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enefits of Taking a Gap Year

Today, widespread social pressure to immediately go to college in conjunction with increasingly high expectations in a fast-moving world

often causes students to completely overlook the possibility of taking a gap year.

After all, if everyone you know is going to college in the fall, it seems silly to stay back a year, doesn't it?

And after going to school for 12 years, it doesn't feel natural to spend a year doing something that isn't academic.

But while this may be true, it's not a good enough reason to condemn gap years.

There's always a constant fear of falling behind everyone else on the socially perpetuated "race to the finish line,"

whether that be toward graduate school, medical school or a lucrative career.

But despite common misconceptions, a gap year does not hinder the success of academic pursuits — in fact, it probably enhances it.

如今，在快速发展的世界里，人们对大学的期望越来越高，社会压力也越来越大，要求他们立即上大学

通常会导致学生完全忽视间隔年的可能性。

毕竟，如果你认识的每个人都会在秋天上大学，那么在学校呆一年似乎很愚蠢，不是吗？

在上了12年学后，花一年时间做一些非学术性的事情是不自然的。

虽然这可能是真的，但这并不是谴责空档年的充分理由。

总是有一种持续的恐惧，害怕在社会上长期存在的“终点赛跑”中落后于其他人

无论是研究生院、医学院还是赚钱的职业。

但是，尽管存在普遍的误解，空档年并不妨碍学业的成功——事实上，它可能会增强学业的成功。

Studi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stralia show that students who take a gap year are generally better prepared for and perform better in college than those who do not.

Rather than pulling students back, a gap year pushes them ahead by preparing them for independence, new responsibilitie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

all things that first-year students often struggle with the most.

Gap year experiences can lessen the blow when it comes to adjusting to college and being thrown into a brand new environment,

making it easier to focus on academics and activities rather than acclimation blunders.

If you're not convinced of the inherent value in taking a year off to explore interests, then consider its financial impact on future academic choices.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nearly 80 percent of college students end up changing their majors at least once.

This isn't surprising, considering the basic mandatory high school curriculum leaves students with a poor understanding of the vast academic possibilities that await them in college.

Many students find themselves listing one major on their college applications, but switching to another after taking college classes.

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研究表明，参加空档年的学生通常比不参加的学生在大学里准备得更好，表现也更好。

空档年不是让学生退学，而是让他们为独立、新责任和环境变化做好准备，从而推动他们前进-

一年级学生最难应付的事情。

空档年的经历可以减轻适应大学和进入全新环境的冲击，

更容易专注于学术和活动，而不是适应错误。

如果你不相信一年的内在价值去探索兴趣，那么考虑它对未来学术选择的财务影响。

根据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数据，近80%的大学生最终至少换了一次专业。

这并不奇怪，考虑到高中的基本必修课程让学生们对大学里等待他们的巨大学术可能性缺乏了解。

许多学生发现自己在大学申请表上列出了一个专业，但在上完大学课程后又转到了另一个专业。

It's not necessarily a bad thing, but depending on the school, it can be costly to make up credits after switching too late in the game.

At Boston College, for example, you would have to complete an extra year were you to switch to the nursing school from another department.

Taking a gap year to figure things out initially can help prevent stress and save money later on.

这不一定是一件坏事，但根据学校的不同，在游戏切换太晚后补学分可能会很昂贵。

例如，在波士顿学院，如果你要从另一个系转到护理学校，你必须多完成一年。

在开始的时候花一个空档年来解决问题，可以帮助防止压力，并在以后节省资金。

每日阅读

㈠漂亮，不止有一种模样；好看，也不是最重要的选择。得体，比好看重要多了。

　　施工现场考察，宽松的上衣，运动鞋，耐磨的牛仔裤，还有绾起来的长发，远比一袭长裙好看。

　　专业人员的办公桌，整齐而干净，或用一两件色彩鲜艳的办公用品装点，远比摆上一堆花花绿绿的布偶好看。参加学术会议，基本款的衬衣和过膝盖的中长纯色裙子，远比深Ｖ领紧身Ｔ恤加短裙好看。

