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成了存在那张着大口的深渊，某种骇人的东西。在无聊中，人们经受了时间空虚地流逝的瞬间。
就是无聊那阴森恐怖的场景也暴露出真实感觉的一个瞬间。
人们不知所措，其结果是，同一个人开始打交道的是虚无。艺术在这样一个虚无的基底上完成它那自我刺激的作品。
艺术帮助生存，否则面对无意义之感觉的清洗，生命会茫然失措。
人们把无聊理解为某种对虚无的体验。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之间的边境进行往来，尼采是行家能手。他懂得如何赋予他那生理上的祛魅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的魅力。
笛卡尔说“我思”，他认为这是一种借助语法的蛊惑，谓语“思”同任何一个谓语一样，要求一个主语。由此人们宣布这个我为主体，又在转瞬之间让它成为活动者，而事实上这是“思”的活动，通过它，这个作为意识才被唤出。对于“思”来说，首先是活动，然后是活动者。
年轻的尼采已意识到了某种进行内在超越的,提升生命的意志。对一种彼岸的渴望，它涉及的不是一种虔诚的感情，而是一种对创造性的生命塑造的酷爱。
每个个体都将成为世界进程的一个活动场所。看他如何在自己的生命中……连接自由和命运这两个领域。每个个人都是命运和自由之联系的一个事例——个体性观念。
个体处于一个得被设想为绝对自由的上帝和一个该是宿命论原则产物的自动装置之间。个体既不能像上帝也不能像自然卑躬屈膝，既不能悄悄消失，也不能让自己物化错误的精神性和错误的自然性——这是两种危险。
相信一件安慰人的事比较容易，困难的是直面真理。因为真实不一定同美和善结盟，真理的朋友不能眼中仅有宁静，平和及幸福。因为真理可能非常可憎和丑陋……
由理性、历史意义和道德所安排的世界不是本真的世界。真正的生命在其后面或者下方轰鸣：意志。
世界的本质，其主体不是什么理性类的逻辑的东西，而是一种幽暗的生机勃勃的本能。
叔本华那里，世界的本质内容不是充分的理由，而是深渊幽暗的意志，折磨人的存在，黑暗的心脏。
尝试一下完全自然——这无法忍受。减负不取决于被发现的本质的什么，而取决于保持距离的认识的行为，也就是说取决于"怎么"。这个审美的世界距离意味着：眺望世界，同时"完全不积极地被卷入其中"，这审美的距离保持打开一个超验的点，它得保持虚空。没有意愿，没有应该，仅仅是一个存在，它完全成了看成了"世界之眼"。
那些古希腊的哲学家，是精神上的暴君。他们都想以纵身一跃到达一切存在的中心。这些哲学的英雄们想完成进入真理的跳跃后，试着跃入读者的心中。发布他们的绝对命令。促使一些人或一个完整的社会同现在不一样地看待、体验和进行生活。
现在流行的是"乌龟的福音"，"真理"不再在跳跃中夺得，也不再被专横里强加给人类。哲学失去了权力意志。凯歌高奏的是那类人，他们此刻正哲学地或历史的对伟大的古代"真理"进行精雕细琢。
尼采在暗自感到，他处在可以言说和不可言说之交界处，他在那里试验着她他的自我塑造。
要求走出自身，成为自己的陌生。
先验的行为不构建超越，而是尝试把认识的范畴从现实的无穷无尽那儿收入视野，进行相对化。
无穷无尽的现实当然没有被认识，不管怎样，它是无法认识的……认识无法彻底探究生命之可怕的充盈。
我们现在……不仅穿越了纯粹知性的大陆……还丈量了它，确定了在此之上事物的位置。但是这边大陆是个岛屿……有一片辽阔汹涌的大海包围……那里的雾堤，那立刻就要融化的冰块，造成新的大陆的假象，不停地用空洞的希望欺骗热衷于发现的航海家。把它同冒险联在一处，而他永远无法摆脱这类冒险，但又永远无法把它们进行到底。
康德留在了这个岛屿上，把这汹涌的大海称为遇事不祥的"物自体"。叔本华敢于进一步尝试，给这片大海命名为意志。而在尼采那里这个绝对的事实是狄奥尼索斯，他引用歌德的话说，是：一片永恒的海洋，一种不断更替的活动，一个灼热的生命。这样子理解的迪奥尼索斯不是领域，而是事实的全部。
只要你所思的指的是太一，他最终是无法领会的和包罗万象的存在。
世人真的必须把存在作为可怕的事物来体验，作为一种存在，在此之中被意识到的生命不再阴森可怕，存在显现为是迪奥尼索斯的。
俄狄浦斯，他显然大胆过头，他回答了斯芬克斯的问题，解开了自然的谜语，可是解谜者同时是弑父娶母的罪犯，也就是说是那个打破了最神圣的自然秩序的人。
