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心理学在维也纳发芽，由于战争的缘故流入英国，最终在美国扎根。
自我这一词汇的发展：
1923年前，弗洛伊德使用自我，指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的、不包括被压抑的内容。
1923年后，《自我与本我》（the ego and the id），自我指三种心里成分之一，功能：表征现实；通过构筑防御，在现实面前引导和控制内部驱力带来的压力。弗洛伊德将心理视为围绕着驱力的冲动和防御建立起来的结构，所以自我心理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这一观点的外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心理学家们拓展了对正常心理功能和病理心理功能的理解，反过来又为精神分析注入活力。所有从弗洛伊德的思想派生出来的这些理论学派，都以不同的方式讨论正常的发展以及环境和早期关系的影响问题。自我心理学方法与其他思想路线的区别在于，其理论背后保存了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
安娜·弗洛伊德（1895-1982）
弗洛伊德前期地形学描述了意识和无意识心理功能的碰撞，治疗的成功在于悬置防御机制，让本我冲动的内在先天力量抓住这一时刻得到表达；1923年后，所提出的结构模型，认为神经症是在更为复杂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战争中，三个部分之间无意识做出的妥协形式。为了维持和追求社会不能接受的幼年的渴望，即使是通过伪装的形式，个体不得不付出代价。
安娜·弗洛伊德思考了她父亲1923提出的结构模型，又结合地形学模型，发现一个技术问题：既然地形学模型认为，治疗过程中本我冲动将为获得满足而寻求表达，那么，为什么在分析情景中要让自我和超我的无意识部分进入意识呢？
安娜·弗洛伊德认为，在病人更广泛的人格组织中，无意的自我防御经常作为核心特征行使功能。比如反向形成中，愤怒的人表现出过度和蔼，他可能被视为团体中的顶梁柱。撕下防御面具的同时，会威胁到病人的整体生活方式。精神分析师的兴趣如果是把无意识体验意识化，分析师如果是无意识本我冲动的解放者，却会成为被围困的自我及其无意识的、性格性防御的敌人。不是从战壕里拯救俘虏，而是对文明的全面进攻。
某人的人格功能基本类型可能根植于防御过程。安娜·弗洛伊德认为，如果这些无意识的防御过程没有被公开，将严重削弱精神分析的治疗效果。就像是营救少量东柏林市民，而没有解决柏林墙的问题一样。安娜·弗洛伊德对自我及其性格性防御的复杂性的研究，导致了分析师在治疗中的角色及聚焦点被重新定义。自由联想不再是一个可直接使用的工具，而是分析过程中的一个目标。因为在看上去好像是自由联想的内容中，也包含着防御。比如，情感隔离，在“自由”联想中，想法和感受分离。又如，投射，在“自由”表达中，病人对周围人的愤怒过分关注。《自我和防御机制》一书中，讲解了多种无意识防御策略。“分析师的责任是把无意识带入意识，无论它属于哪个精神结构。”在防御方面，分析师不是等病人自由联想受阻后，解释潜在本我内容，而是要主动地辨别联想内容、与之妥协并使之歪曲的防御操作。
安娜·弗洛伊德把正确的分析态度定义为“中立”，从而将分析的关注点从对本我衍生物的追逐，重新定位于在神经症性结构的所有三个部分之间进行公平的摆动。（弗洛伊德在对防御所保护的秘密感兴趣的同时，对防御也愈加感兴趣。安娜·弗洛伊德拓展了这种转换）
心理结构评估。分析过程被假想成把本我、自我和超我邀请到谈判桌前，通过保持各方当事者的利益平衡（中立），分析师帮病人在竞争性要求中达成一种更为可用的解决方案。成功的谈判高度依赖于谈判的参与者，这需要自我心理学家评估心理结构执行功能的质量，这种评估能力至关重要。安吉拉的案例中，在能够进入谈判之前，每一个心理成分都需要先被治疗。在自我心理学发展以前，精神分析的临床目标是试访被囚禁的无意识能量。弗洛伊德强调的是非指导、非暗示性的方法，其任务是清楚阻塞河流的杂物，而不是加固河堤。而对于安吉拉这样的病人，要改善防御并促进自我功能的发展，要有河道工程的建筑设计图，还要整理有关建筑材料的文件，这样才能进行修缮。
