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十分注重《诗经》，司马迁说孔子将三千首首的《诗经》里面的诗缩减成三百首首。
但其实按照我们目前的看法是不认同的，因为他要继承西周文化传统，就要肯定、接受、重视、传播《诗经》。
而且他还亲自做了正乐的工作，正乐就是整理《诗经》，由此可见孔子和《诗经》关系密切。
因为他要继承礼乐文明的文化遗产《诗经》。
诗经的读法
第一种 《诗经》看成周代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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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主张读诗要知人论世，司马迁作《周本纪》，就《诗经》有关篇目当成主要史料来源。
特别是《生民》篇，关于后稷的一篇。《周本纪》开篇就是《生民》。
《诗经》既然反应了同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史料对待是正确和必须的选择。
而因为西周的史料保留到现在又不多，《诗经》是很完整又没有作伪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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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宣王时代的十几首诗都可以称为史诗，史料价值高。
把《诗》当成史料，有个学者做的特别好，就是陈寅恪先生，他研究唐代的政治制度的时候，唐诗小说在他眼里都是史料，而且做出的成就非常大。
第二种读法，把《诗》当成纯粹的民歌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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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读法是片面的，是有可议之处的，因为《诗经》是贵族文化的代表，是礼乐文明的产物，不是民间文学创作，不要把它当成纯粹的民歌来读，它是西周礼乐文明的产物。
文化在西周的时候都在上层掌握，下层的民众都不掌握文化也不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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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下移，被一般民众所掌握，一般认为是从孔子开始从孔子收民间的弟子开始，孔子本身是大夫，再怎么贫穷的弟子，只要到他这儿他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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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孔子的时代也就是诸子开始兴起的时代。
诸子都来自士阶层，是个文化阶层，是贵族的下层，但是掌握文化。
这些士是在贵族的最下层，最贴近民众。他们本是位高层贵族服务的，但是礼坏乐崩。
这些士本来是被更高的贵族养着，那么高层贵族他们都崩溃了，没有人养活他们，他们失业了。
失业了，得想办法谋生，手里掌握着文化和知识，那就只有看文化和知识来吃饭。所以诸子主要是来自士的阶层，因为他们有文化，于是他们来招收学生，认学生，顺便收学费解决生活问题。
诸子出于士阶层，也就从此时文化才下移从士阶层的手里流传到到民间。
在此之前也就是春秋中期之前，甚至是春秋晚期之前文化都在上层手里。
而《诗》的创作年代恰恰是文化在上层手里的年代，是春秋中期之前的作品，春秋中后期文化开始下移，所以《诗经》是贵族文化的代表性作品。
第三种读法，《经学》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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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孔子及其弟子把《诗经》当成经典，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多数以鸟兽草木之名，而近之事父，远之事君。
他强调这种社会政治功能，所以就把它经学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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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独尊儒术，这使得《诗经》油儒家的经典变成天下王朝的经典，于是赋予了它很多政治伦理，历史教化的内容，建立了一种温柔敦厚的诗教观的经学体系。
以前人们研究《诗经》有两千多种著作，主要就是《经学》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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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的研究给予诗篇太多额外的旨意，对于文本看似有所游离，从文本来看，看不出那些经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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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关雎》小序所言后妃之德。关雎诗篇本身看不出这个意思，所以郑振铎老先生当年为《古史辨》写过一篇文章，提到关雎对诗序的批评的问题。
他说他看不出来，郑先生是个大文学家是前辈。当时就说看不出这意思，那么这意思从何来？怎么就有了后妃之德的意思？并把这意思冠在《关雎》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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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阐释学来说，他是阐释者赋予的新的意义，至于这个意思是不是原来的就并不重要。就仅仅是强加而强加，是有原因的，有意义的。
这是当时建立经学的需要。所谓后妃之德，实际上是早期《诗经》编撰者和研究者，通过把《关雎》改在三百篇前面这一行为来体现后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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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雎》是第一首，它很重要，通过把关雎改第一篇体现后妃的重要，如果把这个跟《列女传》中的《周室三母》联系起来就很明白了。
西周三母就是太姜、太任、太姒。
《列女》中说，文武之兴，盖由斯起。
可见此三贤内助对西周发展强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不难引发儒家对人伦之基的极端强调和重视。
因此把关雎放在第一以体现后妃之德的重要，也并不是什么奇怪的奇谈怪论，也只是一种合理的推演。
后妃之德的就是这么来的，是建设政治学说和伦理学说的需要，是阐释者编诗者给予它的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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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意思，不见得是后妃的诗，也不见得是周文王来迎娶太姒的乐歌，因为这不像是周文王时期的作品，所以经血的这种研究是高深的，曲折的。初学者往往理解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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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诗经》经典之作，《毛诗》《郑箋》孔颖达《毛诗正义》都是纯粹经学路数。
《毛诗序》是经学研究的一个产物，是反映了《诗经》经学化研究的一个成果是伦理政治，历史教化的一个内容。
