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广告牌》为观众塑造出一位生动、倔强的平凡大妈，Mildred。 如果我们说一个人的愤怒大多因为他的无能，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Mildred的无能？
首先是她无力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女儿出事前和她借车，她不同意，她们还争吵了起来。面对女儿的悲剧，Mildred肯定后悔，自责。尽管在女儿的悲剧中，Mildred犯了任何一位家长都可能会犯的错误，但这个错误一旦通向悲剧，那么愧疚必然让她认为自己是悲剧的根源——当初没有那样做该多好啊?!但一切发生过的事情，上帝都无法改变。她无力改变过去，无法不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所以她愤怒。
其次是几个月下来，警方对女儿的案件毫无头绪让她愤怒。她对谋杀自己女儿的罪犯恨之入骨，而警方又不能为她女儿复仇，她的愤怒转嫁到警方。仇恨造成愤怒，仇恨是对被无情剥夺掉的爱的替代——Mildred用仇恨替代对逝去的女儿的爱。无法遗忘和释然，必然会让恨淤积。她前夫劝她，广告牌并不能挽回女儿的生命，她戏谑的反击：搞十九岁的姑娘也不能。这里说明，对伤心事的遗忘和释然并不需要理由，有些人自然会遗忘，有些人怎么都不会遗忘。这对前夫妻，正好对应以上结论中的两种人。所以这里Mildred的无能是她无力对抗记忆，不能学会遗忘，不能释然，所以她愤怒。
Mildred大妈就这样在竖起的三块广告牌上倔强地发泄着愤怒，她俨然震惊了整个小镇。神父代表反对广告者力劝Mildred，反而被Mildred骂了一顿。在这个充斥种族主义者、同性恋歧视者和天主教徒的小镇，任何个性十足、违背常理、不谙世故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对整个小镇保守、平静生活的挑衅。抓捕不到的罪犯是真正的恶人，相比之下，小镇的这群人都显善良。只是，这群善良的镇民缺乏对一个失去女儿又被丈夫抛弃的女人的理解。一个缺乏理解的人群，是学不会包容的。
破案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将不久于人世的警察局长Willoughby应该受到广告牌上的非难和挖苦吗？为什么不应该呢？在其位，谋其职。破案是他的职责，他不能完成自己的职责，当然要受到责问。当然，作为独立个人，作为癌症患者，他不该受到非难和挖苦，而应被同情。但广告牌不是针对Willoughby个人，而是针对他代表的警方。正是在他的双重人格中，内含着要被责问和同情的两方面。
警察Dixon和局长Willoughby在长期的同事关系中建立起深厚的情谊，在Dixon眼里，Willoughby虽然是上司，但更像朋友。在他眼里，局长仅呈现为癌症晚期患者的人格。Dixon的性格转变制造出戏剧效果，酒吧通过挑衅的方式来获取嫌疑犯的DNA，证明Dixon变得理性。实际上，电影开始Dixon显示出极端暴戾，但他的暴戾能说明他血性十足，正是他身上的血性让他坚持查案（Dixon在被开除出警局后开始反省并且继续追查，这也挺讽刺的）。
影片最后，Mildred和Dixon一起开车前去惩治之前被认为是杀死Mildred女儿的嫌犯——尽管他已经被排除了嫌疑人的身份，但他亲自讲述对别的女孩干过类似的恶行。电影在这里设置成开放结局，它朝向两种可能：他们确实去实施了私刑惩罚；他们在路上考虑再三，还是放弃。这里的开放结局导向对激情限度的思索——Mildred的愤怒和倔强该在哪里终止？尽管她纵火烧了警察局，几乎让Dixon丧生火海，但这些还不足以平息她的愤怒，冰释她的仇恨；尽管他们要处死的人十恶不赦，但他们没有权利处死任何人。如果他们冷静下来理性地思考和讨论，他们就不会去谋杀嫌犯。
记得几年前在小说《巴黎野玫瑰》的签售会上，问过作者菲利普·迪昂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分辨自己所做的决定是出于感性还是理性？菲利普·迪昂当时回答，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理性了。这个答案似乎很适合Mildred和Dixon，他们开始讨论是不是很确定要杀死嫌犯，说明他们开始回归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