海因兹·哈特曼（自我心理学之父）（1894-1970）
哈特曼著有《自我心理学和适应问题》一书。哈特曼认为精神分析的目标不再是揭露人类内心中被压抑的原始冲动，而是修复心理结构本身。在哈特曼之前，自我功能一直被局限于心理冲突中来看待。哈特曼的人类发展观点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述图景。哈特曼强调，通过适者生存的过程，动物被打造成高度适应自身的环境，所以“有机体和环境之间”应该存在一种持续的“交互关系”。哈特曼设想中的婴儿，不是在梦幻中漂浮，然后突然就被要求适应。而是在出生时就带有自我的潜力，像种子等待春雨一样，等待适宜的“平均可预期”环境条件出现，来发动成长。
哈特曼认为，来自冲突的防御，可以通过发展适应性的能力，最终变得具有自发性。比如，与排便有关的持续快感，不被社会接受，反向形成被创造出来，但源于冲突的反向形成，最终可能变成整体人格中一种高度适应的功能，比如干净带来愉悦，成为“次级自发性”。哈特曼描述的“无冲突”的自我功能从哪里得到能量？弗洛伊德也面临过类似的问题，他所持的动机理论，通过引入升华，来解释他所爱的高级文化追求，比如文学和艺术，但驱力本质依然保持性和攻击的本质。对于哈特曼，如果无冲突的自我功能是自发的，需要一种不带上述性质的能量，哈特曼称为“中和”（neutralization）的过程，这一过程，自我清除了性与攻击的品质。
勒内·斯皮茨（1887-1974）
弗洛伊德认为幼儿最初从根本上是自我关注的，全神贯注于内部的张力和感觉，不指向外部现实。幼儿慢慢意识到，寻求快感的白日梦幻不能消除饥饿。他不得不懊恼地处理弗洛伊德所说的“现实的砖墙”，来强迫自己适应，就像拍击新生儿背部使他开始呼吸一样，外部世界的苛刻迫使幼儿最终意识到外部现实的存在。这种不愉快的遭遇使得次级加工得以发展。
斯皮茨著有《医院制度》一书，斯皮茨研究一出生就遭遗弃的婴儿（婴儿的生理需求能得到充分满足，但任何养育性互动都被剥夺。这样的婴儿变得抑郁、体弱多病），发现如果缺乏有爱心的养育者的接触，“现实的砖墙”是致命的。所以如果实物和其他生理需求并不是关乎生死的要素，养育者的卷入到底提供了什么？
为此，斯皮茨完成了一个横跨多年的大规模系统性研究，被视为在婴儿与首要养育者之间的客体关系方面进行的第一个分析性研究。他从根本上改写了力比多客体这个基本精神分析概念。弗洛伊德的“客体”指代本能冲动的目标，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无生命的。客体的作用是提供表达性冲动的机会，客体本身没有内在价值。母亲变得重要，是因为孩子确信母亲提供满足。弗洛伊德并没有假设与他人的力比多联结是寻求自身利益的。认同是防御性动机，试图缓解和丧失所带来的挫败体验。只要满足能够由真实世界中的客体实现，就与认同无关。当客体丧失或因为冲突不能满足客体时，满足被阻断，客体将被内化以维持幻想的满足。在弗洛伊德看来，与客体的认同是次选的解决方案，是当本能满足不能实现时勉强接受的补偿。
斯皮茨在弗洛伊德驱力理论和激进客体关系理论之间开辟了一条中间路线，建立了他的理论。【见第五章】斯皮茨体系中，拥有力比多客体并非一种天赋，而是一种发展性成就，反映出个体的复杂心理能力，能够建立选择性的、非常个人化的依恋，即使当依恋对象不在场时也能够保持。斯皮茨的力比多客体并不仅仅是一种达到驱力释放目的的手段，也不是指防御性内化的后果，而是本身就具有根本重要性。力比多客体提供了基本的人类联结，所有心理发展都将在这种联结中发生。斯皮茨认为认同感是从早期与母亲的关键性合并体验中发展出来的。