　　任何时候，打扮得不那么紧跟潮流也没关系，得体整洁才是智慧的选择。

　　在得体的基础上，再谈好看。不得体，好看就无从谈起。曾在时尚杂志上看到一段话：漂亮是一种独立的感念，而得体是品格的输出。

㈡我们生活里常常有机会用到一个字，就是“美”。“美”究竟是什么？“美”常常停留在一种感觉的状态。所谓感觉就是说：我感受到了！好比我听到了一首乐曲，我可能内心激动，我可能热泪盈眶，那样的音乐好像触动了我心里最深层的部分，可是我说不出来，也描绘不清楚。读到一篇小说、读完一首诗，我们仿佛被文字或者文学里某种非常深刻的东西触动了生命里面的一种情怀，心里觉得激动，可是也往往说不清楚。

　　在现实生活里，大家习惯用理性的方式思考，习惯于将许多事物分析解释得合理又合乎逻辑，可是“美”竟然说不清楚。美，有没有可能帮助拿掉压力，在美的世界当中，感觉到生命本元的一种热情、生命本元的一种渴望和追寻？

㈢近日，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在喜获千金Max时宣布，拿出99%的脸书股份做慈善事业。他成立了一家以自己及太太的姓氏为名的公司“ChanZuckerberg”，旨在提倡平等及保护儿童权益，也为女儿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很多网友怀疑扎克伯格的这种行为是在避税，对此，扎克伯格做出回应。　　

　　我前些天当了父亲，全世界的朋友都祝福我和我们一家，我很感动。可是也有很多中国朋友表示怀疑，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我为什么娶了个丑女；第二，我捐了450亿美元，是不是在避税。

　　我的朋友们建议我不必回答这几个问题。我明白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意思用中国庄子的话说，就是“夏虫不可以语于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他们还说，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看见什么样的世界。他们不是瞧不起中国人，而是担心即使我说了，有些人也不愿意相信。

　　我想，现在是移动互联和大数据时代，没有体验过冬天的“夏虫”，我们可以用新技术让他体验到冬天；没见过大海的“井蛙”，我们也有办法让他见到大海。现在是技术男的时代，我们技术男总是会有办法的。

　　所以，我还是决定回答一下这两个问题，顺带着再多回答几个问题，比如我为什么不买豪车，为什么总是穿那一件T恤。

　　第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娶了个丑女。我先谈谈什么是美女，什么是丑女。

　　我有大把的机会见到各种美女，可是那些所谓的美女，心是玻璃心，有公主病，还有傲娇症。这样的女人就算外表美丽，但心灵是丑陋的，灵魂是肮脏的。而且，外表的美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贬值，内在的美会随着岁月增值。这一点，华尔街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懂得，所以我和他们一样，不会去碰那些会迅速贬值的东西。

　　那么，我爱普莉希拉·陈什么呢？

　　容颜是心灵的写照，普莉希拉·陈的笑容永远是清丽温和的。自从怀孕之后，她也完全没有在意自己的容貌因为怀孕而产生的变化，依然是朴素的穿着，不施粉黛，可是她的幸福我完全感受得到，也可以被所有人看见。我爱她的真实质朴，我爱她的善良勇敢，我爱她的全部。和她在一起，我感觉很舒适、很自在、很放松。

　　我也完全不认为她是高攀我。她除了情商高，智商也很高。她是哈佛医学院毕业的，哈佛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是全球学子挤破头想进的地方。要说高攀，那只能是我高攀她！

　　婚姻是一双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知道。所以，你们看她是丑女，我看她是美女，而且是最适合我的美女！

　　顺便说一句，有些女生眼里只看见别人的丑，却没看见别人的美。这样的话，幸福真的只会远离你，只会与你无缘。因为，有什么样的内心就有什么样的世界。

　　再说说是不是在避税的问题。

　　我们捐出的钱折合人民币大概是2800亿，这只是市值，实际上有可能更多，也有可能变少，这都是由市场决定的。我们捐出的这笔钱是用于建一个基金，投资教育和医疗事业。我们在孩子出生前就去参观医院，希望为医疗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随着医疗技术的加速发展，我们真的有希望在未来100年预防、治疗或者遏制几乎所有的疾病。今天，人们死于心脏病、癌症、中风，以及其他传染病。我们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可以走得更快。

