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氓语录
1.不要在生活中寻找你要的东西,而要努力感受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并不是在表述某种存在,而是在努力寻找存在的原因。
2.电视纪录片是没有做到理性到场,没有做好这种接受深刻的心理准备。所以,电视纪录片需要戏剧性的东西,它就需要更刺激的、更直观的、更有悬念的这样的东西,来通过感性到场,达到理性到场。
3.电视首先是在家里摆放的,人们生活娱乐的工具,它是不花钱的,随便看的,想看什么看什么,这样决定了它是高端技术、低端产品,大众消费的。
4.如果达不到理性到场,就达不到利用电视播放纪录片的目的。它就是娱乐。
5.新闻的介入可能更希望的是把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么回事说清楚。而纪录片的介入,可能需要创作者本身对这个事件有个人的思想或者理念,或者是媒体的思想或者理念。
6.当你过于进入、过于热衷于一个东西时,你就需要放弃这个东西。你只有出去了才能进来,也只有进来了才能出去。
7.纪录片有剥夺性。纪录片的剥夺性就是把本来属于个人的问题公众化了。
8.公共信息——也就是说你要表现这个事儿,不要用绝对隐私的信息,你要用他愿意公开的那部分信息,来表达他不愿意公开的那部分信息。
9.李伦说:”观众认知真实的基础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距离的表达。” 陈虻点头赞同,他说:这应该是解决被拍摄者受剥削问题的一个方式。
10.制片人则不仅仅是一个称谓的问题,而是在这个称谓下赋予你的人、财、节目权集于一身的管理模式。
11.我衡量一个编导,不是看你做得最好的片子,是看你做得最差的片子。就你最差的片子是什么样,那是你的水平,最好的片子没准是蒙上的,你说你一枪,嘣,打士环上了,蒙呗。你说你最差的一枪都打八环,那时你的水平。所以我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解决你的底线问题。
12.你是以怎样的态度在做人,怎样的态度面对生活,你将会告诉你的观众。观众不仅可以从电视屏幕上看到被拍摄的她们自己,也可以看到拍摄他们的你们。
13.他只有寻找到我的信息跟他的信息不同的那一部分,他才会真正有变化。他总是寻找相同的那部分,只能通过我来印证他是对的。一个人天天都这么听别人说话,他一辈子都改变不了。
14.生活中的很多感受,实际上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们的耳边,或者与我们擦身而过。但是我们缺乏对它的追问,而缺乏这种追问就丧失了进入深刻的可能性,就会变得落入俗套。
15.1996年陈虻去日本朝日电视台考察。这一天,东京法庭审理山口议员一案。
一个好机会:陈虻要看看日本同行如何处理这条政治新闻。
他发现:朝日电视台的主编对摄像师下了一个硬指标:你必须要拍到山口医院走出法庭时的那张脸。
陈虻问:为什么?
对方认真地回答:山口议员这件事在日本已经报道很多了,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报道了来龙去脉。现在缺的就是山口从法庭里走出来的表情,这是今天最大的新闻。
陈虻又问:你是否认为这张脸,在这条电视新闻里的价值,相当于一篇报纸的标题那么重要?
对方想了想说:比标题还重要。
陈虻事后说:日本同行在电视新闻创作过程中,运用视觉传递信息的意识和能力是如此之强。而实际上,我们这些用影像表达的人,并没有用影像的方式去传达信息。在中国的电视传统中,文学性过强。
16.我们只是希望找到属于电视本身的表现手法,我们力求做到的“结论过程化、情节化”,而不是“结论语言化”。
17.《生活空间》栏目的编导与摄像曾经约定:在现场,摄像不要问编导开机吗,甚至摄像说我要换盘带子,这样的交流都应该靠眼神和默契。因为如果是通过话语交流,实际上都在无形中提醒被拍摄对象,你们是在进行拍摄。
18.生活中的深刻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熟悉我们的生活,就像熟悉我们的指纹一样,我们知道它的存在,但是我们更好奇它为什么存在。
19.我认为结构的力量就是人物的选择,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如何选择这部片子的配角。也就是说,有意识地把谁和谁拍进来,把谁和谁放弃掉,你怎样去选择这个片子里的相关人物。
20.你的视角有多宽,你观察一个事物的深度就有多深。当你的思维打开的时候,你就走向成熟。
21.风格不仅是形式,是内容,而且是在面对一个事物发生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思维坐标和认知背景去看待它,这就是栏目的风格。
