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因极力刻画曹操的反面形象，故而蓄意将其优点渺小化，缺点无限化。其中「挟天子以令诸侯」，更是被极端阴暗化……

但最早行「挟天子」之举的并非曹操，而是李傕、郭汜。

参陈志《贾诩传》中云，“董卓兵败后，校尉李傕、郭汜、张济等欲解散，间行归乡里。贾诩劝其率众而西，以攻长安，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而这里的「国家」，指的即是天子刘协。

而自献帝向洛阳而来，则是袁绍谋士沮授首先提出‘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以令诸侯，谁能御之！’但袁绍并未采纳，东迎献帝之举……

毕竟袁氏门阀威望遍及宇内，无需依靠汉室余存的光辉提升名望。到时一统天下，代刘而立亦不过是水到渠成。故对袁绍而言，请个皇帝供着，可谓多此一举。

其弟袁术更是直言不讳道，“今海内鼎沸，刘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何如？”

然袁绍却是忽略了，即使献帝无用，亦可用来防止对手「挟持」。以致《三国志·袁绍传》中载，“会太祖迎天子都许，收河南地，关中皆附。绍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

而曹操迎请献帝的过程，亦并非一帆风顺。

此前献帝至河东安邑后，河内张杨尝欲护送献帝回返洛阳，即被董承、杨奉、李乐、韩暹等人阻拦。董承等诸将一路费尽心力，未尝不生挟控天子之意。自是不希望其他诸侯半路摘取胜利果实。

故《资治通鉴》中载，“操乃遣扬武中郎将曹洪将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据险拒，洪不得进。”

只不过后来这些人相互之间争权夺利、鹬蚌相争，而曹操渔翁得利而已。期间张杨帐下董昭，不断在背后穿针引线、推波助澜，并非太尉杨彪奏请献帝宣召曹操入洛阳。

曹操奉迎天子，可获取巨大的政治资源，荀彧曾言，“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汉高祖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

曹操虽是占据兖州，成就一方诸侯。但其出身常被诟病，声望比之袁氏更是荧光比之皓月，故欲与袁氏抗衡，需要借助皇室威望。尊奉献帝，正可以弥补曹操政治上的不足。

而且「挟天子」之举，亦并非曹操一方受益……

自兴平二年(195)秋七月，献帝脱离凉州军阀的控制，一路向洛阳奔逃，李傕等人亦是紧随其后，夜焚学舍，斩杀近臣、抢夺宫人……致使献帝风餐露宿，担惊受怕，狼狈不堪……

《资治通鉴》中曾描写道，“乘舆居棘篱中，门户无关闭，天子与群臣会，兵士伏篱上观，互相镇压以为笑。”

此时各大诸侯相互攻伐，无人肯接纳这位逃难天子。甚至是如刘备、刘表、刘璋这些宗室皇亲亦对天子未加理会。经历一年的逃亡、流浪生涯，直至建安元年(196)秋七月，献帝终至洛阳。

然此时的洛阳已是宫室烧尽，百官唯有亲自动手斩除荆棘，靠墙壁间生活，可谓食不果腹、朝不保夕。

缺少粮物供给，尚书郎以下，只得亲自外出采取自生的禾类充饥。有的饿死在墙壁间，有的则被兵士所杀。若非曹操的到来，保证了献帝之安全，维护了汉室之尊严，献帝恐亦要饿死于残垣之间。

至于曹操以「以土代火」为由，执意迁都仅是小说之言。

实则洛阳已是一片废墟，若要修复耗费之巨，非是目前的曹操一州之力所能承担；而且洛阳北临袁绍势力，西面凉州军阀混战不断……皆需曹操派兵驻防，而曹操的兵力亦是相形见绌。

故而曹操方才选择将帝都，迁至兖州地界。

而许昌西北是嵩山山脉，西面则有石人山、白云山、伏牛山等山脉阻隔，南面大别山、博山等山脉横亘，仅东面属平原地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且考虑迁都之暂时性，亦不宜距离洛阳过远，故而选择许昌。