斯皮茨指出，不成熟心理的特征是内部“未分化”，婴儿出生后与母亲进入一种心理融合的状态，新生儿会被大量无意义的、无法加工的刺激旋涡所吞没。母亲通过加工体验调节这种境遇，她行使婴儿的“附属自我”功能。母婴间的对话最初发生在成人交流的言语和手势通道之外，母亲使用“整体感觉系统”，通过躯体接触、身体紧张、体验、动作、节律和语调与婴儿进行交流，婴儿被动接受信号，而非主动认知，婴儿吸收母亲信息的感觉。“好”妈妈精准共情婴儿的需求，依赖于她回到自己早期交流通道的能力。斯皮茨记录婴儿对他人行为态度中某些可预测的转变，称作“指征”的外部表现，是增长的内部心理复杂性的路标，标志重要发展转变点，成为“心理记事薄”，第一个——婴儿第一个社会性反应——微笑；第二个——陌生人焦虑，“直到能将所爱之人从所有他人中辨认出来，爱才出现”；第三个——对“不”的掌握，促发关于超我形成的发展内容的思考。
玛格丽特·马勒（1897-1985）
玛格丽特·马勒是儿童精神分析师，将斯皮茨提出的框架应用童年体验中的某些更黑暗的角落——住着患有精神疾病的儿童的家庭和医院。
当时，精神错乱被普遍排除在精神分析治疗范围之外，因为精神分析治疗要求病人：能够躺在躺椅上，悬置自我功能，自由联想，一旦退行发生，病人还要再治疗结束后跳回正常功能上。这对于精神病患者很难，他们检验现实能力已经受损，鼓励其退行似乎毫无意义，甚至是危险的。其次，弗洛伊德对分析性治疗的设想是病人将渴望转移到分析师身上，这种渴望最初指向内部（基本自恋）。弗洛伊德认为精神病人的力比多是继发的撤退，退回到最原始的状态——自我封闭的自恋状态，完全与外部客体分离，甚至与对童年客体的记忆或无意识渴望相分离。所以治疗者精神病患者没什么能移情到咨询师身上，所有能量都被限制在自恋性的自我关注里。
马勒对儿童的严重精神错乱进行探索。马勒认为，精神病性的自我关注，可能更有意义的理解是基本自我形成失败，对于“我是谁”全完混淆。如果斯皮茨正确，认同感是从早期母亲的关键性合并体验中发展出来的，那么在这种早期体验或其消退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特定失败，就讲导致人格认同形成中的特定类型混乱。
阻碍发展通路的因素：马勒描述了难以掌控的疼痛对儿童未成熟的心理的影响：选择性退行无法发生，儿童被向内驱策，不再发展任何帮助整理和理解自身体验的能力。环境的作用：婴儿需要在共生范围内的“最佳快感水平”来保护“安全港”，母亲为婴儿未成熟的自我提供了关键的“镜像参考框架”。如果她不可预测、不稳定、焦虑或有敌意，参考框架就将受到危及，而儿童最终的独立功能就不太可能形成。斯坦利（某个患者）无法利用共生体验作为成长的安全环境，停滞在这个发展阶段，超出了适宜时间。
弗洛伊德将生命早期阶段称为原始自恋，认为其本质是无目的的。马勒认为，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儿童破开“自闭的壳”，进入最早的人类联结，即“正常的共生”。马勒定义了分离——个体化过程：孵化、实践、和解。马勒使得临床医生有能力深入地理解并更有效地治疗儿童以及被官方诊断为边缘性的成人。这类问题属于前俄期的问题。俄狄浦斯动力强调带有竞争以为的性和攻击冲突，主要探索父亲的角色；而前俄狄浦斯动力以母亲的角色为核心，关心内心结构形成过程中的发展性中断，这些心理结构最终会参与到俄狄浦斯斗争中。前俄狄浦斯病理不会表现出那么多离散的症状或者内疚，而是会出现更广泛的心理功能失调：紧张、无法调节情感状态、自体和/或他人意象的极端波动——在受虐和重症抑郁这类病理中典型的失调特征。
伊迪恩·雅各布森
弗洛伊德的两个具有争议的概念：死本能和原始性受虐狂。1919年之后，弗洛伊德对于人类本能天性的看法变得悲观起来。认为力比多最初指向内部，之后才转向外部客体；源自死本能的攻击驱力同样最初指向内部。婴儿在生命之初既有指向自身的爱，也有指向自身的破坏性。弗洛伊德认为，像安吉拉这样的病人，其受虐倾向源自一种持久性的精神渠道（原始性受虐狂），这个通道往往被用于满足经过伪装的俄狄浦斯，因为它可以将痛苦变成性刺激。
弗洛伊德常用素质解释难以处理的问题，将死本能和原始性受虐狂的阐述，将这些早期的基本能量渠道通通追溯到素质上，很大程度上忽略环境。然而自我心理学家认为，婴儿在躯体上与首要养育者融合，持续不断接受并依赖于母亲的心理参与。
环境和素质的影响如何相互调和？
