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年（1876），岁在丙子，是云南昆明举人罗廷权到资州直隶州任知州的第六年。这一年，罗廷权与资州咸丰五年（1855）举人何雍等人再次续修的《资州直隶州志》（嘉靖年间，资州知州刘炯等人编撰），正式刊印。
刊印之前，闰五月，“稿初就，州人士以索序来见”。罗廷权在府衙“清晖堂”，为续修的《资州直隶州志》“走笔而为之序，聊以志续修之原委”。作序时，“适余值量移泾南，行有期”，罗廷权随后离任资州，到泾南赴任。
罗廷权的继任者，陕西举人黄加焜也为这部续修的《资州直隶州志》作了序，“余丙子奉檄权资之岁，为州牧罗公鉴平量移泾南之日，而续志适成。州人士呈稿于余，而丐为序”。黄加焜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发潜德之幽光，植名教于不坠，此罗君续志之修所由，汲汲而亦后先守土者之所共任也夫。”
罗廷权，字鉴平，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科举人，同治二年（1863）授仁寿知县，同治四年（1865）转成都知县。同治五年（1866）六月署富顺知县，“外严内宽，案无留牍”。
罗廷权在富顺县执政期间，“慨然集众设局”，于同治丁卯（1867）年倡议并主持编修了清代第五部《富顺县志》。修志约半年后，罗廷权就离任而去。其后文康、程廷杓、杜受廉、张焕祚等四任知县均未成书，直到同治十一年（1872）才由知县吴鼎立镌刻刊行。罗廷权到富顺任职前，还先后倡修了《仁寿县志》和《成都县志》，但都因为离任没有完工，直到他在资州续修成功《资州直隶州志》。
同治九年（1870），岁在庚午，罗廷权升任资州直隶州知州，“勤谨清廉，常于黎明听讼”。他制定管理老百姓的措施，都要在县衙大堂再三研究，唯恐政策损害老百姓利益，受到冤屈。
罗廷权一上任，面对的就是资州全域大旱的严峻考验。这年九月秋收以后，到第二年四月，资州境内持续半年多天气高亢，偶尔下一点小雨，仅能打湿地面。由于没有有效的降雨，冬水田里无水，“陇田不能犁者多”，“所种小春不生”。不管是低洼还是高处的田地，都没有水种秧，甚至老百姓家中的饮用水也要四处找寻，“觅泉汲引”。
罗廷权于是一面组织老百姓抗旱，一面积极救济灾民。他从就近的官府粮仓筹集济谷二千石，赈济受灾的老百姓。他带头倡捐银一百两，“复劝各乡捐资平粜赈济”，将仓库所存粮食平价出售。但这点救灾物资，对偌大的资州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境内仍然“饥民遍野”。
到了同治十年（1871）四月，旱情更加严重，于是社会上有人传言，说天干是因为蒙溪口有鱼妖作怪，现在上天要派神灵下凡收妖，但需要借助人间的力量。资州各场镇上都贴有字条，“约居民各带军器，于四月二十五日齐集蒙溪助杀鱼妖，天始降雨”。
罗廷权于四月二十三日听到了这个消息，他初步判断可能是有人“将协众为乱”。他当即命令分防资州汛的把总，带领兵丁前往蒙溪口弹压。然后又亲自率领府衙三班数十人，并“调集附近团练以防其变”。到了二十五日，“远近来观者万余人”，但看到有不少官兵在现场警戒，“俱各安静，俄即散去”。经调查了解，此事由民间秘密结社人员组织，当时各场镇都有，“或十余人，或二三十人在店侯期，及期皆不敢至”。
