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奎成
“开封城，城摞城，城下埋着六座城”，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这句谣言通过新闻媒体广为流传，闹得沸沸扬扬，世人皆知。兹据《大河报》当时的报道，事情经过如此：1981年在开封龙亭东湖清淤时，人们意外地挖出了明代周王府遗址。继续往下挖，在8米深处看到了北宋皇宫的遗址，经考证，这正是赵匡胤当皇帝时上朝的大庆殿。之后考古工作者刨根问底、顺藤摸瓜，结果考古发现令世界震惊：在开封地下3——12米处，上下叠罗汉似的摞着6座城池，依次是魏大梁城、唐汴州城、北宋东京城、金汴京城、明开封城和清开封城。
——这真是一个可与庞贝古城相媲美的考古神话，有人甚至把它誉为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九大奇迹！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奇迹呢？所有的新闻报道都给出了一个共同的物质指向——黄河。即由于历代黄河的泛滥成灾，开封历史上见于文字记载的六座城市全部淹没在地下。
奇闻不胫而走，有人添枝加叶，于是刻意渲染出了这样的谎言：开封祖祖辈辈流传着一句话“开封城，城摞城，城下埋着六座城。”
然而事实却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开封祖祖辈辈根本就没有这个说法，这句话是1981年龙亭湖清淤后，有人故意制造的谎言！
下面我们将从几个方面来看看开封是否存在着“城下埋着六座城”的可能性。
一、常识上的不可能性
上述新闻报道说，在开封地下3——12米处，即总共9米的空间里埋了六座城。据此则每座城的平均高度为0.75米，相当于两岁儿童发育的平均身高，也大致相当于一张写字台或普通餐桌的高度。问题来了：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我们开封人的先祖是侏儒人，也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证明开封人在清朝以前尚属爬行动物，则在如此低矮的“城市”空间里，人们怎样生活？
依据上述新闻报道，在龙亭地下8米深处“看到了北宋皇宫的遗址，经考证，这正是赵匡胤当皇帝时上朝的大庆殿”。现存开封龙亭为清朝建筑物，高度26.7米；现存北京太和殿为明筑清修建筑物，高度26.92米。以此二例而衡之，则北宋皇宫大庆殿的高度保守估计不会低于25米，仅此一城一殿的高度就远远超过了9米的将近三倍。如以25米为均数，则越过“清开封城”、“明开封城”、“金汴京城”，当人们能看到“北宋东京城”的时候，其深度应该从地下3米处算起，直至地下78处才有可能，而你怎么能从地下12米处就“看到了北宋皇宫的遗址”？退一步说，我们不按照一个城市的最高建筑物来计算，且看结果如何：据史料记载，宋朝开封城墙高四丈，约等于13.3米，以此为参照而损其零数，就算每座城的城墙平均高度为10米，则六城叠加，合计60米。你怎么能说在开封地下仅仅9米的空间里就“摞着六座城”？
也许有人会这样解释：所谓“城下埋着六个城”，并不意味着每座城都是“完城”，很可能是六个“残城”，所以不能以每座完城的高度来计算。
果真如此，则我要请问：你不是明明“看到北宋皇宫的遗址”了吗？不仅看到了，而且“经考证”，这个遗址还是“赵匡胤当皇帝时上朝的大庆殿”！如此精确的结果，如无实实在在的大庆殿实物为佐证，你的“考证”依据何在？换句话说，如果你真的看到了大庆殿，说明你发现的就是一座北宋东京的完城，则以完城高度而计，大庆殿的最少地下深度是78米。反之，如果你仅仅挖到了地下8米深处，则你看到的绝对不是“北宋皇宫遗址”，更不可能是“大庆殿”！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请看上图。这张图片见于当年《大河报》和《开封日报》等多家媒体，如今网上随时可搜。由于没有文字说明，我们尚不知道这是一张模拟示意图呢？还是一张现场实景图？但无论如何，图中的地上建筑物为现存开封龙亭没有问题。按照前引媒体报道给定的条件，则龙亭下面的两座城应该是“清开封城”和“明开封城”。图中显示，两座城的建筑非常完整，殿宇的基座与脊顶均清晰可辨。于此可知，本文按照历代完城的高度来计算六座城的深度没有问题。既然如此，则我要再次请问：如前所述，每座城的最苛刻高度不当低于10米，而六城叠加，深度60米，你仅仅挖了12米，尚不足一城半之高，那么，你12米处之上还埋着另外四座城的结论从何而来？
