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昆仑策网
习近平指出：“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威胁，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网络意识形态是社会上思想、观点与现实各种因素在舆论中的交织呈现，关乎国家长治久安。
毛泽东指出：“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习近平指出：“随着新媒体快速发展，国际国内、线上线下、虚拟现实、体制外体制内等界限愈益模糊，构成了越来越复杂的大舆论场，更具有自发性、突发性、公开性、多元性、冲突性、匿名性、无界性、难控性等特点。”
资本意志侵入网络舆论试图影响党和政府在舆论领域主导权和控制权，破坏舆论的安全和健康发展，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这一根本制度，这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资本意志侵入网络舆论，多元社会思潮出现并趋于活跃，互联网媒介平台为了满足商业利益，曾无视、允许、引导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虽然以上情况目前已得到较大改善，但仍会以更为隐蔽、复杂的状态在网络上呈现。具体表现在：
一是淡化甚至消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曾经明目张胆引导发布“反马”“非马”观点，传播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暴力论”，现在则以“打着红旗反红旗”“以马反马”，披着学术作品、文艺作品的外衣，以伪装性更强的方式呈现。
二是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抹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曾经大肆鼓吹“全盘西化”“市场万能论”“国企私有化”“国企腐败论”的言论便是该思潮的典型代表，而现在则主要通过采取“话题碰瓷”的方式在网络上配合境外媒体炒作，煽动“武汉病毒”“新疆棉花”“香港人权”等敏感议题。
三是妄图取消党的领导，否定军队的政治属性。曾经大张旗鼓宣扬“宪政主义”“三权鼎立”“军队国家化”等议题，如今则渲染极端行为，过分拔高塑造，无原则吹捧，颠覆大众认知，通过“软性历史虚无主义”暗语影射、以偏概全、明褒实贬的方式攻击党、国家和人民军队。
这些反动势力通过资本控制的媒体平台煽动反动言论，攻击主流意识形态，有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蛊惑，成为其传声筒，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造成负面影响。
网络舆论往往是“颜色革命”的突破口。
资本控制的新媒体平台在“颜色革命”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从近年来西方国家在不同国家与地区策划的“颜色革命”案例来看，网络舆论往往成为引发暴力革命，颠覆政权，改旗易帜的“引爆点”，习近平强调：“现在，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往往因网而生、因网而增，许多错误思潮也都以网络为温床生成发酵，互联网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具体说来有以下三个风险点：
一是主流媒体失控。纵观多次“颜色革命”的案例，看似一夜之间舆情汹涌，实际上是该国主流媒体早已丧失了引导能力，民众思想开始走向混乱极端，唯西方媒体是从。如2010年突尼斯爆发的“茉莉花革命”，最初是通过12月初“维基解密”披露的美国所谓的“外交电报”，民众受到该信息引导，纷纷倒戈突尼斯的反政府派。12月17日突发的突尼斯失业大学生自焚事件，立即由西方掌控的网络媒体传播，点燃民众情绪，最终推翻原有政权。
二是“线上线下”渗透。资本操纵的非政府线下组织通过学术交流、沙龙会议、资助出国、扶助边缘群体等方式培养其代理人，并帮助其建立“自媒体”“独立媒体”，包装其成为“公众人物”“意见领袖”等完成对主流媒体“点滴渗透”。这些新闻媒体在西方操纵下，通过“放大”“丑化”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内部问题或某个事件，网上和网下密切协作，发起民众抗议乃至推翻原有政权。如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先在虚拟世界中进行网络思想动员，社交媒体被广泛应用于组织抗议、相互沟通、外界联络，甚至向西方世界直播动态，最终冲击现实政权。
三是“网络霸权支撑”。主流话语如果不符合资本意志，将会被他们的社交媒体平台排除出网络舆论场，导致主流价值失语、失声。据香港《大公报》不完全统计：仅2019年，推特和脸书两家社交媒体以“违反推特价值观和平台操作政策”“背后有国家操纵”“中国用假消息抹黑香港抗争”等理由，关停或者暂停高达20余万个中国账号。
第三，网络舆论是诱发其他风险的“温床”。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经济、社会、政治等状况的反映。从诸多社会舆情事件可以看出，网络舆论常是诱发其他风险的策源地，各种风险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具体来说：
