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新采44：檀弓上·“礼之限”四则
礼，说到底是节制君子的，倘不是君子，哪里管得了那么多？
礼，反过来讲，又无法限制真正的君子。孔子讲自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礼”的条条框框对彼时的他又有什么影响呢？
《礼记·檀弓上》讲了四则与“礼之限”有关的故事。
（一）强梁之“礼”
陈庄子死，赴于鲁。鲁人欲勿哭。缪公召县子而问焉。县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问不出竟，虽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国，虽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闻之：哭有二道，有爱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则如之何而可？”县子曰：“请哭诸异姓之庙。”于是与哭诸县氏。
齐国大夫陈庄子死了，派人赴鲁国报丧。鲁国人不准备为之哭丧（却又怕齐国势大）。鲁穆公召见县子询问他的意见。县子说：“古礼中的大夫外无私交，即便是送过干肉有过切实情分的也不会因之离开国境擅自交往。即便内心想哭，又到哪里去哭呢？如今的大夫，把持朝政并在诸侯国间频繁交往，即使是内心不想哭，又怎么能做到不哭呢？而且为臣听闻：哭吊有两种，一是因爱而哭，一是因怕而哭。”鲁穆公说：“你说的对。但现在要如何应对才好呢？”县子说：“请在异姓的宗庙里哭吊吧。”于是，一起到县氏的宗庙为陈庄子哭吊。
春秋末年，诸侯国的大权旁落于大夫之家。各个诸侯国的大夫势大，常常绕过诸侯国君擅自交往。齐国大夫陈庄子便是如此，之所以要到鲁国去报丧，说到底是齐鲁两国大夫擅自交往的结果。大夫之间的交往，常常还要有层“遮羞布”，总要打着诸侯国之间交往的幌子。
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摆在鲁穆公面前的难题。“夫礼者，天地之序也”——一旦背离了秩序，还有什么“礼”好讲的。分明就是拳头大的有理，县子的建议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
没理好讲的时候，为“礼”留下一条遮羞布！彼时，但凡还能有点“礼”的意识的，也算不是糊涂人！
（二）成事不说
仲宪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为而死其亲乎！”
仲宪对曾子说：“夏人用明器陪葬，是向人们表明死者无知。殷人用祭器陪葬，是向人们表示死者有知。周人是两者兼用，是向人们表示对无知与有知的含混与兼具。”曾子说：“恐怕未必！恐怕未必！所谓明器，是为鬼神准备的器物；祭器，是活人适用的器物。（两者都是为了表达对死者的孝心。）古时候的人不过是在表达不愿意承认亲人已经过世的心情罢了！”
所谓“明器”，乃是不能为人所直接使用的器具；所谓祭器，乃是指可以为人所直接使用的器具。
夏人用明器陪葬，是什么道理？不过是在表达死者像神明一般，永驻于世，表达生者对死者的不舍罢了。
殷人用祭器陪葬，是什么道理？不过是认为死者如生时一般，永远活在这个世上罢了，表达的仍然是生者对死者的不舍而已。
要问夏人和殷人的做法哪一个是对的，先要回答夏人的不舍之心与殷人的不舍之心，哪一个更赤诚？对此，谁又能真正分清呢？
拘泥于礼者，不可不问发心。《聊斋》中陆判讲“无心为恶虽恶不罚，有心为善虽善不赏”。不谈人心，哪里还有什么“礼”好讲？
还是孔子要高明一些，《论语》中记载，鲁哀公曾经向宰予请教古代的社礼，宰予讲“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并擅自对周人的“栗”做了发挥，认为是要“使民战栗”。孔子听说了，送他三句话——“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言外之意很明确，前人有前人的发心，不可妄加评论。真正的学问是要体诸于心、见诸于行的实学，逞口舌之快的口耳之学，说到底都是假学问，最终难免陷入到误人、自误的境地。
（三）“言为士则”的斤两够不够
公叔木有同母异父之昆弟死，问于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仪有同母异父之昆弟死，问于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闻也，鲁人则为之齐衰。”狄仪行齐衰。今之齐衰，狄仪之问也。
公叔木有个同母异父的兄弟死了，向子游请教该如何做（丧服的穿戴）。子游说：“可能是服大功吧？”狄仪的同母异父的兄弟死了，向子夏请教该如何做（丧服的穿戴）。子夏说：“我以前没有听说过这种礼制，鲁国人一般为之服齐衰。”于是，狄以齐衰服丧。现在为同母异父的兄弟服齐衰，是从狄仪这一问才开始的。
这个故事讲得有点绝对。《史记·孔子家语》中记载，邾人有同母异父的昆弟死了，委托颜克问礼于孔子，孔子说：“同居继父则从为之服，不同居继父且无服，况其子乎”。孔子的意思非常明确——无服。
孔门学问渐渐沦落为口耳之学，大概便是世人凡事都想向外界找寻到一个标杆和依据。于是，曾子、子夏、子游等有积累、善言辞者成为了“专家”。久而久之，人们忘记了“礼”应该是发自“自心”的，渐渐将“自心”抛诸脑后向外求所谓的学问。孟子讲得好——“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不能证诸于心、付诸于行的学问，算什么学问？子游也好，子夏也罢，已经走向了“言为士则”的神坛，却全然没有当初孔子“予欲无言”的自觉。
后来，子夏居于河西之地，父母死了没什么动静，儿子死了却哭瞎了眼睛。这种轻飘飘说说而已的学问，于世又有何补呢？
（四）“礼”哪里是什么约束
子思之母死于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子盖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闻之：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子思的母亲在卫国去世了（他的父亲死后，母亲改嫁到了卫国，现在母亲死了，子思要去奔丧）有个叫柳若的人对子思说：“先生，您是圣人的后代，天下四方都希望通过您在再嫁之母丧礼上的表现来学习礼，您要慎重当心啊！”子思说：“我有什么好慎重当心的！我听说：有其礼，无其财，君子是不会强行斯礼的；有其礼，有其财，如果时机不对，君子也是不会强行斯礼的。我有什么好慎重、当心的啊！”
子思不愧为圣人之后，深谙“礼”的精义。他的言外之意再明确不过了，“礼”不过是道的一种外化表现罢了。道就在那里，自然而然，哪里会成为约束人的东西呢？
记录这个故事的人是个明白人，压根没有提及子思在丧礼上的表现。“礼”是活泼泼人心的体现，哪里能成为束缚人的桎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