或曰：因为已经挖出了“清开封城”和“明开封城”，而根据史料记载，开封此前还有“金汴京城”、“北宋东京城”、“唐汴州城”和“魏大梁城”，据此而推理，可以得出开封“地下埋着六座城”的结论——且慢，请赶快打住！考古是一门实证科学，不允许推理！一切没有实物证明的结论都是不能成立的！你既然“看到了北宋皇宫的遗址”，而且这个遗址还是赵匡胤上朝的“大庆殿”，那你为什么不从大庆殿上取下一砖一瓦，拿来做个科学的鉴定呢？须知，以今天的科学水平和手段来鉴定宋朝遗物，是极其简单的一件事！1984年开封中山路挖出了所谓“宋朝州桥遗址”，当时不就是取下一块桥砖，去北京做了鉴定的吗？只不过结果很令人失望，那块桥砖被鉴定为明朝遗物，与宋朝无关！
二、历史事实上的不可能性
仅以常识来否定开封城摞城的结论，是容易被人斥为荒唐的。但如果一个考古结论连常识这一关都过不去，是不是更加荒唐呢？好了，现在我们不谈常识，且看历史事实如何？
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移都大梁，历7王凡114年，至魏王假三年，亦即秦嬴政二十二年（前225年）而为秦国所灭。秦国伐魏的大将叫王贲，由于大梁城久攻不下，王贲引黄河水注入鸿沟，再掘鸿沟，水灌大梁，致城毁戒弛，魏王假请降，魏国之地尽归秦国（《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从此这个与齐国临淄、赵国邯郸并称“天下名邑”的繁华都市一蹶不振——请注意，第一、《秦始皇本纪》记载的是“大梁城坏”，而不是大梁城被埋于地下；第二、王贲水灌大梁的做法是，先引黄河水注入鸿沟，待鸿沟水满，再掘鸿沟以淹大梁。为什么王贲不直接用黄河水来灌大梁城呢？这一点非常关键，请看后文。
说到“灌”，现代人会理解成“灌注”或“浇灌”，其实这都不是“灌”的本义。《广雅》 ：“灌，渍也”。那么“渍”是什么意思呢？《说文解字》 ：“渍，沤也，”《段注》 ：“谓浸渍也。”——这才是“灌”的本义！照此本义，则“灌大梁”，就是用水“沤大梁”、“浸渍大梁”，并不是“从上往下灌”的意思。
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来了：王贲为什么要用鸿沟之水来“沤大梁”“浸渍大梁”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当时的大梁城墙是土墙。
中国的烧砖技术始于战国时代，但从战国时代到秦汉时代，砖只用于砌筑墓室或铺设地面，尚未用于建设房屋和修筑城墙。先秦时代筑城墙有个专门的工艺技术叫“版筑”，是用两块木板相对，两块木板之间的距离就是城墙的厚度，木板外侧用木柱支撑，固定之后，往两板之间填满泥土，夯实、晾干，然后去掉木板，即成土墙。至今仍存的“嘉峪关城”和“临洮秦长城”以及汉代之后的几段长城，就是版筑而成的土质城墙。
弄清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王贲水灌大梁，其实是运用了“以水克土”的原理，土墙遇水，粉化坍塌，大梁城自然保不住了，魏王假只好乖乖举手投降。
现在要讨论的是，王贲水灌大梁，从此大梁城消失或者埋在地下了吗？我的回答是：没有！何以为证呢？因为一百年后司马迁访问大梁，亲眼看到了大梁城的存在。《史记·魏公子列传》：“太史公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司马迁的严谨是可以信得过的，此人生于公元前145年，二十岁（公元前125年）壮游，遍访名城大邑，恰好距王贲水灌大梁100年。“吾过大梁之墟”，此处“过”意为“访”，即“访问”。既然要“访”，就要有被访之人，可知大梁城被毁之后，历一百年已成废墟，但仍然有人居住，所以司马迁从这些当地居民的口中问清楚了一件事：夷门就是大梁城的东门。司马迁以其亲历亲闻而向世人昭示，大梁城在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年）仍然存在于地面之上， 而这一事实，又恰可与《秦始皇本纪》“大梁城坏”的记载相印证。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许多证据来说明魏国灭亡之后，大梁仍然存在的事实。我们知道，魏惠王迁都大梁后，“魏国”又称“梁国”，孟子游梁，其实就是孟子游魏国，所以孟子称魏惠王为“梁惠王”。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盖因“大梁”之故也！所以，梁国之称，从秦朝之后，一直沿用不绝。
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02年封大将彭越为梁王，藩地就在大梁（事见《史记·魏豹彭越列传》）。
公元前196年，刘邦诛彭越，改封刘恢为梁王，藩地也在大梁（事见《史记·吕后本纪》）。
还有，公元前178年，汉文帝刘恒封其子刘揖为梁王，藩地仍然在大梁。越十年，刘揖逝，无子，嗣绝，文帝改封另一子刘武为梁王，但因刘武嫌大梁“地鄙潮湿”而移居睢阳（今商丘市南），至此，梁国始从大梁移都睢阳（事见《汉书·梁孝王刘武传》）。