这种狄奥尼索斯的智慧是一种违反自然的残暴行为，谁用他的知识把自然推入毁灭的深渊，谁就得在自己身上体验自然的解体。
智慧之矛调转方向刺向智者。
尼采希望……悲剧性世界感情的回归，他想用狄奥尼索斯的智慧代替科学，可他面对的是一个科学欢庆其可怕的胜利的时代，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经济主义同过度的实用思想联手，决定了时代的精神，尤其是世人还乐观无忧。
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是对所有"悲观主义"的哲思的毁灭性打击。尼采给它的时代做出的诊断是：这个时代是正直的和真实的，但以卑下的方式。
劳动远远地超越其实践的意义成为一个基准点，生命越来越多的方面被由此触发进行阐释和评价。人劳动着，因而是人，而社会是一个劳动的社会。
形而上学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在苏醒后获得意识的生命中，自然做了它唯一的一次跳跃，而且是一次欢呼的跳跃。
实存先于本质。让个体人回到自己那无名的实存，把它从本质论的监狱中解放出来，这是斯蒂纳的意向。
上帝死了，我们认出他是幻象……而那些杀上帝的凶手们迫不及待地做的是用一种内心的彼岸代替那古老的彼岸。
所谓的历史的"逻辑"，所谓的社会规律，人道主义，进步和自由主义的理念等本质论的幻觉的统治，对唯名论者来讲，这一切都是不具备现实性的共相。倘若人们为它们所迷惑，它们就能产生糟糕的现实状况。
不存在人类，只有无数的个体人，每个个体人都无法用人类的概念来把握。
中世纪的唯名论为这个不可理解的创造性的上帝辩护，以反对一种理性，这种理性试图把上帝囚禁在其概念网络中。文明论者斯蒂纳捍卫着不可理解的创造性的我，以反对这宗教的，人道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社会的，以及其他的总体概念。在中世纪的唯名论者来说，上帝是某种可怕的事物，他从虚无中创造了自己和世界，以自身的自由高居于任何逻辑，甚至高踞于真理之上。同样对斯蒂纳来说，个人不可言喻地也是一种自由，他"把自身放置在虚无之上"。就是这个自我。同以前的上帝一样，是可怕的事物。斯蒂纳以为"我不是空洞意义上的虚无，而是创造性的虚无，从中我自己作为创造者创造一切"。
知识之刺转向知识。
斯多亚派：我们并不那么受到事物的影响，而是受到我们关于事物的意见的影响。
恢复意识的人类就这么无法忍受在一个冰冷的原子的宇宙中生存，它想要有居家的感觉，而哲学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只是回家的渴望。
对自己的害怕成了哲学的灵魂——
这是柏拉图的哲学（尼采的评价）……试图理解一切和成为救赎者。
尼采表达这样一个思想：存在的只有解释，我们不认识最初文本，存在着一个最初文本，这是每种解释那逻辑的假设。不过无人认识这个被阐明的最初的文本，而这个世界那被阐明的本质的情况也同样。
阿弗里.施皮尔：实体概念不具有现实性，因为在事实性中，只有一种持续不断的生成。a=a的同一性原理，只存在于逻辑的空间里，因为不存在哪怕在一瞬间与相同一样的东西。那被逻辑的空间和语言遮蔽的世界的那些被阐明的本质，就是绝对的生成的世界。
只要人类相信事物的概念和名字的穿越漫长的时代的永恒的真理，他就获得了某种骄傲，以此他高居动物之上，他真的以为他在语言中拥有对世界的认识。
没有主体、客体、实体，没有依附于一个某些的特性——一切是语法上的虚构，就是"我思"也是语法的一种诱骗。
于思维来说，情况是，先是行为然后是行为者，语言和语法所导致的诱骗深深地根植于我们心中。以至于此刻，它们的作用就是我们的事实性。
尼采：应该取消那建立在对语言的信仰上的理性的发展。因为这些谬误，组成了我们的全部的财富，它们穿梭在那个我们活动于期间的世界里，穿梭在那块善意里遮掩我们的纱巾旁。
谁向我们揭露世界的本质？谁就会给我们大家带来最令人不快的失望？不是世界作为物自体，而是世界作为表象（作为谬误）如此的意义丰富，深刻，奇妙，孕育着幸福和灾难。
极端的真理抑制导致逻辑的世界否定。
通过认识的自我反思得来的洞见，即我们所熟悉的世界不是真实的而仅仅是被我们安排好的世界。