一是诱发政治风险。“资本集团按照自己的需要，培育自己的文化精英，将社会的舆论权和话语权交托给文化精英掌握”，在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里应外合，渲染和加剧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引发社会矛盾激化与阶层对立，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攻击与消解。近年来否定近代一切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污蔑共产党，通过“揭秘”和“传记”形式来丑化领导人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已可看到资本介入的身影。
二是诱发经济风险。传统媒体时代，公权力部门和主流媒体管控着绝大多数传播介质，他们依据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价值观进行传播活动。正如上文分析，资本逻辑的本质决定着网络舆论必然要服从资本逐利的天性，其输出价值观必然是政治集团利益需求。比如美国脸书公司通过控制舆论为“天秤币”造势，可能引发跨境资本监控、反洗钱等诸多金融风险，国内互联网舆论场上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舆情炒作，产生误导国有企业改革舆论甚至引起市场波动。
三是诱发科技风险。资本集团凭借资金充足、制度灵活、技术先发等优势，长期占据算法技术、媒体平台、计算机芯片、用户设备、软件和应用程序等影响网络舆论的核心部位，通过社交软件获取国防科工机密案件时有发生，直接威胁到科技领域安全。
四是诱发外部环境风险。境外资本集团通过数字渗透，挖掘个人敏感信息（如手机定位、语音通话等），劫持用户网页（如篡改网页、安插恶意软件等），收集日常操作（如邮件、文字资料、照片等），更为隐蔽地侵入网络舆论，从美国“棱镜门”“X-关键得分”等监听世界计划可见一斑。
五是诱发党的建设风险。党内有部分领导干部受“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淡化论”“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等错误思潮影响，存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导致权钱交易、钱色交易、行贿受贿、生活腐化等现象屡禁不止，影响了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
我们不能不看到，几十年来，反动公知、敌对势力，正是处心积虑地，通过捏造一个个故事，抛出一个个谎言，提出一个个伪概念和伪观点，全方位妖魔化毛主席，全方位歪曲共产党领导。他们知道，这些东西说多了，就会进脑入心，自然而然就会接受他们的反动宣传。我们也不能不痛心地看到，正是他们几十年来的污毛反毛，使我们的国民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不可弥合的分裂鸿沟，使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受到了挑战，也使世界上最文明、最公平、最廉洁的新国家，出现了令人痛心的贪污犯罪、坑蒙欺诈、黄赌毒充斥社会的不良现象。
2011年9月“电报门（Cablegate）” 事件透露了251287份美国国务院电文，电文时间跨越2003年到2010年。这25万份文件是美国国务院遍布世界的274个使领馆等机构的电文，其中大约13万份是非涉密文件，10万份是“保密”级别（confidential），15000份是“机密”级别（secret），没有“顶级机密”级别（top secret）。在涉及中国大陆的近4800份涉密文件中，美国使领馆的官员汇报他们收集的情报和工作项目的进展，提到了几百名联系人，按照等级分别标注为“保护（protect）、“严格保护”（strictly protect）、“非常严格保护”（very strictlyprotect）。这些人员主要分布几大类：大学教授和智库学者、政府官员、宗教人士、非政府组织、美国公司和机构驻华代表、其他国家驻华使领馆人员、新闻媒体记者、某些科技公司的技术人员以及互联网自媒体人员。
我们应该看到，由于长期西方优越论的教育，由于经济地位特别适合弱肉强食的意识形态，由于中国现在还存在着大量的腐败和官僚主义，西方的同路者和中国的不满者在精英阶层大量存在。
如何对待这些人是中国反颠覆、反谍报、反混乱、反舆论战的重要方面。我们不能犯过去反右和文革的错误，用运动式和扩大化来对待这些问题。特别不能把思想问题政治化和刑事化。但是我们可以学习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方法，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了解他们，获得有用信息，将问题消灭在发生之前。这就是知己。
我们认为中国的外宣应该由外交、外情和军事部门共同管理，并且以外交部门为主。这是因为外宣需要一套外国人能够懂得的语言、逻辑和方式。中国的外宣应该与外情、外交和军事外交形成合力，统一协调在中国国家安委会之下。
中国应对美国的舆论战、情报战、颠覆战，首先要解决知己知彼的问题，解决机构结构问题，然后才谈得上战略和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