以上三例可以证明，大梁城被王贲水灌之后，并未消失。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在汉初还保持着很不错的繁华状态，否则高祖、吕后和文帝不会封藩于此（按、古代的“藩”也称“国”），只是当时有点“地鄙潮湿”而已。再过25年，司马迁访大梁，由于梁都移徙睢阳，这座城市才成了一片废墟。
司马迁访问过的“大梁之墟”，从现存文献来看，至少在北宋时期还存在于地面之上。据南宋邵博的《闻见后录》记载，北宋国破，女真人把皇宫的物品全部掠走。金国军队有些下级士卒不耐劳苦，把其中的一半物品扔进了皇宫南墙的水池之中。南宋时能看到的夏商周三代彝器，应该是金兵从大梁之墟掠走的（《邵氏闻见后录》：“国破，虏尽取禁中物，其下不禁劳苦，半投之南壁池中。后世三代彝器，当出于大梁之墟。”）。按、文中“当出于大梁之墟”是个不肯定判断句，但不肯定的事物不是“大梁之墟”，而是“三代彝器”的出处。邵博要表达的意思是“三代彝器本非大内藏品，那么这些从金国流传出来器物从那儿得到的呢？衡情酌理，应当出于大梁之墟”。邵博是洛阳人，约生于北宋徽宗的重和初年（1118）。靖康之变，随父避难至江南。绍兴八年（1138）取为三甲进士，绍兴九年授为果州（今四川南充）知州，后加官“左朝散大夫”，出知四川眉州，绍兴二十二年（1152）罢免，晚年居犍为（今四川乐山），卒年不详，大约活了六十几岁（约在1180年前后）。靖康之变那一年他二十岁，晚年著《闻见后录》，记录所见所闻。由书名可知，“大梁之墟”他曾亲眼所见，而到他晚年又在四川看到过流传于世的夏商周三代彝器，由此勾起联想，推测这些彝器出于大梁之墟。这段记载透露出的信息是：北宋时，大梁之墟依然存在，而且还保留着三代彝器。
以上事实，斑斑可考，怎么能说大梁城被埋于地下了呢？
现在六去其一，再看所余五城。
晋朝末年，五胡乱华，十六个国家政权纷纷自立，随后是南朝与北朝隔江对峙，中国进入了长达273年之久的分裂状态。这期间北朝有个政权叫“东魏”，国祚极短，仅历一帝二十四年，此一帝谥号“孝静”，建都于“邺（今河南安阳）”，东魏的版图大致相当于今河南省的大部和今江苏徐州以北的局部地区。孝静帝时期的武定元年（543年）设“汴州”。东魏之后是“北齐”，北齐之后是“北周”，这两朝延置汴州而不废。581年杨广称帝，建号“大隋”，历九年而廓清环宇，中国复归一统。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废汴州，将其一析为三，分属荥阳郡、颍川郡和梁郡。这一局面仅持续了17年，到了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复置汴州，隶于“河南道”，此后虽稍有变更，但大致终唐一代，汴州之称，延续未替。本文开头引媒体报道的“唐汴州城”即指此而言。唐代三都：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北都晋阳（今太原）。所以在唐朝，汴州并不显赫，是个隶于“道”下的“州治”，很普通的一座城市。
宋朝立国，延续后梁、后晋、后汉和后周之制，以原唐朝的汴州为都，称“东京”。东京城在原汴州城的基础上，踵事增华，不断扩建，历167年而繁荣不衰，成为当时的东方大邑，据说可容百万人居住。
接着“靖康之变”，金人南侵，一度改东京为“汴京”，但时间很短，不足20年，此期间东京城遭到极大破坏。1155年是金熙宗完颜亶的元贞三年，金兵火焚汴京城，原宋朝皇宫被彻底烧毁，夷为平地（你现在怎么能看到“大庆殿”？）
接着元蒙先灭金，再灭南宋，称霸中原89年后，朱元璋崛起于荒寺草陌之中，挑动黄河天下反，推翻元朝，建国“大明”。明朝在原宋朝东京城的基础上重建开封城。朱元璋二十五子，除长子朱标立为太子外，其余诸子均封为“藩王”。第五子朱橚洪武三年封“吴王”，十一年改封“周王”，就藩开封府。
周王十传而至朱恭枵，一直到明崇祯十五年，开封城依然还是那座开封城。换句话说，唐汴州城、宋东京城、金汴京城、明开封城，这四座城市，从唐武德四年（621年），直至明崇祯十五年（1644），虽然经历了1023年的岁月沧桑，期间只有在原处地面上增建、扩建、被毁、再建等等的变化，以历史叠加或浓缩的眼光来看，这四座城其实就是一座城，根本没有所谓被黄河淹没于地下的任何记录！
然而到了崇祯十五年，开封城的厄运来了。就本文的命题而言，这一段历史比较重要，请容我略费笔墨，详述此事。
明朝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初二日，李自成与罗汝才联兵八十万，将开封匝城困死，这是李自成第三次打开封了。崇祯十三年二月和十二月，李自成曾两次武力攻汴，而开封城高池阔，加以周王朱恭枵不吝金银，散财助守，城内官民，殊死抵抗，所以李自成两打开封均以失败告终。第三次说“打”并不准确，这一次李自成接受了谋士牛金星的建议：“长困久围，坐收完城，据以为都，席卷天下”。所以这一次李自成根本就没动武，只令八十万大军将开封城团团围定，等待城中粮绝，官民开城出降。