　　一旦我和太太意识到我们的孩子，以及所有的孩子可能不必遭受疾病之苦，我们认为有责任将投资用于实现这一目标。

　　在硅谷，“改变世界”这句话不仅是一个口号，它更是一种信仰和力量。我们的梦想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去改善教育、改善医疗，连接世界、回馈社会，乃至改变世界，建设一个对所有人而言都更加美好的世界。

　　还有我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的问题。

　　我买了很多件一模一样的灰色短袖T恤，我想让我的生活尽可能变得简单，不用为做太多决定而费神。

　　我有3辆车。我日常出行，以前开一辆1.6万美元的本田飞度，大概10万人民币吧。我还有一辆大众高尔夫，美国售价1.8万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11.5万元左右。我买过最贵的车是讴歌TSX，3万多美元，人民币不到20万。Facebook上市后，我换了一辆大众GTI，美国定价3万多美元，折合人民币依然是不到20万。我觉得，车就是一个代步工具，没必要花那么多钱。

　　我浑身上下也没有名牌，我觉得舒适就好，为什么需要用奢侈品来点缀自己呢？要说奢侈品，自己的头脑、情感才是。中国古人说过，人要“役物”而不是“役于物”，所以我不追求名牌，那没有意义，而且很荒谬。

　　有什么样的内心就有什么样的世界，请相信世界是美好的，如果你不相信，那么你就无法拥有美好的世界，无法拥有美好的人生。

㈣最近纽约发生了一件奇闻，曼哈顿中城有家星巴克，时不时会把店里多余的面包免费送给流浪汉，搞得流浪汉们蜂拥而至，乱象横生。这个地区的片警多次警告星巴克为安全起见不要这样做 ，但店家置之不理。结果有一次一个流浪汉因为对领到的免费面包质量不满意开始撒泼，片警赶到维持秩序却在跟流浪汉的推搡中受了伤，结果片警一怒之下把星巴克告上了法庭。

　　这虽然算不得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但还是上了本地报纸的头条，大概是因为这个故事具备了成为晚餐桌上热门话题的丰富层次:是连锁店向弱者施援手的暖心故事，是受人恩惠者以怨报德的寒心故事，还是在责权明确的美国行善不小心都会引火烧身的糟心故事，人们尽可以根据各自的喜好选取一个角度去评说。而我想说的却不是这些角度中的任何一个，而是关于两个人。

　　我在纽约做记者十多年，也算得上阅人无数，上至卸任总统当值议员，下到非法移民街头小贩，但大多数人只不过是一面之缘。我记下他们的故事，然后大家各奔东西，从此相忘于汀湖。我不会去特别地惦念他们，是因为我知道他们自有爱他们的人惦念着，用不着一个萍水相逢的外人去锦上添花。只有两个人是我在短暂的采访之后很多年还时时记挂的，但我却无从知道他们的近况——他们是流浪汉。

　　最近几年纽约流浪汉人数飞涨，到今年2月已经超过63000人。这其中超过一半人是举家落难，大多是因为付不起房租被逐客。拖家带口流离失所当然也很艰辛，但好歹伤心的时候还有人抱头痛哭。可那些孑然一身的呢?他们也曾经是爹妈手中的宝、爱人眼里的神吧?他们的生命里也曾有过呼朋引伴举杯畅饮的热闹吧?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走着走着跟所有亲朋都失散了，落得一个人踽踽凉凉沦落街头呢?

　　我一直觉得这才是人世间最惊心动魄的故事，但这样的故事很多时候外人根本无从得知。2012年，有个叫帕博( Ronald Poppo )的65岁流浪汉在迈阿密的一个天桥下乘凉，被一个疯子冲上来乱咬一通，鼻子、嘴唇、脸颊全都咬掉了，眼睛也被咬瞎了。疯子被赶来的警察当场枪毙，帕博被送进康复医院。媒体事后发现帕博曾经是纽约顶尖重点高中史岱文森的学生，智商高达129 , 60年代高中毕业后进入大学，但两年后辍学，娶妻生子，女儿两岁时离婚，从70年代中期他就已经开始过着流浪汉的生活。他被袭击的事情见报后，女儿、前妻和其他家人才知道他还活着，过去三十多年中他们跟他都没有往来。

