时脑子里立刻闪现出每一根枕木下都埋着一具尸体的画面，但是对这条铁路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
这条铁路恐怕是世界铁路史上最令人感慨的一项工程了。筑路的想法起于清末。在缅甸有着巨大利益的英国深知联通滇缅的意义，于是向清政府提议筑路。此前，占据越南的法国政府与清政府签署协议由法国兴建了滇越铁路。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路权的重要性，故而在处理与英方的交涉时清政府十分谨慎，最终决议英国方面负责修筑缅甸境内的铁路，而云南境内则由中方负责。不久清政府垮台，筑路随之搁浅。
民国兴，孙中山提出《建国方略》，铁路于其中至关重要。然而，滇缅铁路因地处偏僻、施工艰难，始终没能纳入议事日程。抗战爆发后，一众港口迅即沦入日军之手，国军能够使用的海上物资转运通路只剩下不在中国掌控中的香港和越南。为保障战时供给，云南省主席龙云与蒋介石商议，开修滇缅铁路和滇缅公路，打通印度洋出口。
公路修起来比较快。最初的人力物力都投入到了公路建设中。1938年底，在20万劳工的拼搏之下，滇缅公路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通车了。但几乎同时，路况差、运力不足、成本高等问题就暴露了出来。于是修筑铁路的重要性再次提高。1940年，在欧洲战场吃了败仗的法国与日本签订协议，封闭了滇越铁路，这时候滇缅铁路就成了唯一的生命线。
可是，滇缅铁路的难度非同寻常。860公里，全在崇山峻岭之间，需要开凿43条隧道，跨越76次河流。什么机械都没有，能靠的只有人力——至少30万人。当时的滇西本就人烟稀少，征兵上战场和此前的公路工程，已经把青壮年男丁几乎消耗殆尽。第一期征工任务下达到沿线各县，县长们都傻眼了。景东的任务是2万，但全县18-40岁的男性只有一万七。这么多人，粮食的运输也跟不上。再者，滇西疟疾流行，劳工死伤惨重。建设期间逝世的劳工和技术人员多达10万人，相当于每8米就有一个人倒下。
财力也是大问题。在筹款中，海外华侨功不可没。1941年国民政府向华侨发行滇缅铁路金公债，筹得一千万美元。而此前宋子文出面向美国政府筹来的专项贷款也不过一千五百万美元。
更加令人扼腕的是，这条集云南和全国力量历经千难万险修建的铁路在即将建成通车之时，不得不由它的建设者们亲手将它炸毁。1942年3月8日，日军攻占缅甸仰光，直逼云南。5月10日，腾冲沦陷。为了不让这条国军的运输通道变成日军长驱直入的捷径，炸路成了没有选择的选择。
当我从云南电视台的纪录片中得知这些往事，很有些后悔当年没向周先生多多请教，竟与第一手资料失之交臂。
我偶遇周先生时，他虽已是耄耋之龄，但身手矫健，精神矍铄，一点不显龙钟之态。显然，他对自己的身体很自负，一个人从加拿大回国旅游。我在敦煌遇到他时，周先生刚刚独自徒步华山下来，出嘉峪关沿丝绸之路向西。他说，儿女都大了，在加拿大事业有成，他于是每年回中国旅游。他说他这也是为国家做贡献，把他的养老金花在中国。
今天，周先生如果还健在，已经接近百岁了。我不知道他的养老金有多少花在了中国。我的耳边不绝的是他当年修筑滇缅铁路时听到过的歌谣：
去打开出国路线
去凿穿重山叠嶂
越过横断山脉
把民族救出生死场
前方流血 后方流汗
我们的臂膀关系着祖国的存亡
明义士和怀履光：学者的野心和良心
多伦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馆藏中国文物之丰，在全世界少有能望其项背者。本文最后要写的这两个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和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就与这座博物馆相关。
（一）传教
怀履光是基督教圣公会的首位河南主教，1909-1934年主持教务长达25年，成绩卓著。他到任时圣公会的足迹还没有进入河南，离开时已经拥有了17个牧区、一所医院和几十所中小学。另外，怀履光比其他传教士高明的地方在于他很早就认识到要想传播福音，基督教的中国化是大势所趋，故而他始终注重培养当地神职人员。离职以前，怀履光把华人牧师郑和甫推上了河南教区主教的位置，这在当时全国所有教会中独一无二。
属于长老会的明义士在河南传教的时间跟怀履光差不多，宗教活动方面建树不多。
有意思的是，为了传教，他们不但学习中文，而且精通方言。怀履光尤其有语言天赋。在到河南之前他在福建多年，并编写出版了《建宁方言英语词典》。从传教的目的出发学习语言，进而爱上中国文化，两个人都走上了这条路。
（二）政治和社会活动
也是出于传教的目的，怀履光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担任过华洋义赈会会长、河南救灾基金会会长、河南公共卫生协会会长、开封红十字会会长，并成立了国际反鸦片协会河南分会。二十多年时间里面为河南的教育、医疗和乡村建设等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明义士的故事完全不同。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明义士任职于美国国务院战时新闻局，为二战中盟军的宣传工作尽责。
明义士为他出生在中国的儿子取名明明德(Arthur Menzies)。半个多世纪后，说一口流利河南话的明明德在1976-1980年担任加拿大驻华大使。更有意思的是，1941年，年轻的外交官明明德到纽约接待一批从日据香港逃亡出来的难民。他亲手把一个3岁的中国姑娘抱上火车带到加拿大。这个小姑娘叫伍冰枝(Adrienne Clarkson)，1999年成为加拿大总督。可以说，明义士一家见证了中加两国几代人的情谊。