22.选择了选题,不等于选择了主题。也就是说,当你找到一个事件的时候,实际上你就找到了一个大圆,就是这个事件本身。但是在这个事件里边,还要找到你要重点阐述、表达的方面。就是在这个大圆里要再画一个小圆。
23.如何把握选题,大圆和小圆是什么关系?如果给你一个关于“非典”的选题,让你做一期节目,你怎么做?这里边有N个主题,N多种表达的可能。比如,公众的知情权问题,为什么老百姓这么晚才知道;比如社会恐慌心理怎么形成的问题,人们怎么就慌了,广州那个醋也买不着了,板蓝根也脱销了,是怎么以讹传讹的。还可以研究病毒。这病毒是从哪儿来的,什么样的病毒,历史上出现过没有,这样的瘟疫曾经死过多少人,古人怎么看待这种瘟疫,今天的科学家研究到什么程度。
总之,可以把N个主题罗列出来。这就是在大圆里画小圆。
24.凭什么能画出小圆来?就是要建立思维的坐标系,任何一个事物,你研究它的时候,你是有一个研究的方法和知识背景的,比如从法律的角度提出知情权,比如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研究社会恐慌,比如从科技卫生角度研究病毒等等。
25.我以前曾经说过要用三分之一的拍摄时间去补拍,准确地说,是在清晰了判断和认识价值后进行补拍。补拍是什么概念?补拍是补充拍摄你漏掉了的,你漏掉了哪些认识过程中的逻辑缺环;漏掉了哪些电视表现需要的画面。
26.如果省却了观众判断的过程,直接说出结果,你就剥夺了观众游戏的过程。
27.最佳的传播就是观众自己认可了,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结论。其实这个结论是你给他预先铺垫的,在画面流动的过程中就是让他找到这样的结论,但是他觉得不是你灌输给他,是他自己找到的。
28.如果你觉得前期费心,你能够成为一个好编导;如果你觉得后期费心,你能够成为一个好职员;如果你前期也费心,后期也费心,你就是一个优秀的创作者。
29.纪实影响创作的四次选择——第一次选择是选题的选择;第二次选择是拍摄时机的选择;第三次选择是拍摄角度的选择;第四次选择是剪接素材的选择。
30.判断一个运动镜头的好坏,首要的不是看它运动得是否流畅,而是看它为什么要运动。
31.现在的研究是观后感式的研究:这镜头拍得好,气氛、构图、用光,那镜头也好,这句解说词怎么写。这样的研究是观众水平。
32.你要研究一下他剪掉了什么,当你知道他放弃了什么的时候,你才知道他保留这个东西的坚决,你才知道他在思考什么,在表达什么。
33.编导应该关心观众他应该先知道什么,知道了这个以后他又想知道什么,这两个东西相加他的疑惑又是什么?我可以再给他什么?观众的需求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带子里只有一、四、七、八、九,剩下的怎么办?不能不给,空镜头、解说,只要他需要我就得想办法。我知道是因为我在现场,观众不知道。
34.一个大牌的主持,不把自己装成什么都懂,他恰恰是什么都懂的人装成什么都不懂。这就是如何去找到一个平民化的视点、一个大众化的视点、一个求知的视点,把观众引入一个深刻问题的讨论。
35.当你觉得节目对你有挑战、甚至不会干的时候,就是观众觉得新鲜的时候。当你觉得驾轻就熟的时候,就是观众看烂了、不愿意看的时候。
36.《社会记录》的编导要有一种调查的意识,让这个事件的某些细部被放大。
37.在传媒改革中,央视的身份定位纠结,三位一体混合型:政府喉舌、商业媒体、公共媒体。陈虻的一位部下、同事曾经说过:我们所有的痛苦与快乐就在这三者之中。
38.新闻的改革永远是撞击反射,不是别人给你东西,而是你做出东西,让人认可。
39.新闻价值是什么:这个题材正在接触新的问题,这种观念的变化是人们以前没有揭示过的,或者我们感受到但并没有真正触摸过的。
40.纪实不是你要纪实就能纪实,那叫“跟腚”,不叫纪实。
41.从空间来说,真实就是角度,从时间来说,它是一个无限接近的点。
42.有人说,人生太短促以至于来不及享受,我说人生太短促以至于来不及思考。
43.在不信任你之前,信任你;你如果觉得自己合适,我就觉得你合适。
44.当你想出一个主意的时候,你要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至少有20个人同时想到了,因为个人的所谓灵感,是社会存在在人的大脑中的一种反映,因此,这种存在能让你想到,就也能让别人想到。任何一种创意都是来源于社会存在和社会需要。
45.只有把人们熟悉的生活陌生化,它才具有了让公众读写的价值。这个陌生化的过程就是在人们熟悉的生活中发现并表现人们并不熟悉的某种心理和情感。