　　如果不是卷入这样离奇血腥的事件，流浪汉于熙熙攘攘的喧腾人世，大概就像色彩斑斓的画布背景上的灰色水渍一样，令人不快又不值一提。但即使作为一桩耸人听闻的血案的主角，帕博的故事也还是显得面目不清，比如我最想知道的是他是怎么与家人疏离的，报道中却只字未提。直到一年以后我遇到了老黄，才从他的经历里明白了几分。

　　认识老黄是因为他打电话到我供职的报社，说他的家当在庇护所里被人偷了个干净，他想找管理人员投诉又不会英文，想请媒体帮忙讨个说法。我按照他提供的地址来到他住的庇护所，一到门口就已经目瞪口呆。

　　纽约市的庇护所恶名远播，打架、酗酒、吸毒、盗窃，还有精神不正常的住客毫无预兆的暴力攻击室友的事，几乎都是家常便饭，很多流浪汉宁肯大冬天睡在冰凉的马路边也不愿去住庇护所。而这些庇护所又承包给不同的合同单位管理，各家规矩有所不同，老黄入住的这家看上去格外恐怖。这座灰白的大楼外面没有标记，甚至都看不到窗子，直觉会让你误以为这是座看守所。楼门口的台阶上逡巡着各种奇形怪状、衣衫不整的人。有一个干瘦得像一块枯柴的黑人正沿着台阶往楼门口走，却突然停在半路，摆出一个弓背弯腰的攀爬姿势，然后就保持这个姿势一动不动好像变成了一尊雕像，而周围的人从他身边走过都懒得多看一眼，我猜这是毒品刺激下的怪异举动，这里的人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进了大门是由荷枪警卫看管的安检机，过安检时卸掉皮带，有人本就松松垮垮的裤子直接掉到了脚跟。过了安检是公共走廊和一个光线昏暗、陈设乏味简单的会客室。访客不允许进入流浪汉的居住空间，只能到这里止步，当然大部分时间也没什么访客，工作人员看到我和老黄一起走进来，满脸狐疑。我帮老黄填了事故报告单，跟工作人员交代了情况，但我知道这并没什么用，庇护所里都是匆匆过客，丢了东西从来都找不回来，况且老黄丢的那些东西实在不可能引起重视:几张中国影剧DVD、几件衣服鞋子、35美元现金以及治疗精神抑郁和失眠的处方药。但这是他的全部家当，从此后他真的是一无所有了。

　　时值盛夏，庇护所里又闷又热。我跟老黄回到街上，坐在马路牙子上吹风。任何时候都显得精力旺盛的曼哈顿，每个人都急急火火，老黄盯着那些在他眼前一晃而过的很有方向感的鞋子，一根接一根抽着烟，他无处可去也没事可干。

　　二十多年前他曾经供职于福州市一家国营企业，生活稳定有妻有子。90年代福州迎来偷渡高峰，虽说偷渡大军大多是周边郊县的乡下人，可老黄这个城里人不知怎么也着了魔，跟着一块儿来了美国。他身份办得不顺，等了快二十年才拿到绿卡，其间打零工混日子，正苦闷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女人。这女人和老黄一样在中国有过婚姻，但出国时间长了也疏远了，老黄和女人就走到了一块，女人先他拿到了绿卡，开银行户头办房贷都比他方便，老黄就把自己挣的钱、攒钱买的房子都放在女人名下，两人就这样无名无分却又成双入对过了十年。

　　2013年初，女人对老黄说她在国内的儿子要来美国，她要他先回避几天，等她跟儿子解释清楚她和老黄的关系，再让他们见面。老黄照做，回来时却发现家里的门锁已经换掉了，他敲门，开门的是个男人，不是那女人的儿子，而是中国来的老公。老黄有家回不得打电话叫了警察，那女人一口咬定老黄租住她的房子却不付租金。那天下着鹅毛大舌，老黄觉得这就是世界末日的样子，当着警察一头撞在墙上，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精神科的病床上了。

　　我跟老黄认识后，他隔三差五就会打电话给我，要么说说当天庇护所里的趣闻，要么说说自己的心情。他不是没有家人，但因为那个女人，他跟在中国的老婆离了婚，前妻几年前病逝，一双儿女也为这事跟他反目成仇。他在福州还有兄弟姐妹，但他们都已经老迈，老黄不想打扰他们安稳的日子。在美国认识的朋友本来就缘浅，况且都是疲于奔命的新移民，谁有余力整天听一个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的躁郁症患者的唠叨呢?我想老黄是把以听故事为职业的我当成了亲人。