如果我们接受《诗经》作为经学文化遗产的话，我们就得认可《毛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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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诗经从经学这个圣堂上拽下来，不想从经学的角度来接受，那么就废弃《毛诗序》毛诗。《毛诗》就是去了它的需要，但经学的研究能把它随便弃废弃吗？是不行的。
因为传统《诗经》研究的主流就是经学研究。
第四种读法，文本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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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者也有很接受经学研究的，而文本解读和经学研究是对立的，但我们不要把它对立起来，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体系，有着两种不同的解读方法。
然后从宋代起，掀起文本研究的热潮，避开经学的内涵，着眼于文本诗句说什么就理解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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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宋代的朱熹，他就废弃了《毛诗序》当中的一些诗篇，三百多首《毛诗序》，他废弃了一百五十多首，存和废之间还目前还困惑者当代的学者。
清中期以来这种研究更加流行。像方玉润《诗经原始》，牟应震《诗经质疑》都是这个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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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撇开诗歌背后的象征意义，那么这种思路研究是最可取的。
初学者先文本后经学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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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蕴含着隐晦曲折的表达恐怕也是事实。举个例子，《史记·宋徽子世家》载萁子，作《麦秀之诗》来批评商纣王。
而其中司马迁记载道，“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我们可以发现，这与《郑风·狡童》相似。
如果说没有司马迁的记载，只看歌词，又怎能得知此事视为商纣王而写？
商纣王他是人高马大的一个黑大汉儿，他被称之为狡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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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诗歌外交，交流没有隔阂有共识，这些共识就是关于诗歌主体的一些规定性。而这些共识是和雅乐连在一起的，雅乐消亡了，此共识就消亡了，然后新声兴起。
儒家后学要重新建立这一共识，就变成《诗序》变成经学的东西。
原来的共识，原来的对于诗歌主题的界定、主旨说明的东西是和雅乐连在一起的。
雅乐消亡了，这些共识也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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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没了光剩歌词，歌词也就是诗歌。而也不知歌词为何，而做儒家的后学就在战国的时候，重新写一个《诗序》。
他可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资料，有可能是自己琢磨往上添加的像《关雎》后妃之德这样的内容。
因此文本的解读也不见得非常符合历史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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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乐师在谱乐时有规定，这首歌说了什么，是用在什么场合。唐宋人诗长，可能是有感于《诗经》这样一些没有背景资料的诗歌。
文本解读是有问题的，因为背景资料的缺失，我们的解读也未必符合本意。
因此《诗》解读的困难，就在于诗篇的象征意义和背景资料的缺失。而这也导致经学研究过于演绎，而文本研究过于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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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好《诗诗》除了掌握好史学，经学，文本三种研究途径，还要还要借助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的方法和成果。
闻一多先生研究《诗经》，就使用了西方人类学的方式新方法做出了新成果，发现了如薪，鱼等象征意义，自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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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孔子诗论》的出土，使我们对《诗经》的流传有了进一步理解，这是孔子早期教《诗经》用的教本。
多出土这样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还原当时的文化背景，借助古文骨刺更多的斟酌当时的思想意识和名物制度，任何一个文字都是文化，文字背后包含的含义是非常多的，一个字都可以写成一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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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西方阐释学结构学的一些原理，也可以使我们获得新的解读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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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还可以借助器物考古，更多地说明《诗经》里那些器物的意义。《诗》当中运用了许多比兴的手法，那些比兴都是有物象的，因此除了接受前人的解读，还可以通过考古来获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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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而言还可以采取多层次多角度，齐头并进当成文化原点。从文化的角度来解读，从历史背景解读。这是最应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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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诗经》研究状况来看，研究方法算多元，新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但是过于古老，有过多疑惑和迷雾，对它的研究远远不够，研究者正可大有作为。
《周南》《召南》问题，《豳风》问题，《商颂》问题，赋比兴和风雅颂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否如当前所理解的一个是诗体，一个是诗的写作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