（三）考古与盗墓
1924年怀履光回加拿大休假，偶遇考古学家卡瑞里(Charles T. Currelly)。其时卡瑞里受命为多伦多大学筹建一座博物馆，这就是今天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这次会面既把怀履光引向了考古学研究之路，同时又把他推入了盗墓贼的罪恶深渊。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社会动荡，河南这个历史悠久文物俯拾皆是的大省同时也是中原兵家必争之地，乱象丛生。怀履光趁乱为卡瑞里的博物馆搜集了大量珍贵文物运回加拿大。这期间，从事这种勾当的外国商人不在少数。如果怀履光的行径只停留在这个层面，虽然也是不容谅解，但还够不上罪恶二字。真正不可饶恕的罪恶始于1928年。一场大雨冲垮了洛阳金村一座东周古墓的墓室，使其露出了被掩埋了两千多年的身影。怀履光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这批东周王陵和贵族墓葬进行了历时六年的盗掘，共发掘八座古墓，出土数千件文物，大都被运到加拿大。日本学者梅原末治在1984年编辑出版的《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一书中收录了精华文物238件，其中只有3件留在中国。
回到多伦多后，怀履光在大学和博物馆任职，撰写了大量考古学论文和《洛阳古墓考》、《中国庙宇壁画》、《中国古代甲骨文》等著作。
与怀履光不同，明义士搜集五万片甲骨文残片全凭一己之力，大都是从安阳附近的村民手中购得。当地村民中的“聪明人”甚至动起了歪脑筋，用新鲜牛骨刻字，“做旧”后再当成甲骨卖给明义士。为此，明义士练就了辨别真伪的火眼金睛。这套功夫后来升华到理论高度，结晶出了《甲骨研究》一书。
以学术成就论，怀履光的许多研究已经被后人证伪，而明义士在甲骨学早期的基础性研究中所做出的贡献为他赢得了甲骨研究“西方学者第一人”的赞誉。明义士的学术研究首先是著录，从自己收藏的五万多片甲骨中选其精华，临摹出版。在这些基础性的资料整理工作之上，明义士还对殷商甲骨卜辞的历史分期提出了自己的学说。与明义士有过交往的美国著名汉学家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曾说“当中国学者提到商朝甲骨文的时候，他是极少几个，有时候甚至是唯一一个西方人的名字”。
（四）身后名
1960年，怀履光在多伦多去世，终年86岁。
此前3年，比怀履光小一轮的明义士也在多伦多去世，终年72岁。
我们无法逆料怀履光盗掘古墓偷运文物是出于他对中国文化的“真爱”还是出于创办博物馆的野心抑或二者皆有。然而，无法否认的是，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也不论他在传教和对中国社会发展方面做出了多少成绩，他盗墓和贩卖文物的行径始终为后世所不齿。
反观明义士，他的身上折射出来的是真正的学者的光辉。明义士既没有采取非法的手段掠夺甲骨，终其一生也没有为获利卖过一块甲骨。虽然他的收藏也有一部分流出中国，但他生前的书信和后世学者的考证都已经证明这并非出自他的本心。
1932年明义士离开河南在济南齐鲁大学任教考古学。他把在河南收藏的大部分甲骨用马车运到济南，自己在学校里面开办了一个博物馆。怀着对中国文化深切的挚爱，明义士始终希望把他收藏的甲骨和他本人的甲骨学研究都留在中国，齐鲁大学就是他的归宿。
1936年明义士回多伦多休假。不料抗战全面爆发，使得他无法返回中国。几经尝试无功后，明义士还曾试图把他因故留在天津的一批甲骨捐赠给齐鲁大学。然而1948年，教会里面的其他人在明义士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批4700多片甲骨运到了多伦多。明义士去世后，由于中加两国尚未建交，他的夫人和儿子将这批甲骨捐赠给皇家安大略博物馆。1999年明明德将乃父生前收集的三箱中国考古学资料和图书带回中国捐赠给山东大学，算是为老人圆了梦。
与功过参半的怀履光不同，明义士的一生称得起光明磊落。2004年河南安阳市政府将明义士曾经生活和研究甲骨文的旧居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并立碑纪念。我想，长眠在多伦多的明义士是当得起这样的荣誉的。
最后的话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有名或无名的民国人物选择了加拿大来走完他们人生的最后一程。万里之隔的中加两国为这些有故事的人准备了舞台也准备了墓碑。历史哟，这样耐人寻味。人生哟，有多少想不到竟成了不必想到。
参考资料和图片来源：Wikipedia中文及英文词条，百度百科，桑宜川《往事依稀已化蝶——寻找民国影星胡蝶的加拿大墓碑》，南方都市报林文俏《滇缅铁路：为什么要修 又为什么要炸》，云南电视台《新视野》特别节目《滇缅铁路之殇》，网易云南《滇缅铁路 云南历史印记》，台湾中华民国财政部财政史料陈列室《滇缅铁路金公债史料》，唯历史网站《明义士：甲骨研究“西方学者第一人”》，剑桥大学亚洲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57年5月，加拿大广播公司Radio Canada International网站《The Menzies and China》，《东方收藏》2011年11期董延寿《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与洛阳文物被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