陈虻（chén méng），著名电视人。生于1961年8月30日，20世纪90年代初曾在《人物述林》、《观察与思考》等栏目组做记者。1993年7月加盟《东方时空》，出任《生活空间》制片人，提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广告语。2001年1月，担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主管《实话实说》、《新闻调查》；2001年10月主管《东方时空》，并兼任该栏目总制片人。2008年1月，陈虻担任新闻中心社会专题部副主任。2008年12月24日因胃癌医治无效逝世，享年47岁。
在多年的电视新闻工作中，陈虻的创作经历，十分丰富，收获颇多。陈虻在电视圈的专业人士中小有名气
别名：陈小兵
学生：柴静
人物履历
著名电视人，生前曾任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评论部副主任，20世纪90年代初，曾在《人物述林》《观察与思考》等节目中做记者。生于1961年8月30日，2008年12月24日逝世，享年47岁。
1961年8月30日出生。
1983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光学工程专业。
1985年，在中央电视台任记者，从事栏目《人物述林》、《社会经纬》、《观察思考》。
1993年7月，任《东方时空·生活空间》制片人，提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广告语。
1996年，获全国十佳制片人。
1997年，组织召开了北京国际纪录片学术会议。
2001年1月，赴美参加伯克利大学“媒体与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
2001年10月，主持《东方时空》改版。
工作经历
大学毕业时，陈虻被分到了航天工业部团委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到了中央电视台，从小到大一直朦朦胧胧的“搞文”的念头在那个瞬间突然清晰起来。作为制片人的陈虻说过这样的话：“创作是一件浪漫的事情，而创作的过程又是十分具体的。所以，要完成一件成功的作品，同时需要两种极具反差性的品格——灵异奔放和老老实实。” 陈虻在中央电视台的头三年里，没有具体的工作，如果说他干的事儿算是工作的话，那个工作就叫“打杂”。接收陈虻的人要不是当初看中他的人，他的工科背景让领导有些不情愿。三年里，每次报选题，到了陈虻这儿都会自动地跳过去。从陈虻上班的那天起，他的主要任务就是领肥皂、毛巾，拿报纸，干杂务。谁在外面拍片子磁带不够了，一个电话回来，陈虻就扛几箱带子，买张站台票给送过去。谁的钱不够了，陈虻就负责跑邮局寄钱。谁要是外出拍片子，说：“陈虻，跟我走一趟。”这是三年里他觉得最幸福的事儿。“走一趟”对那个人来说是搬东西，联系车票，找住处都不用愁了，对陈虻来说却是学习业务的大好机会……陈虻就是这样成为《东方时空》总制片人的。
1993年6月的一天，当时《东方时空》的总制片人孙玉胜靠着窗台对陈虻说，来《东方时空》吧。陈虻回家后看了20多天的《东方时空》，也想了20多天。“有两点理由，我决定来了，一是《东方时空》天天播，就一定天天有事儿干，我不愿闲着；二是《生活空间》当时是一个服务性的栏目，教给人一些生活技能，我想我在这儿干不成什么好事，至少不会干对不起老百姓的坏事。”而从那个夏天开始，《生活空间》也渐渐成为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01年11月5日，新改版的《东方时空》播出了。25天前，总制片人陈虻才接到改版通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对一个天天要播的名牌栏目动手术，难度可想而知。陈虻戏称为：“就像一家饭店，一边营业一边搞装修。”身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还同时领导着《新闻调查》和《实话实说》这两个重头栏目。
生平
陈虻，著名电视人，生前曾任央视新闻中心评论部副主任，20世纪90年代初，曾在《观察与思考》做记者。
1983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光学工程专业毕业，毕业时被分到航天工业部团委，1996年获全国十佳制片人。1997年组织召开了北京国际纪录片学术会议。2001年初赶美参加伯克利大学“媒体与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2001年1月，担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主管《实话实说》、《新闻调查》，2001年10月主管《东方时空》，并兼任该栏目总制片人。在多年的电视新闻工作中，陈虻的创作经历，十分丰富，收获颇多.