第一代周王朱橚行五，行四的朱棣即是明成祖，二人同为太祖高皇帝的马皇后所生，而现在的朱恭枵是朱橚的第十代孙，巧得很，崇祯帝也是明成祖的第十代孙，就是说，崇祯帝朱由检与周王朱恭枵是出于同一个鼻祖母血脉的堂兄弟关系，伦属亲藩，势在必救。所以开封被围，崇祯帝选了一个人，河南归德府商丘县人，叫候恂，授为兵部侍郎，令他速速赶往开封解围。侯恂受命，星夜赶到黄河北岸与开封隔河相望的封丘地方，其地名为“柳园坊”。
到了柳园坊，派人渡河侦侍，才知道李自成号称百万的农民大军，已将开封城彻底围死，要想解围，无异痴人说梦，随即拜发奏章，向皇帝细细奏报了开封危如累卵的险情，提出了一个方略：河南荒旱连年，早已赤地千里，闯贼的百万大军，倘若长围不战，日久必为粮草所窘，“为今之计，维城当不急于社稷”，朝廷应明令各省固守本境，绝断闯贼的粮秣供给，等到日久乏食，军心自乱，那时再调令湖广、直隶、山东等地的官兵，多路齐发，聚歼贼兵，则开封之围，不解自解。这其实是一个比李自成更狠的“杀招”，李自成要困死开封，侯恂则要围外设围，困死李自成。不料这个奏议上达天听，立刻被皇帝驳了回来，不仅不同意侯恂的计划，而且严旨切催，谕令侯恂另筹善策，速解开封之围。
然而无兵无勇，如何能解开封之围？侯恂日日坐困愁城。如此旷日持久，开封城里可就苦不堪言了。自五月至九月，连续四个月断绝食粮，骡马牲畜、草根树皮都被吃得光光，连臭水沟里捞出用来饲养金鱼的“蠓蠓虫”都被当成了珍馐美味。官府的差役，掘地三尺，逐户搜食，草药、茶叶，棉絮、皮革，所有能果腹的东西全部消耗殆尽之后，不可避免地开始“人相食”了。周王朱恭枵的一个妃子正赶上妊娠在身，想吃包子，府里的役隶，从山货店街一家有名的包子铺买了回来，吃着吃着，感到嘴里不对了，吐出来一看，竟是一节女人的拇指，吓得这个妃子一声惨叫，惊悸而亡。
王府如此，平民小户的惨状可想而知。看看城中百姓十成饿死了两成，再拖下去，连自己的老命也非搭进去不可，朱恭枵把困在城中的文官武将全部召来，哭天抢地的要他们立刻拿出解救的办法。
开封府有个推官叫黄澍，出了个极馊的主意，说李自成的老营设在开封西关外的阎李集，这个地方形势低洼，所以不如与河北官军联络，在正当开封西北“黑罡口”一带的黄河大堤上扒开个口子，效法三国时期关云长水淹七军的故伎，以黄水灌贼营，可解开封之围。这个办法立刻获得周王和河南巡抚高名衡的激赏，于是出重金，连夜派了几个熟知水性的军汉，潜出北门，偷渡到黄河北岸，去见侯恂。
城守毕竟与野战不同，侯恂是饱览史书的人，知道此举不能和关云长水淹七军相比，一旦水没城头，百姓遭殃，这个责任可承担不起。随同在柳园坊的河南监军严云京很有把握地解释说：“水往低处流，开封城墙既高且阔，黄河水一出大堤，只能顺势往东南裹卷，阎李集地势低洼，正当其锋，绝不会淹到城里。”
侯恂仍然下不了这个决心，但想想除此以外，别无善策，只好不偏不倚，连夜动笔，把周王、高名衡、黄澍的意思和严云京的解释，源源本本，写成奏章，天不亮在辕门鸣炮拜发，疾递至京，是要请皇帝亲自裁决。
不几天敕命批回，崇祯帝居然同意了这个计划，但给了候恂了一道手诏，仅四个字：“须秘行之”。这就没有任何余地了，侯恂抛开疑虑，奉诏唯谨，令士兵趁夜渡舟到南岸，在黑罡口（今称“黑岗口”）附近的朱家寨和马家口两处各扒开一个豁口。此时是九月十四日的后半夜，河水出堤，漫漶而流，掘堤的明兵，相拥称庆。
黄河水势的急涨，在夏季称为“伏汛”，在秋季称为“秋汛”。再也没有想到，第二天九月十五，秋汛来了，上流的水势陡然高涨，呼啸奔腾，声如贯雷，瞬间把朱家寨和马家口的堤坝冲垮，其势汹汹，迅不可挡，城北和城西外围的贼兵倒是淹死了两三万，而开封百姓，亦顿遭灭顶之灾。汤汤洪水，排头的巨浪几丈高，摧枯拉朽般自北门呼啸而入，眨眼之间，五城滔滔，数十万生灵尽殁波底。大水连灌两天，到了十七日，“举目汪洋，城中之水，几于城平，所见者，钟鼓两楼，群藩殿脊，相国寺顶，周邸子城（周王府后花园假山上的一座小城，此即后来的龙亭之处）而已。”“城头屋角，号而望济。百万生灵，悉葬鱼腹，士民济者不及两万”（《大梁守城记》）。
《大梁守城记》的作者周在浚就是这“不及两万”活下来的幸运者之一，他目睹了这次开封城的毁灭。活下来的两万难民被移往当时的“河南府（今洛阳市）”周边安顿，剩下来的数十万死尸无人收敛，任其腐化。至此，千年古城，化为乌有！
再过两年就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殉国，明亡。继而清兵入关，李自成弃京西遁，顺治帝十月初一日在太极殿躬行定鼎中原的登基大典。此时开封洪水已退，但地面建筑，荡然无存，“黄沙白草，一望丘墟”，“满目蒿蓬，恶臭十里可闻”，早已成了一座“死城”，黄河水携带的泥沙，积淤“丈余”。“丈余”是个约数，一丈零多少呢？不知道！古人计数，粗率如此。现在我们姑且算它“一丈五尺”，则合4米多，连5米都不到，勉强可以说淹没了半座开封城。