　　有一次，老黄答应带我去采访他的心理医生。在候诊室，他突然拿出一个透明的塑料袋放在我手里，里面装了一大堆零零碎碎的牙膏、肥皂。这是庇护所发的免费生活用品，他省出来要送给我当礼物。这些东西对我基本毫无用处，但我没有拒绝，面对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倾其所能表达出的感激，必须照单全收郑重其事。

　　转眼又是一季，2014年6月，中国富豪陈光标来纽约行善，在中央公园的船屋餐厅宴请三百名流浪汉，事先刊登媒体广告高调张扬，闹得全城皆知。开宴那天，我到中央公园看热闹，船屋餐厅门前聚集了不同流派和阵营的各路人马，他们高举着各自的旗帜，以呐喊或对骂的形式彰显各自的立场。他们跟流浪汉没关系，是来蹭热点博曝光的。那些坐着旅游大巴到场的才是赴宴的宾客，他们都是通过流浪汉服务组织进行登记才得以报名入场的，个个衣着整洁，跟船屋餐厅的浪漫氛围很搭，却不大像流浪汉常有的样子。

　　在这个繁芜嘈杂的戏台上，我第一个注意到的却是一个坐在餐厅对面马路边上的黑人，他衣衫褴褛、面色疲惫、眼神空洞、一言不发，在一片喧嚣里安静到让你无法忽视。他叫弗森，是个有几十年“街龄”的资深流浪汉。他面前有个小推车，是在路边捡的，上面堆着他的家当：一条别人施舍的毯子，几个装着换洗衣服的塑料袋，一只杯子，一个流浪汉朋友临死时转送给他的小收音机。

　　弗森在别人丢掉的旧报纸上看到了那则广告，他说他那天徒步走了二十多条街来到这里，只想进到这家声名显赫的餐厅里喝杯茶。但他没能进去，他不挂靠任何服务组织，没能事先登记。

　　我跟弗森就站在大日头底下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他说他是纽约本地出生，小时候死了父亲，母亲一直没工作，每过一段就会挂靠不同的男人，他的所有兄弟姐妹都是异父。弗森不到十岁就开始在街上乞讨贴补家用，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 长大后他打过零工，重复着母亲的生活，与不同的女人生过六个孩子。

　　1970年代他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时候他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海军船厂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住进了体面的公寓，他亲手建成的船开去了越南战场。 可好景不长，战争结束船厂裁员，弗森丢了工作，从此开始了露宿街头的生活。他的孩子和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其实都住在纽约，但他不想到他们那里寄人篱下，他们也不想他来打扰他们，渐渐地也都没了往来。

　　几十年下来弗森在街头练就了一身苟活下来的本事，也习惯了这种居无定所的自由。 我问他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他想怎样改变自己的人生。他眼里现出光彩，说自己从小喜欢唱歌，如果昔日重来，他希望可以进入音乐学校。我请他唱几句，他略微推脱后就唱起来：“天空里彩虹颜色真美，过来过去的人们的脸也是一样，我看到朋友们握手互道问候，他们其实是在说我爱你……多么美好的世界。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多么美好的世界》，他的声音极像原唱。

　　老黄和弗森现在都已经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因为出国休假，有几次我漏接了老黄的电话，等到中秋节，我打给他想祝他节日快乐时，发现他的手机已经停机了。有一次，我在一个活动上遇到了他的心理医生，她说老黄已经快一年没来看诊了。弗森我后来倒是在曼哈顿中城的街边见过一次，他还是推着那个堆了家当的小推车坐在街角晒太阳，我在他面前的铁筒里放了零钱，他扁着嘴笑了，露出残缺不全的牙齿。他已经不认识我了。

　　我遇到老黄和弗森的时候，他们一个60岁，一个72岁，我不知道他们如今漂泊到了哪里，只希望他们都好好的。他们大概和所有的流浪汉一样，在生命中都曾做出过错误的判断和选择，又像泡在木桶里的番薯，被命运搅进了底层的漩涡里。他们需要为自己潦倒的人生负责，但这个社会也没有尽到帮他们重新回到正轨而不是任由其一生潦倒沉沦的责任。这到底不是歌里所唱的那个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