网络上有一个很有名的片子《分家在十月》，是我曾供职的央视新闻评论部的兄弟们攒的，已经成为中国电视史上最具智慧的黑色幽默作品。这个片子还有一个名字叫《陈虻诺夫回忆录》。在片中，时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白发苍苍。但是现实中，陈虻没有活到那个年纪，2008年12月24日夜，他因胃癌去世，享年47岁。
陈虻喜欢穿牛仔裤，长发飘飘。才情丰富，成就斐然，心思敏锐，情怀深沉。熟谙主流话语不乏叛逆精神。大家很怕他审片，总是先打听好审片主任的排班表，如果感觉是个烂片就想办法拖一拖，避开他的锋芒。他目光太敏锐，语言太精妙，那时，能做出个好片子与陈虻英雄惜英雄，曾是我很大的创作动力。《巴金》、《余光中》、《孙志刚》，少数几个自己尚能过关的片子都曾经过他的法眼。他可算是台里少数审片专注的领导，之后的点评，更是字字珠玑句句经典，只是在场听的人常常只有一两个人。如今想来，十分可惜。他不仅指点具体的剪接拍摄采访技巧，也善于提炼深厚的人生哲理。有些话，在离开多年后依然感觉振聋发聩，比如他曾经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这个世界上，有些人能量太多，多到可以分给很多人，我也曾幸运地分得一杯羹，这杯羹，还在滋养我。肉身有它自己的天命。但是，一个人的智慧，被许多人悄悄地拥有着，这样的价值，不与肉身等长。所以，此刻，我和很多人一样悄然叹息，但想到他将生命能量发散后，在地母黑暗而温暖的拥抱中开始深长的休息，我又感觉到一种平静的温暖。虽然从此以后，无论我拿出什么作品，都找不到这样一个人去惶恐面对。
评价
白岩松：“我和他是兄弟”
（陈虻在98年开创的《生活空间》，通过“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创造了中国电视界的一个神话，这个栏目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小人物的历史”。）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陈虻创意。这句由著名演员王刚配音的话语，至今在观众中有口皆碑。
“是否可以说，陈虻是中国电视、中国社会纪录片的推动者？”对此，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昨日说：“毫无疑问。当开始‘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就是对他工作的一种评价。”患胃癌是否与长期工作中的积劳成疾有关？白岩松没有回答，但他表示：“我和他是兄弟。”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袁芳说，在陈虻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之前，新闻节目很少有关注民生的内容，陈虻在《东方时空》中把目光投向了老百姓，开创了中国新闻史的先河，从此故事类、纪录类节目大量涌出。
（长发，深沉，睿智，洒脱，自信，不张扬——这是很多电视同行对他的印象。）
一位名为“飞去来兮”的网友自称曾供职于央视新闻评论部。她在网上表达了对陈虻的“惜别”：那时大家很怕他审片，总是先打听好审片主任的排班表，如果感觉是个烂片就避开他的锋芒。他目光太敏锐，语言太精妙。审片之后的点评，字字珠玑，句句经典。有些话，在离开多年后依然感觉振聋发聩，比如他曾说：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陈虻的消遣：看碟和陪儿子
陈虻第一次做客网站是在2001年11月，那时《东方时空》的子栏目《时空连线》首次播出。
有网友问他“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句话是怎么想出来的，他说，1993年，初创的《生活空间》一直在调整，需要用一句清晰的话告诉人们，《生活空间》代表的是什么。“从梦中醒来，脑子里显出来几句不同的话，我拿笔记下来，写到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时，我觉得我要的就是这句。”他说。
他说，工作之余喜欢看碟，因为一个半小时里浓缩了作者的许许多多的经历和思考，这是一种非常奢侈的享受。有网友问他：你的名字和“牛虻”有关吗？陈虻说，那个字念meng，和《牛虻》有关，因为他属牛，他父母读过《牛虻》这本书。“当你工作累的时候怎么消遣？”陈虻说：“和我儿子在一起。我需要和两种人打交道，一种是有智慧的人，因为他们简单；一种是无知的人，因为他们简单，所以我喜欢四岁的儿子，跟他在一起是我最专心的时候。
陈虻在电视圈的专业人士中小有名气。他曾提出《东方时空》中《生活空间》里“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创意。这句由王刚配音的话语，曾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记忆。一位电视专家今早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评价，这种直接把摄像机对准中国老百姓的做法，透出实实在在的生活画面。