顺治十六年的河南巡抚张自德奏请恢复开封城，但工程尚未开展便搁浅，原因是没有钱！两年后顺治帝崩，康熙帝即位。终顺治一朝十八年，全国反清抗清的浪潮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安。到了康熙十二年，又爆发了三藩之乱，这一仗祸连十一省，打了整整八年，之后才修生养息，社会渐趋稳定。从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到三藩之乱平定之后约十年的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差不多整整五十年的时间里，开封城荒芜一片，人类根本无法生存。
清朝开封城的真正重建始于康熙中期，基本上是在明朝开封城的基础上而略有缩小。明朝的开封城容纳人口近50万，清朝重修的开封城容纳人口20余万，至解放初期才发展至36万，尚未达到明朝人口之数。清朝重建的开封城定为“河南首府”，民国后称为“省会”，上世纪五十年代河南省会迁至郑州，但至今开封城还是清朝的开封城，城墙、城门以及各主要街巷胡同大致均保持了清朝开封城的称呼，沿用至今，没有大的变化，更没有埋在地下。
行文至此，不妨暂时游离主题，说说另外一个人们极感兴趣的话题：开封城下埋了半座“明开封城”，那么，这半座明开封城中究竟有没有财宝？很遗憾，答案会让你非常失望：没有！
奇怪了！明朝的周王府荟萃天下奇珍异宝，既然被埋于地下，怎么会没有财宝？
其实你仅知道明朝的开封有周王和周王府，而实际上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郡王和郡王府。请注意上引《大梁守城记》有四个字“群藩殿脊”，这里的“群藩”指的就是诸多郡王，“殿脊”则是这些郡王府邸殿宇的脊顶。我们已知，自崇祯十五年，至康熙三十年，50年间开封半没于地下，是座死城。期间朝廷无暇顾及，便宜了周边县乡的老百姓，纷纷结伙而来，自带帐篷食水，干什么？挖宝！都知道周王府和诸郡王府集聚了二百六十多年的财宝，于是在这次延绵数十年的的挖宝狂潮中，周王府和诸郡王府无一幸免，掘地一人多深，能挖出的财宝悉数裹卷一空。挖宝狂潮的时间不止于康熙年间，清人张昀《琐事闲录》 ：“豫省城西北隅，旧有龙亭一座，相传为宋朝殿址，余于丙戌到省时，亭道并无积水，士人犹时掘挖物件，或有得金饰珠玉者。”张昀一生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和咸丰四朝，文中“丙戌”是道光六年（1826年），据此可知，一直到清朝的道光六年，还有人在龙亭处挖出了“金饰珠玉”。挖宝之处，形成大坑，于是开封便有了“龙亭坑”，“包府坑”、“四方坑”、“徐府坑”、“大袁坑”、“新开门内大坑（现汴绣厂南北两则）”，以及“曹门外大坑”、“大花园大坑”（“徐府坑”和“大袁坑”于民国冯玉祥主豫时填平，后三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填平）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上引张昀所记：“余于丙戌到省时，亭道并无积水”，可见那时候挖宝所留下的大坑“并无积水”，是“大土坑”。那么这些大土坑什么时候变成“大水坑”了呢？且容我卖个关子，下文再说。
现在回归本题，作一结论：开封城下仅仅埋了半座城，这半座城就是“明开封城”，当然你也可以理解成“唐汴州城”、“北宋东京城”或“金汴京城”，因为这三城与“明开封城”本来就是一座城！以今天的考古手段，如果说你能在这半座城里偶尔发掘出少许明朝遗物、金朝遗物、北宋遗物、唐朝遗物甚至唐朝之前的遗物，这并不奇怪，也很正常，毕竟清朝的那次民间挖宝活动，限于当时的技术手段和个人行为，难免有些粗疏，会给后人留下点什么可以“捡漏”，而你一旦有幸挖出了唐、宋遗物，也并不意味着你挖到了“唐汴州城”或“宋东京城”，这个道理正像你家里前几年收藏了一块汉代瓦当，若干年后你不能说你家的房子也是汉代建筑一样。但是，你如果奢望开封今后会有大批唐宋金明的文物出土，我敢断言，绝无可能！至于“清开封城”其实就是现在的开封城，300多年来我们和我们的四、五辈先人一直生活在这里，从来也没有被埋入过地下！
三、黄河与开封关系的不可能性
黄河的问题比较复杂。清朝历史地理学家胡渭认为历史上黄河中下游的河道曾经有过六次大的变动，谓之“六徙”（见于胡渭《禹贡锥指》），而对此说法，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又有不同意见。如果把《禹贡》、《水经注》、《河防通议》、《禹贡山川地理图》、《至正河防记》、《河防一览》、《治水筌蹄》、《河源记》、《河源记略》、《治河方略》以及历朝史书的《河渠书》与相关方志的《河渠志》等等这些历史上记载与黄河有关的著作全部拿来研究一番，只怕没有几百万字的专门论述，绝难把黄河的问题彻底说清。好在我们可以化繁为简，只谈黄河与开封的关系，照样能够说明问题。
人们一直对黄河有个误解，以为“铜头铁尾豆腐腰”，其实错了。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铜头铁腰豆腐尾”，因为历史上黄河泛滥1500余次，绝大多数都在下游，上游不必说了，地处中游下段的开封城，自古至今，从未发生过被黄河自然决口而淹没的灾难。为什么呢？因为古今黄河与开封的距离不同——先看下图。