且迁都许昌并非没有花费，大兴土木，营造宫室亦是必不可少。

且据《曹操集·上杂物疏》中载，曹操向献帝进献过大量的御物，包括各种食器、文房四宝、香炉家具，以及一些日常用品。甚至是曹操曾经收藏的一些珍品。

然而曹操本人，却是十分节俭。《曹操集·内戒令》中有云，曹操的衣服、被褥皆能使用十年，每年亦仅是拆洗缝补即可；严具亦是简单的皮箱，乱世后，更是改用方形竹箱；

曹操患有逆气病，即头风。需常备铜器，发病时以冷水浸头。然而铜器久置会有铜臭，于是改用银制小方器，又恐世人误会自己喜银器而竞相效仿，而改用木器盛水。

《三国志·卫觊传》中，魏明帝曹睿继位后，尚书卫觊在上表中云‘武皇帝之时，后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茵蓐不缘饰，器物无丹漆……’与《魏书》所载，“后性约简，不尚华丽，无文绣珠玉，器皆黑漆”之言相符。

换言之，曹操给予了献帝应有的尊重，极力维护着汉室最后的尊严……

不可否认曹操向往权势，因为曹操需要权势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需要权势去完成东汉的政治改革，需要权势去消灭身边所有的掣肘。

譬如《曹操集·陈损益表》中提出的十四项改革意见，以期富国强兵，重兴汉室。

然而改革必然产生利益冲突，曹操的「飞扬跋扈」只是表象，实则是献帝及其周边的利益团体，抑或改革的受害者在步步紧逼，迫使曹操不得不反抗……

建安四年（199）三月，曹操败吕布复徐州后，进而北上攻取河内，以备战官渡……

然而献帝集团亦是看准了此次千载难逢之机，以曹操讨吕之功，加封其三千户，同时免去曹操「行车骑将军」之职，转而拜董承为车骑将军。董承继而得以开府，置府吏、幕僚，培植势力，拉党结派，即小说衣带诏事件。

官渡之战绝对是曹操的生死之战，选择此时发难，完全是恩将仇报欲将曹操置于死地。

曹操并未坐以待毙，建安五年（200）春正月，曹操大军突然返回许都，逮捕董承、种辑、吴硕三人，连同王服，全部诛杀，夷其三族。客观而言，即使献帝谋划成功，又将如何抵御袁绍之铁蹄，其结局怕是更为凄惨。

至建安八年（203）冬，献帝宣布以汉武旧制，重置「司直」官，位司隶校尉之上，以亲信韦晃任之，负责督察许都百官。

曹操此时正忙于平定袁氏兄弟，并未驳回献帝的任命。毕竟袁绍已死，曹操一统北方在即，已然无惧于任何诸侯。任凭献帝机关算尽，在绝对实力面前亦不过跳梁小丑尔。

至建安十三年（208）北方既定，曹操将目光转向南方荆州，准备一战而定天下……

因「衣带诏」之教训，曹操为防止献帝在关键时刻扯自己后腿，于六月罢三公之制，复置丞相、御史大夫。自任丞相，开设府衙，下设十三曹，于邺城另立小朝廷，将原三府台、尚书台的权力归于己手。

并非小说所言，于建安元年（196）自任丞相。

遣亲曹之臣，光禄勋郗虑作为许都代言人。郗虑拜为御史大夫，阶位仅次于丞相，并非小说中的御林将军。另任长史王必负责许都宫城守卫，严密监管献帝。献帝未有伸展之机，唯有继续蛰伏。

至建安二十三（218）正月……少府耿纪、丞相司直韦晃、太医令吉本，趁曹军主力集结于汉中与刘备对峙之机，纠集党羽。以金祎与丞相长史王必交善，作为内应，夜烧王必军营。

欲控制许都，南联荆州关羽，反攻曹操。

然成功又能如何，刘备会奉迎献帝吗？！不过是汉室最后的挣扎与反扑而已……

天下大势随时而转，并非献帝，抑或曹操所能左右。

曹操最初选择平复乱世，并无任何过错。董卓暴乱后，无论何人逢迎天子，皆会被世人诟病，而曹操一直在尽力平衡二者的关系。但曹操代表的不仅是个人利益，抑或家族利益……更是所有拥护者的利益。

故曹操需要披荆斩棘、不断前行，否则鸟尽弓藏，等待自己的唯有万劫不复。

而献帝生于帝王之家，自是希望能够延续汉室江山，不愿放弃皇帝的尊荣，不甘作为一个傀儡，又错在哪里？毕竟政治没有对错，有的只是你死我活……从奉迎天子始，曹操与献帝即是合作、亦是利用。

但是后人只看到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却未曾想过献帝亦是在「应曹操以护汉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