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延顿提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政治秩序混乱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化的努力。传统社会与过渡性社会界限是人为的，纯粹传统社会的稳定性比过渡阶段的社会稳定。并且现代化的速度越快，动乱的程度就越强。
社会动员与动荡有直接的关系，随着社会动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得到提高，但却不能被满足，又缺乏强有力和灵活的政治制度时，动乱与暴力就有可能发生，教育的迅速普及对政治稳定有着明显的冲击。
经济发展理应是可以增加满足人们期望与愿望的能力，但一个国家太过贫穷，那么人们一般不会过问于政治，在高度发达的国家中，经济发展则会加强政治稳定性。
经济发展与社会动员之间的差距会冲击政治稳定，这一差距会造成社会颓丧和不满，社会颓丧所产生的政治参与，其形式取决于传统社会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性质。
1.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
2.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参与
3.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
渴望变大 指望变小
不平等与动乱之间也存在关系，土地虽有权的不平等，社会动员使传统经济的不平等成了刺激造反的因素，贫富差距的扩大不平等的财富分配。经济发展使经济上的不平等越发严重，而社会动员又削弱这种不平等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