这是一幅战国初期的“七雄”图。我们看流入魏国境内的有两条河流，一条是“河水”，河水就是后来的黄河。据《尚书·禹贡》的记载，早期的黄河自三门峡进入今河南境内，经荥阳折而往北，穿延津、滑县、濮阳，入山东境内的临清，然后往东北汇入今天津地区的海河注入渤海，这样的黄河走势，历史上称为“北流”。图中显示，“大梁”的位置距离黄河大致相当于大梁与新郑的距离，约60公里，而现在的开封北门距黄河仅仅5公里。另一条河是“济水”，济水发源于河南省济源县，流过荥阳，沿大梁城东去，经山东的济阴（今菏泽）、济南，北入渤海。但在战国时期，济水与“泗水”交汇处往西至大梁这一段淤塞不通。魏惠王徙都大梁后，征发民工，将这一段重新开通，成了一条人工运河，命名“鸿沟”。这个鸿沟，紧贴大梁城北而过。上文提到，秦将王贲伐魏，为什么不直接掘黄河水以灌大梁城呢？看了这张图你就会明白，因为当时的黄河离大梁城太远，所以只能在鸿沟与黄河交汇处的荥阳，引河入沟，再灌大梁。——再看下图。
这是北宋时期的形势图。
图中显示，北宋时期的黄河与战国时期变化不大，只是黄河距汴京稍微近了一点，但仍然经“澶州（濮阳）”进山东境内入海，还是保持了“北流”的格局。那么，此时的黄河离汴京近了，近了多少呢？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据《宋史·太祖本纪》的记载，赵匡胤“黄袍加身”的“陈桥驿”在汴京城东北四十里，而当时的陈桥驿并不是今天这样在黄河之北，而是在黄河之南。
由此可知，当时的黄河距离汴京至少不会短于20公里。
读懂了这两张图你就会明白，黄河自战国至宋金期间，根本对开封构不成威胁。自然的，所谓由于开封黄河泛滥成灾而淹没了“魏大梁城”、“唐汴州城”、“北宋东京城”、“金汴京城”的谎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南宋建炎二年（1128），金兵再次南下攻汴，时任宋朝北京大名府留守官的杜充，无计可施，乃颟顸而行，至下至愚地在黄河滑州（今滑县）段，掘堤扒口，企图以黄河水阻止金兵南下。这次人为的大堤决口，竟改变了黄河的历史，中下游的河道从此向南移动，河水夺泗水、入淮河而注入黄海。这条河道，史称“南流”。但这次黄河决口，对开封的影响并不大。谚云：“水淹一条线，火烧一大片”，此次河水自滑州直线东南而下，基本上越过了开封，流向徐州附近的泗水，致两淮地区，淹死人口二十万，而金兵的东路军，赶在洪水之前，抢占先机，兵不血刃地进入了开封城。所以这次黄河决口，也谈不上“水淹开封”。
但由于这次黄河改道，确实给日后的开封城伏下了危机。通过上文我们知道，濒临魏国的大梁城北有条“鸿沟”，这条鸿沟，又称“汳水”，历战国，经秦汉，两个名字混称不已。秦末楚汉相争，项羽和刘邦在荥阳约定“鸿沟为界”，盖因鸿沟在荥阳与黄河分叉，有一段是南北走向的河道，故双方约定，以沟为界，东属楚，西归汉。这条“鸿沟”或“汳水”大致混称至北朝东魏置汴州而改称“汴河”，其实“汳”“汴”同音，都读为“bian”，四声，原本就是一个字。提起汴河，开封无人不晓，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而由南北贯通中原的就是这条汴河。在唐朝，黄河与汴河，一个是金刚怒目的壮汉匆匆往东北而急奔，一个是低眉信女的名媛悠悠往东南而蹒跚，“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白居易的这首相思曲，道尽了汴河的风流和缠绵。北宋的汴河更不用说了，东京城端赖汴河而富甲天下。然而不妙的是，此次黄河改道，汴河不存，成了黄河的主要干道，称为“汴道”。“南流”的黄河中下游河段，此后六百年间一直以汴道为轴心而南北移动。
中国二十四史，历代史书都有专记水利设施的《河渠书》或《河渠志》，其中最差的一部是《元史·河渠志》，不仅编纂仓促，而且脱漏不全，互相抵牾之处亦复不少，颇为后世学者所诟病，这可能与元蒙游牧民族政权，不重视农耕水利有关。但就研究开封与黄河的关系而言，我们可以把《元史·河渠志》和光绪《祥符县志·河渠志》参照阅读，仍然能把这段历史搞清楚。互读二《志》可知，自黄河夺汴入淮后，中下游决口五百余次，开封城入水七次——注意，是“入水”，而不是“淹城”。元世祖忽必烈的至元二十四年（1287）、二十五年（1288）、二十七年（12900），元成宗铁木耳的大德元年（1297）、二年（1298）、九年（1305），这六个年份，黄河在阳武（今河南省原阳县）、封丘、开封、祥符、杞县、睢阳、通许、太康、襄邑（今商丘南）、宁陵等十处决口。其中大德元年和大德二年那两次，河水连续在杞县西北四十里的蒲口段决口，堤岸崩坏千余步，洪水东流二百里，杞县城曾一度被彻底冲毁。但这几次水患，开封城虽险无虞，如前所述，仅仅大水“入城”而已。我关注到有位开封专家对媒体介绍说。据记载，元朝大德九年（1305）那次洪水“将开封城彻底毁灭”，大约这位专家一时疏忽，并没有读懂这段历史，误把杞县当成开封了。
