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武汉的两位先生，您们还好吗？
2020年着实是个不平凡的一年，疫情的肆虐，不仅动荡了整个社会，也动荡了我久已平静的心。然而我心之动荡却与多数人有些不同，多数人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而担惊受怕，而我却是因为听到一个地名——武汉，而重起波澜。
其实，我对武汉不甚熟悉，仅有的了解也只限于地理书上的“四大火炉”。之所以会对这个地方格外关注，盖因为我的启蒙先生——一对老年夫妇，如今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居住。
说可能，是因为我已经有十多年没见过他们了。前几年回老家，无意中不知从什么地方听到消息，说他们夫妇俩几年前已经去往武汉，和他们的儿子一起生活。
我当时只是略微惊讶，因为我竟不知在什么时候和我们同住一个山湾里的先生已经去往他乡，好像不会再回来了，似乎还挺远的。不过，我也没作多想，毕竟现在有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乡里生活了，他们个个老的老，走的走，只剩下日渐破败的房屋和一望无边的荒地还静候在那里，这已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说起来，我对邓先生还有点“记恨”，曾经他冤枉过我踩坏其他同学放在楼梯下的雨伞。然后我是被要求叫了家长还是受了什么罚倒记不真切了，只是记得当时我心里特别难过。想来他冤枉我是因为我有“作案”的前科（在上幼儿园时，我曾经在下课后趁教室里没人，就恶作剧似的把所有人的笔都偷放在自己的怀中，然后自以为聪明的用腰带扎紧，后被蒲先生抓住），再加上我的光脚印与伞上的脚印大小相当，自然我的嫌疑比其他人较大。按照当下网上流行的“某人路遇某中小学先生，遂上前掌捆之，报仇雪恨！”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式的英雄主义作风，我是应当把这份“仇恨”牢记于心的。然而，我自以为自己虽谈不上什么心胸开阔，却也远非狭隘浅薄之人，况且他们给我带来的美好记忆却也不是这件不起眼的小事所能轻易抹杀的！
现在看来，当初的那一件看似不平之事，却成就了这两位先生在我心中的更加真实鲜活形象。
我念小学的那所学校官方叫做“三村小学”，因为没有校牌，所以也就随着大众的叫法叫着。它就坐落在我们那个生产小队的半山腰上，离我的家大约只有五十来米。于是乎，我就幸运的成了大家心目中羡慕的对象了。
可不招人羡慕么？那时乡里还没有水泥路，一到下雨天，那条原本就不怎么宽且凹凸有致的土路就会在摩托车和东风牌大卡车的双重祸害下变得泥泞不堪。同学们上学都要穿着厚重蹩脚的胶筒靴走上几里地。而我呢？每次都是脚不沾泥，并且准时踩着上课铃声的点儿不慌不忙的迈进教室。到下课休息十分钟之余，我甚至还有时间回家去喝会儿茶。当然，这只是一种口头炫耀之词，其实我家是没有茶的，我也不会有事没事就老往家里跑。因为在我坐在舒适教室里听着天书的时候，父母也有农活要忙，自然房门都是要上了锁的，连我也没有钥匙，毕竟我还小，没有保存钥匙的能力与必要。
学校占地其实并不大，大概只有两三亩的样子，这到不是因为征地困难，不过是没有修大的必要罢了。毕竟学生只有五十来个，先生也只有三个。另一个先生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姓谢，和邓先生夫妇仿佛年纪，不过他并没有教过我。因为人少，所以只有三个班，每个班隔两级，等上完四年级后，就需要去更远的镇上读书。
学校设施也很简陋，一栋二层教学楼，附带一个师生公用厕所，两张水泥乒乓球台，一杆竹子制式插在石头墩里的五星红旗……以及一块容纳这一切事物的原生态土地。
人们常说“先生是辛勤的园丁”，我认为来形容先生是非常具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