不知是巧合，还是真的有神灵，四月二十五日夜，资州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雨，旱情得到了缓解。下雨后至五月初，一些老百姓尝试种晚稻，“有种迟秧者，半月即可栽插”。“田肥者先行犁转搁，枯栽后，又加水粪，约有五六分收成。”但整个资州的粮食产量，只有平常年份的二三成，米价很贵。
清道光三年（1823），资州知州靳章绅在行台左右创修了东西文场考棚，计座号千八百有奇。修建考棚之前，童子试藉公署考试，士子自备桌凳，出入维艰。考试时遇到下雨天气，“遇雨而泥沙扑面，讵逃窜似亥突蛇奔，德行雍容转若扶犁之辈，衣冠楚楚翻同荷笠之夫”。“每当点名时，士子云集，或值雨雪，衣物皆湿，因而成疾者不少。”为此，同治十年，资州一些有势力的地主，禀请罗廷权为资州考场修建雨棚。资州及其所属的资阳、内江、井研、仁寿四县各捐银两，共计用钱三千余缗。
同治十一年（1872）至十三年（1874），资州境内风调雨顺，粮食收成很好。但同治十一年六月，资州大水成灾。当时，沱江河水猛涨，资州城里一片汪洋。人命关天之际，罗廷权不惜重金，购买多艘船由城垛放入城里救生，以致没有一个人溺亡。此后，他又捐钱买米煮粥赈济灾民，让很多人活了下来。
同一年，罗廷权将县衙粮仓第一进的仓神祠，迁建于仓号第二进。原仓神祠水毁严重，“湫隘不堪”，迁建后“祠前为三合土地坝，极宽阔”。仓神祠四周建有仓舍，也全部进行了重修补整，共计用钱一千余钏。
同治十二年（1873）四月的一天，资州城西关外失火，一直延烧到孝子街及沱江河坝，烧毁民居二百余间。这一年六月二十日，沱江河又发大水，但比清道光庚子年（1840）的水位约低三尺。洪水将资州城南、北门、小东门的城门洞封住，其中东西两门的水深数尺，平波门的门扇也被水漂去一扇。城中街道低的地方积水很多，都可以乘舟了，居民大多到房屋楼上避水。罗廷权亲自组织，派出小船四处找寻，拯救了很多落水的老百姓。洪水还导致沱江河沿江一带禾稼无收，冲毁了很多民房。
罗廷权很重视教育，同治十二年他捐俸三百钏，为凤鸣书院添修了楼房九间。之后，他又捐钱二千钏，交急公局生息，作为书院官课的加赏，并捐添凤鸣、栖云两个书院的脩金。
同治十二年，罗廷权还积极筹修关帝庙，补修文庙，移建火药局，创修演武厅等。关帝庙也就是武庙，其年久失修，“庙貌湫隘不足以妥神”。武庙改造时，用提斗称息及岁收租钱，购置材料。改造费用超过了计划，又从急公局支钱千余钏。改造后的武庙，其正殿在原址上加高，修高阁如文庙。旁边修建钟鼓楼，左修启圣宫，右建三义祠，中厅石坊仍旧。“外筑宫墙，墙外有池，砌石加深，规模宏敞，栋宇巍峨。”
文庙同样是年久失修，“风雨剥蚀半就糜朽”。培修文庙的费用仍然从急公局支取，提钱一千六百余钏。本次维修，主要更换了文庙宫墙外的华表，疏浚了外池的淤泥、垃圾等，加增周围的石栏，“丹雘楹桷焕然一新”。
同治十三年（1874）四月的一天，资州东乡临近安岳县一带，突然降下很多冰雹，“大者如鸡卵，小者如弹丸”。冰雹过后，又是狂风劲吹，“民居多为所折，山粮打落甚者，颗粒无收”，尤其是蔡市东北方十余里损失最为惨重。
光绪元年（1875），岁在乙亥，资州晴雨适时，气候调和，“山粮田稼皆有十分收成，无少欠者”。这年四月的一天，资州西门河坝失火，烧毁了百余家。鉴于这次惨痛的火灾教训，之后严禁在河坝一带修建茅草房，全部修瓦房。十月初四夜，资州正东街小十字又失火，延烧了十余间房屋。到了冬月，为了防患火灾，罗廷权根据大家的建议，将文昌宫旁的火药局，迁建于重龙山。
光绪二年（1876），罗廷权主持续修的《资州直隶州志》正式刊印。至此，这部州志经过三次补刊，记事一直增补到了光绪二年。罗廷权为修志，捐钱四十六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