雅各布森吸取了很多人的贡献，包括安娜·弗洛伊德、哈特曼、斯皮茨和马勒，在《自体与客体世界》中，她实际上完全重写了弗洛伊德能量理论，性心理发展阶段的观点以及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概念。
本能驱力：雅各布森同意哈特曼的观点，本能驱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生物性上预设的先天潜能，受到内在成熟的影响，在早期关系中获得独特性。婴儿的感受和体验一开始就被记录，称为“情感知觉”。好的感觉和坏的感觉像磁场中的铁屑，在好坏感觉的两极聚积。力比多从好的感觉中浮现出来，成为幼儿生活中强大而坚固的动机力量。通常情况下，婴儿主要体验到满意，攻击水平低。但如果大部分体验式挫败的，攻击驱力被巩固，扭曲脆弱的正常发展过程。
这一个过程的影响因素：因为体验是主观的，所以无法客观上定义“好的”养育。婴儿气质、母婴的匹配、情感相称不相称，以及母亲对幼儿需求和变化的感受和相应能力，这些都会影响最终出现的基本驱力组成。
早期经历的影响：早期经历会在主观上留下情感色彩，情感色彩的均衡不但为形成力比多和攻击驱力做出贡献，还为感受自己和他人方式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表现为自体意象（self images）和客体意象（object images）。
不同的体验会对应不同的意向，当感受是好的——有爱并能够给予的母亲意象和一个快乐而满足的自体意象被积累；当感觉是不挫败沮丧的——一个令人挫败的没有爱的母亲意象和一个愤怒并被挫败的自体意象被积累。这些最终被积累为一组透镜，不断过滤日后的体验。
更为整合的自体意象和客体意象的发展：对于新生儿来说，无法区分自己和他人，所以最早的意向常常被融合在一起，部分彼此。大约六个月的时候，幼儿能够区分自己和他人意象。幼儿能够将母亲想象为一个间断出现的任务，能带来满足，也会令人挫败；也能体验到自己是令人喜爱的，但也有能力感觉到不好或愤怒。对于母亲好和坏的整合，会促进整合冲动感觉状态（feeling states）的能力。在对爱和恨的感觉的融合中（哈特曼提出的一个概念），两种驱力早期形式的粗糙原始的特性（幼儿式力比多的贪得无厌与幼儿式攻击性的猛烈爆发特性）得到缓和。结果是，强烈的爱与恨的单一情感被更多样而精细的感觉状态所代替。
整合意象带来的发展：自体意象和他人意象的整合，增长了承受更为复杂体验的能力：记录、容忍自己与重要他人不同的情绪状态；层次丰富的情绪反应增强了学习思考能力；对某人感到失望但仍爱她的能力；容忍愤怒而没有内部崩溃，也没有丧失某人存在价值或值得被爱的感觉的能力。
超我的发展：儿童对人类环境的体验被持续内化，逐渐改变了儿童的源自驱力的冲动和愿望。幼儿与母亲在前俄期的经历对个发展有两种广泛影响，从而影响超我。满足和挫折的体验巩固两种驱力，母亲的约束和禁止带来的体验在早期意向背后留下印痕，俄期的超我围绕这些意向得以形成。超我形成依赖于对他人的情绪和体验之间的复杂渗透。
驱力的功能性：力比多是发展u欧成德粘合剂，整合了好客体、怀客体和好自体、坏自体这些对立意象。攻击性在发展过程中加强了差异的意识，促进分离。满足时唤起的力比多促进拉近、吸收；挫败时唤起的攻击性促进推开、移出。力比多和攻击性都在稳定认同的发展过程中交替发挥作用。
力比多所激发的合并愿望毕生都具有令人高度满足的力量，成年后，融合幻想是能带来最深层满足的来源之一。比如性交中体验到满足。
但是，对于刚刚开始定义自体，或者是对于自我界线不够清晰的人来说，融合幻想是危险而致命的，是拉向心理瓦解的强大退行力量。这是，唤起攻击的挫败体验和设置界线能够起到建设性作用，制衡退行的牵拉。对情感脆弱的成年人来说，通过挑衅他人来更好地体验到心灵的清晰界线。此时，攻击不是作为驱力在运作，而是作为唤起自体的体验。但要让攻击有能力执行该功能的前提是，攻击性必须已经的到巩固，而巩固的分为是由充分的满足性力比多体验调节的而成的。如果缺乏这种平衡，唤起呃攻击性将过于强大，个体会在互动中具有太多伤害性和破坏性，恐惧会淹没并中断自体标定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