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内司马氏族的兴起壮大与河内的文化转向和政治地位上升有着莫大的关系。
士族的形成过程，在毛汉光的叙述中可以按其源流归纳为三种:凭借政治势力而建立的大族、凭借术业世传而建立的大族、凭借经济实力而建立的大族。而陈寅年则更强调家族、地域和学术之间的联系。在《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一书中，对河内司马氏族的研究同样是按陈的观点，对两汉时期河内郡的地理环境与政治文化特征加以剖析，以此作为河内司马氏族崛起的社会背景的解释。
河内郡始置于秦，从地理位置上看，河内处于天下之中，南倚黄河，北缘太行山，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素来受到统治集团重视。 而在政治文化上，河内是殷人故地，自先秦以来一直是中原文化的中心之一，但是河内地区民风彪悍、豪侠橫行，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极小。
河内虽地理位置重要，却离当时西汉的都城长安较远，故而，河内地区虽宗族势力发达，同样作为一方大族，但是其家族在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并不能与其他地区的大族相比，政治影响力低。文化上，河内虽开化较早，但是其文化习俗与汉王朝推行的儒家文化思想不同，在文化影响力上同样不足。因此，河内郡的士族在汉代初期，在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并不是很重要，其影响力仅限于所在的地区及周边。
但是在西汉中后期，河内郡这全国的政治文化影响力不断提升，其主要原因有二。
一，河内郡的文化风气“由武入文”。河内儒学发展壮大，经学传播日益频繁，累世传经的家族开始出现，河内郡儒家经学尤以《韩诗》最为出名。河内郡的文化转向，使其拥有在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全国思想文化层面上发言权力和参与机会，在此过程中扩大了地区文化影响力。
二，东汉立国后，全国政治中心从长安转移到了洛阳。而河内郡地理位置上靠近王畿所在，获得了接近政治中心的地缘优势，政治地位也进一步得到了提升。
简而言之，河内郡的文化转向，使其得到了可以参加全国级别的文化圈子讨论的邀请函；而东汉都城的迁移，又增加了河内郡的名字出现在全国政治讨论会议上的机率，从而大大提升了河内郡获更好的政治资源机遇的可能。
河内郡在政治文化影响力的提升，则给包括司马士族在内的本地区士族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让其拥有了在全国政治权力中心的地位可以与其他大族相比较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