他追求的自由人格精神，在这样的体制下不可能完全实现
一直到逝世之前，陈虻始终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敬业。他生前的同事在“百度百科”上给他建了词条，词条里这样描述他的工作状态：
“记得那时，大家很怕他审片，总是先打听好审片主任的排班表，如果感觉是个烂片就想办法拖一拖，避开他的锋芒。……记得常常在夜里九十点钟才编完最后一个画面，他一脸倦容地走进机房，刚看完《社会记录》，再之前是《纪事》，再之前是《百姓故事》……被七八个或精彩或平庸的片子折磨过，每一个都不敷衍，每一次审片，都像一堂课。我们拿着“同意播出”的签字收拾好带子踏实地走人，他还坐着，说要等准直播的“连线”。印象中我的最后一次审片，签完字后他没有走，而是长叹一声说，文飞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现在，也老了。我拿着播出单，转过身去，收拾台子上的带子，关机，眼中怆然泪下。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之后，我离开了让我老得很快的编辑台和新闻评论部。”陈虻成为《东方时空》制片人之后，陈真成了他的继任者。采访他是在2008年12月26日的下午，陈真说，灵堂，他一直都不敢去看。
在陈真看来，陈虻把所谓的“理想主义”坚持到了最后，“他不管条件多简陋，都要求大家能够出精品”。而他自己，也经常为了工作，不吃饭，或者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吃第一顿饭。
陈真说，他与陈虻在人文关怀的方向和栏目的方向上没有任何分歧，如果说有不同的话，就在于对现实局限的认识。“陈虻希望每一个作品都能成为精品，因而给手下的编导很大压力。但我看到，这毕竟是一个播出量很大的电视栏目，流水线作业也许才是更现实的方式，不能要求一周内做出一个精品。比起央视其他栏目，做纪录片的编导更累，收入更少，职务带来的便利几乎没有，孩子上学都找不到可以托关系的人。也许在20世纪90年代，电视人的收入还比其他行业高一些，电视人的收入也只是一般水平。”陈真说，他看到女编导编片子编得“面目都扭曲了，嫁不出去”，就心中难过。“我们总说人文关怀，但为什么不能先关怀关怀自己的编导？”“所以我有时要求没那么严格，让编导们也舒服些。”
陈真说，陈虻有一次对他说，他工作起来不吃饭，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苦肉计”——这是让编导们看到，不只是他们辛苦，我和他们一样辛苦。
陈真认为，在仕途上，陈虻不能算顺利，“他追求的自由人格和精神，在这样一种体制下，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比起陈虻，陈真自认为“是个俗人”，他感伤地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存环境太恶劣了，注定在残酷的生存斗争中遍体鳞伤。”
然而在柴静眼中，陈虻的一生不能用“现世幸福”或者是“现实不幸福”来衡量：“他不幸福，但是他说，要成为这样的人就要不幸福。他有另外的补偿。”
“他老说，做节目是做人，为这个我们有过非常大的争吵。他说，你不这样做，就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他说，一个在职业上成功的人不可能幸福。”柴静这样回忆。
“陈虻说，你为什么不按照我说的生活？我说，因为这是我的生活。他说，可是我讲的是对的。”
陈虻对她的训练非常严格。“他说：你就是一个网球，我就是一只网球拍，不管你跳得多高，我永远都在高于你1毫米之上。他是职业教练。”柴静记得，训练阶段陈虻对她说过最温柔的话就是：“其实也不应该对你有过高的要求，你已经不容易了，应该快乐一点。”[2]
“他有点像男版的我，我有点像女版的他。他离去，我觉得我的一部分随他离去了。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他的一部分在我身上还延续着。这让我觉得也还可以，他以某种方式还活在这世界上。”说到这里的时候，柴静的眼睛湿润了
送别时，从告别厅里出来的人，一个个眼圈红红的。迎面见王甫兄一只大手抹着脸上的泪水，抽搭搭全没有了平常的爷们气。敬一丹的眼睛已经像是两个桃子。小白高大的个子愣愣地戳在那里表情木然。崔永元脸色铁青没有一点血色。一个之前评论部的女编导专程从上海赶来为陈虻送行，她穿着单薄，站在室外的台阶上，与评论部的所有同事一样，任寒风袭身一动不动，似乎惟其如此心里才好受一点！
没错，在他的同事们的亲送下，陈虻遗体覆盖着党旗是静静地离开了，但对于从未有机会谋面的后辈而言，我感觉他其实从未走远，前天从央视新址办公楼一层大厅出来时看到这几根高大的柱子竖立于偌大的空间里，一个念头便想起了一些前辈，其中就有陈氓先生，今天周末静下来认真整理编辑了这篇文章是以为敬！
整理人：蒋亚军
2019年3月4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