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上下五千年，我们一直在封建王朝之中兜兜转转，而在我们最早的夏商周之时，儒家便已开始发展。
可以说儒家的发展奠定了我们之后朝廷大臣选拔的基础标准，他是一个模范，也是很多人一生追求的目标。在汉朝时的霸处百家独尊儒术，王安石这样的儒士当上了大宰相，后来王阳明朱熹等人又为儒家推上了一个新的极峰。他们的一生都在推行自己的生命之志。在中华人的骨子中，已经刻写下了儒这一大字。而在封建王朝之末端明清之时，儒生们此时面临了两个问题：第1个问题是儒家传统僵化，第2个问题是在满人当朝的时代，汉人士大夫们应该怎么决策。
通常来说，儒士们都是心怀天下的，因为他们要追求的便是那个圣贤。比起爱国家，他们更爱中华之精神文化。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他们与满人政治家所追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他们想要的是儒家文化，是他们的精神之根得以传承，而满人想要的是满人统治之下的王朝。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家士大夫的格局要比满人更大一些，因为满人在乎的是民族，而他们在乎的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而非朝代的延续。到也正是因为二者追求不同，才导致满汉冲突无法避免。又因为执政者对汉人的忌惮，儒家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没有办法被有效的传承，那些官员们不在追求自己的只想如何实现，而是不择手段的去追求名利。
儒家有这样神圣的理想是一件好事，但是为什么最终我们没有在青史中看到儒家士大夫改变天下的佳话呢？为什么自宋之后似乎再圣贤呢？到底是什么变了？
我认为影响因素有很多。
第一，对内，清朝又不愿意花心思在治理国家之上，他们似乎将治理国家的第1位看作不让汉人执掌朝政。满人并不是不想要变革，而是比起变革，他们更害怕在改革开放之后汉人会进行“绝地反击”，使得满人统治清朝的成果功亏一篑。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士大夫想要做事便处处碰瓷，而国家又烂到了骨子里，这就使得在内外有着极强烈冲突的情况下，汉人没有办法帮到国家。如曾国藩李鸿章这二位，他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替历史背负了骂名，替清朝背负了骂名。他们掌握不了新的思想，把握不住外国的风向，也没有办法与朝廷互利。所以即便他们二者都有着儒家士大夫的梦想，他们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实现。其二，当时的时代正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时期。清朝一直十分的保守，不愿意向外继续拓展，不愿意让国家开放，但是从外侧的角度来说，洋人又希望清朝能够开放，这两股势力正在不断的冲突着。
拿曾国藩举例子，那一生都在追求那个儒家最典型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所以他每天都会反省自己，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他第一时间不是去责怪圣上，不是去怪别人，而是反思自己到底哪里做得不够好，到底哪里应该进行调整。曾国藩所创立的湘军的确为清朝办了很多事情，但是他在训练湘军的时候，并没有做到符合仁义道德的标准。后来的香菌就像吸血的血虫，不断的吸食着清朝的力量，不断的吸食着百姓的血肉。而曾国藩情愿放纵那去当寄生虫，也是因为当时的经常面临了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洪秀全的出现使文化之根甚至都没有办法传承。所以为了抵抗洪秀全的力量，曾国藩一定要花费更多的心思。但是朝廷对于曾国藩是极不信任的，所以他为了能够对抗洪秀全，迫不得已用出极端的手段。或许我们可以责备曾国藩没有才干，但是当我们自己投入这种情境之中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权衡利弊，在有牺牲的情况下将损耗降到最小。当然我并不是在说曾国藩已经做到了完美。
而李鸿章其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能够看出李鸿章与曾国藩这二人是深深的爱着国家的，是深深的爱着华夏大地的，就是因为这份爱，他们才背负上了这样双面的历史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