明朝时期，黄河中下游频频出险，从嘉靖年间到万历年间，朝廷用潘季驯四次治理黄河，自此之后，黄河沿开封城北而东，经兰考、商丘、徐州、宿迁一线东去，依然汇入泗水和淮河出海。这一时期，黄河距离开封最近，对开封威胁极大。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看上文，崇祯十五年候恂奉命解开封之围，驻节在黄河之北的柳园坊，这个柳园坊就是现在的“柳园口”，今天在黄河之南，即开封市北郊的柳园口乡。于此可知，明朝的黄河，距开封城仅约3公里左右。这么短的距离，一旦决口，自然水势汹汹，仅以自身的冲击力，就足以把3公里之内的建筑物彻底摧毁。所幸潘季驯治水，黄河段以开封为重点，坚石巨坝，刻意防范，并未造成灾害。崇祯十五年那次开封城被淹，是人祸，不是天灾。
真正以自然原因而对开封造成伤害的是清朝道光二十一年那次“三十一堡”大堤决口。由于有人刻意渲染这次灾害的程度，而这次灾害又关联到现在的开封是否地下埋着一座“清开封城”的问题，所以请容我对此多啰嗦几句。
清朝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十六日，黄河在开封西北三十一堡决口（按、明朝潘季驯治河，把中下游黄河大堤的重要之处设为“堡”，按照序数排列。“三十一堡”位于开封城西北十余里，约在今黑岗口与柳园口之间偏西处）。对这次灾害作了记录的有两件文献，一是官纂光绪《祥符县志·河渠志》，二是私著日记体实录《汴梁水灾纪略》，前者概而略，但叙述严谨；后者详而微，但文字繁复。为使读者了解这次水灾的真实情况，兹先引前者相关文字如下。
《祥符县志·河渠志》：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河决祥符三十一堡。
按、是年水涨异常，入伏尤甚。六月十六日黎明决三十一堡，堡在府城西北十余里，其地东高西下，水由西至张家湾而东，坏护城堤，由固门庄分三股直注城下南门暨东南隅祖洞，由南门滋入，分东西二股:西由城根注西南坡，经卓署、抚署、城煌庙、行宫，逾西北至龙亭满营与东水合;东由城棒入蔡河，折而东北，逾宋门、曹门，经县学、梓渡阁、司备仓、札国寺、七神庙、眼光庙、三官庙、铁塔寺至北门与西水合。深及丈余，庐舍淹没，人皆露居城上。肆市尽闭，物价腾贵。礁力者买舟逃去，然遇树梢而覆溺者极多。二十三日水愈大，环城巨浪澎湃，声若雷鸣，人民震骇。巡抚牛鉴日夜驻城上抢护，俟城下塌，拆孝严寺、铁塔寺、校场、贡院砖，掘公离假山石、棚板街石板，抛城下堵之。不足，则收买民间砖石，或毁小巷民房。城浸久坍塌，动逾数十丈。危急时，巡抚跪泥淖中，吁天号泣，大呼：百姓助我！众见之皆泣，集者万余人，各携苇箔、黍杆、布袋、蒲包等物，极力堵塞，城始获全。……九月后，水势日退，塌渐稳固，次年正月决口塞，河复故道。
归纳上文，缩写下文：
六月十六日决口，大水冲毁护城堤，从南门滋入城里，分东西两股弥漫城中。水深丈余，庐舍淹没，人们只好住在城墙上。二十三日那天，城外的水势更大，环城巨浪彭拜，声如雷鸣。城墙由于水浸日久而坍塌，坍塌的口子有数十丈。河南巡抚牛鉴日夜在城上指挥人们抗洪抢险，拆毁寺院、公廨以及收买民间房屋的砖石，堵塞坍塌之处。危急时刻，牛鉴哭着对天高喊：“百姓助我！”城中人民为之感动泣下，纷纷携带自家物料，极力堵塞，才使开封城得以保全。九月后，水势渐渐退去，坍塌之处也渐趋稳固。到了第二年的元月，三十一堡大堤决口处被堵住，黄河复归故道。
——从大水围城，到河复故道，期间历时近八个月，城中一危几殆，险象环生，但在河南巡抚的带领下，人心定而天意沮，开封城内，安堵如故，哪里有什么“清开封城”被埋入地下？
《汴梁水灾纪略》的作者至今仍有争议，但据作者自序，可以肯定此人是当时居住开封城中的一个读书人。由于文字太长，不引，仅将现藏河南大学手抄本经后人整理的“内容提要”引录如下：
《汴梁水灾纪略》用日记的形式，根据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按日记下了黄河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从开封西北的三十一堡决口，冲开护城堤，包围开封城，至次年二月初四日决口合龙止，开封被大水围城几乎达八个月之久的实况。同时，也记录了开封回汉人民面对如野马脱缰的黄河漫水、黄河大溜（林按：大溜即“主流”）对开封城的冲撞、洗刷、吞噬而团结一致、英勇顽强地同洪水作斗争，一次次堵口的失败，又一次次堵口的成功，一次次水围开封，城墙倒塌、房屋浸泡、危在旦夕，又一次次水患向人民低头，化险为夷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记录了官府治理水灾的部署措施以及林则徐在河决以后来开封河工办理堵口的史实。
这段文字纯粹现代大白话，人人都能看懂。请问：有谁能从中读出开封城在这次大水中被埋入地下的信息吗？