康德的二律背反——这个理性受到形而上学的问题的纠缠，理性不能拒绝，但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这属于我们理性的一个矛盾，这个理性必须扣问绝对，但无法领会它。人们必须容忍，这个矛盾这能够成功，因为我们身在一个"就其自身来说"陌生的世界里，完全能够同我们在超验方面有限的认识融洽相处。我们不拥有绝对的认识，但是拥有足够有效的判断力，那甚至让不断增强的对自然的控制变得可能。
康德的"物自体"取得那个独特的成功，它在封闭的认识世界里起了一个洞眼的作用，通过这个洞眼。那令人不安的气流得以吹入。
而康德的后人黑格尔，费希特，谢林不想让这个"物自体"任其自然，他们想千方百计地领会它，他们想闯入事物那假定的心脏，所以称其为"我"（费西特）称其为"自然"（谢林）或称其为"精神"（黑格尔）。
人们想窥视摩耶纱巾的后面。要是没能找到的咒语，那么人们想发明它，就像浪漫主义者们所做的那样。
人们可能会觉得，自己被迫以一种恐怖的神秘的方式放弃我们的智力。并且把自己与无法认识的生灵等同起来。人们尝试着去经受那无法认识，为了由此获得真实，人们成为真实。
人们应该停止对"最初"和"最后的事物"苦思冥想。弃置垂直线，以便最终能赢得水平线。
重要的不是超越，而是距离。
他喜爱深渊，甚于基底。
人类在整体中没有目标。个体人可以为自己设定目标，这受到他透视上缩短法的保护，但是整体总是已经到达目标，因为目标自身就是整体。
美化来源这是形而上学的后续冲动。它（……）以为在所有事物的开端，矗立着那最有价值的和最本质的东西。
要是人们克服了，这个形而上学的后续冲动。一种历史就会展现，它既非发源于一个本质性的开端，也没有达到一个充实的目标，到处有高潮，有衰败，从中又会产生一些东西，如此往复。意义，重要性和真理，他们既不在起源处，也不在终点。在途中的事实性是一切，就是人自己也在途中。
人借助于认识能力编织出一个完整的世界，他也会发现那是这样一个世界：他把他本人连同他的认识能力一起编织了出来，他认出的是让他认识的自然，他是自然那自我认识的一个自然史的事件。
认识和人类一起问世，它同人类一起死亡。
人类对其行为和本性的完全的无责任性，那是认知者不得不吞咽的最苦涩的药水。
（他如此的自由，竟然宣告自由不存在）自由的二论背反意味着，人们从一个双重的视角中得知，作为自发地行动的生灵，我在我内心的舞台上获知行动的自由，可是知性借助因果关系教导我。自然不做跳跃，而我也不，相反，一切由因果关系决定。我们总能为我们的行动发现一种必然性，一种因果关系。当然，在行动和选择的瞬间，因果关系不帮助我们，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自己做决定。自由的经验与一种旋转舞台相似：人们生活在自由中，可是倘若人们在概念上求助它，它无法把握。这样的二论背反是整个康德哲学秘密的引力中心（正是自由的问题把康德从"教条主义的瞌睡中"唤醒，促使他去批判理性）。人是自由的，或相反，没有自由，一切是自然规律的必然性。
认知也就是一次创造性的强力插手期间的权力事件，一个在成功的强大的有活力的形象和观念中达到其顶峰的事件。以这个方式确立自己地位的东西将被称为真理。
在这样的事件中，真理通过贯彻自己证明了自己的真实的权力。
权力不是某种实质性的东西，而是某种关系性的东西。它只存在于关系中。
与这些宗教运动相比，在祛魅的现代主义和虚无主义时代中的常人，是一个没有想象力的工作狂，一个可怜的生命。
虚无主义的文化只认识生意和娱乐。
道德的基础本身是不道德的，相反，反映的是斗争关系和力量关系。
道德诞生于怨恨精神。
善与恶的价值评判的基础是另外的更古老的价值评判——高贵的和低贱的。
道德中的奴隶起义开始于这样的情况。怨恨本身变得具有创造性并且产生价值，这种怨恨来自这样的生灵，他们不能用行动做出本真的反应，而只能通过幻想的复仇，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迪奥尼索斯反对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高喊"上帝死了"的年代，自然科学在高歌猛进，世界被从机械的和"唯能论"的法则出发得到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