夸大其辞地去刻意渲染这次水灾的严重程度，非要说“清开封城”在这次大水中被埋入地下是没有用的，因为历史自己会说话！
现在我要解开前面留下的一个悬疑。上文说到，明末水淹开封城后，周边县乡的老百姓历数十年在周王府与诸郡王府挖掘财宝而留下了几处大土坑，这些大土坑什么时候变成了大水坑的呢？想必读者已经恍然大悟了，没错，就在这次开封水灾之后！道光二十一年开封城内大水“丈余”，注满了这些大土坑，成为若干个“死水坑”。至今市区风景如画的“龙亭湖”和“包公湖”就是那时候打下的素描底子。而所谓“北方水城”，其原委如此！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这一结论，没关系，请跟着我再来看看张昀是怎么说的。上文引张昀《琐事闲录》 ：“豫省城西北隅，旧有龙亭一座，相传为宋朝殿址，余于丙戌到省时，亭道并无积水，士人犹时掘挖物件，或有得金饰珠玉者。”前面说过，文中“丙戌”是道光六年，这一年龙亭的“亭道并无积水”，可知在道光六年之后，张昀还去过开封一次，看到了“亭道有积水”，所以才回忆起，上次去开封时“亭道并无积水”。“并无”二字，是一种重复叙述的表达，意在强调“此时有，而彼时无”，否则没有必要专门说道光六年的时候“亭道并无积水”。如果张昀一生仅仅在道光六年去过一次开封，则在这段记载里，“亭道并无积水”就成了赘语，把这六字去掉，才是正确的表述。不信，你自己读读看？——据此即可断定，张昀一生至少两次去过开封，一次在道光六年，另一次在道光二十二年之后。而由此断定，我们又可知道，道光六年“并无积水”的大土坑，在道光二十一年那场黄河泛滥的灾难中成了大水坑。
铜瓦厢决口后黄河从兰考改道北流图
清朝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远离开封之东七十里的“铜瓦厢”（今兰考东坝头）决口，水势掉头而北，进入河北张秋，夺大清河入海，从此黄河复归北流，成了目前我们看到的样子。而铜瓦厢决口之后，开封段黄河亦稍稍北移，距市中心7·2公里，距北门5公里。重要的是，铜瓦厢决口，丝毫未波及到开封城，因此说现在的开封地下有一座“清开封城”，自然也不是事实。
纵览史籍，黄河因自然决口而淹没开封城的记载，一次也没有！
四、考古证明的不可能性
据说事先经过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反复论证，还运用了军事遥感技术的测定，200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国家文物局的文化项目积金和开封市政府、金明区政府三家合出资金一亿多，另外招商引资一亿多，在两亿多元人民币的支撑下，开封市新郑门城摞城遗址发掘项目正式开始实施了。
五年光阴，转瞬而过，至今工地萧条，人员停工，招商而来的投资人更为狼狈，原先约定项目完成后由市政府酬以300亩土地的回馈不要了，投入的一亿多人民币也权当打水漂了，干脆卷铺盖卷走人！
为什么？因为挖掘到地下18米处，除了一个瓷罐、一个俗称“对对窑”的石舂、几片残砖碎瓦、几块圆石，还有一个疑似农家猪圈的土质物之外，其它的，一无所获。哪里有什么“城摞城”？连一块城砖也没挖出来！
（开封新郑门城摞城工地大门网图）
考古实践证明，开封根本就没有什么“城摞城”！
原打算建立一个类似西安兵马俑那样的大型“开封城摞城博物馆”的地方，如今耸立起一座不伦不类的建筑物，据说将命名为“开封古玩城”——这算从何说起？
历史是有尊严的！你不尊重他，他会对你做出惩罚，至少让你尴尬到上无以面对领导，下无以面对百姓。
今后怎么办？两条路子可走：上焉者，尊重史实，老老实实昭告世人，所谓开封城摞城是一场误会（当然不能说是一场骗局），下焉者，造假，继续撑住面子，撑得一时是一时。
平心而论，从1981年开始的这场闹剧，作为渉身其事的考古人员和专家，大都不是以造假为初衷的，他们或因学识的不足而误读史籍，以误致误而终成误判，或因替家乡挣荣， 难免热衷过度而丧失理智。宽容地说，凡此均在情有可原的范围之内，属于无心之失。然而，开封祖祖辈辈明明没有“开封城，城摞城，城下埋着六座城”的说法，而有人临时编出这句话来欺世惑众，这就是故意制造谣言了，情不可恕，其心可诛！
简短结语
开封是我的家乡。揭露家乡的短处是要遭到冷眼和不受待见的。然而，我爱家乡，我更爱真理！常识、历史和考古实践都可证明家乡绝不可能有“城摞城”的现象，如果不把真相告诉人们，则是我愧对家乡，那将使家乡蒙羞。罪我誉我，均非所计，知此义者，其惟春秋！
2017年6月10日
主要参考资料：
《尚书》 《史记》 《汉书》 《唐史》 《宋史》 《元史》 《明史》 《清史稿》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豫变纪略》 《绥寇纪略》 《怀陵流寇始终录》 《明季北略》 《守汴日记》 《汴围湿襟录》 《大梁守城记》 《光绪祥符县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