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李斯与大秦帝国

——读《流血的仕途》之感之怀

在整个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秦帝国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光辉和荣耀，它上接战国，下开汉唐，是中国历史关键之转折。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自秦朝开创以来，便成为中国封建政治的核心内涵，纵横千年，经久不息。任何一个帝国王朝，都是一段由真实人物构成的历史；任何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也都是由真实人物完成的。历史之前行，亦是人性之发展。因此，在阅读历史题材的书籍时，不仅仅是对既定发生事件的了解，更是透过历史事件，对当事人彼时心绪的追溯，跨越时空，在余温中体会他们的欣喜、愤怒、迷茫、两难……历史不是冰冷的，历史应该是有温度的。

我认为，《流血的仕途》便是秦帝国的温度。全书分为上下两册，洋洋洒洒六十余万字，围绕李斯的仕途发展--从楚国上蔡仓官，经秦国郎官、廷尉、客卿，最终至整个大秦帝国男二号--丞相的官路晋升历程。李斯的奋斗史，亦是秦从战国七雄之一成长为大秦帝国的发展史。这期间，所有秦国的重要人物--嬴政、吕不韦、嫪毐、蒙恬、韩非、赵高，都与李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有秦国的重大事件-吕不韦专政、成嬌兵败、嫪毐谋反、嬴政收权、谏逐客书、统一六国、废封建设郡县、焚书坑儒、二世之立等，李斯或亲手促成，或亲身经历。大秦王朝之上，印有鲜明的李斯痕迹。某种程度上说，了解了李斯的一生，便认识了那个传奇的时代；理解了李斯的喜怒哀乐，便不会意外于秦国的兴衰起伏。

读史使人明智，中国之浩瀚史，更是波澜壮阔，余味悠长。

一、权力是刚猛的，政治是柔软的，那么人性呢？

刚者，乾之道也，权力所至，当无坚不摧；柔者，坤之术也，政治所向，当非远勿限。刚柔并济，乾坤之策，方能御群臣之上，凌庙堂以内……

读过很多历史资料，甚至一度悲观，似乎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始终充斥着欲望、贪婪、控制、欺诈，似乎总是重复上演着杀戮、谋反、叛变、阴谋，似乎在权力和政治的范围内，人与人之间余下的唯有猜忌、提防、陷害、憎恨……可是透过这些争斗的文字，拨开真相的面纱，总有一抹光亮，微弱却永恒，始终吸引着我，温暖着我，让我在黑暗中得到指引，在凛冽中找到热源。这抹光亮，便是人性的光辉。

在整个大秦帝国内部，到处都是权力和利益的战场。对于那些置身其中，身经百战的精英权贵而言，早已习惯了隐藏情绪，尔虞我诈。可是，人而为人，无论其再强大，内心深处终究会住着一个人，他所有的温柔、软弱和情绪都留给那个人。这份感情成为了他的铠甲，同时也成了他的软肋。比如赵姬之于吕不韦，比如宓辛之于成嬌，比如韩非之于李斯。虽然明知不该为，应早日了却心中那份不该有的关心和挂念，可是本心所系，不能限也，感情至此，何以止乎？

因为不完美，所以真实；因为有牵挂，所以鲜活。情感之倾注，人性之光辉，无所谓死亡或新生，一直都在那里，不曾熄灭。

二、 人生进退取舍，岂可囿于一己之得失？

    自人类社会伊始，便存在着两大核心任务，一是建立某种传统，以此作为当朝者进行长久而有效统治的文化支撑；二是当基于这种传统之上的社会架构出现裂缝或是残败不堪时，需要打碎这种传统。对于一个王朝社会而言，倘若没有自己的传统，便无文明可谈；倘若不能对其传统进行破坏和重塑，便无法进步。因此，如何在“变”与“不变”、“变多”和“变少”中取得平衡是永恒而深邃的哲学问题。

韩非《孤愤》有云，智法之士与当途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历朝历代，凡是涉及改革之变，必会招致腥风血雨之祸，变法发起者大多难以善终，商鞅如此，王安石如此，张居正亦是如此……在李斯主导的诸多秦制改革中，大一统和郡县制改革无疑意义最为重大，影响最为深远。

在李斯之前，关于“大一统”的声音便早已存在，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作为六国合纵连横之术的一种官方口号，并不具有实际意义。而在李斯这里，“大一统”是作为秦国的国家战略而提出的，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攻克六国之后，李斯更是力排众议，冒全秦权贵之不韪，力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作为中央-地方根本管理体制。

可以假设，倘若李斯不执念于政治理想，他完全可以凭借统一天下第一谋士的身份获得秦王的最高分封，也完全可以避免与秦朝权贵的冲突和矛盾，埋下日后的隐患。商君之结局犹在眼前，李斯从未忘记，也不敢忘记。然而，只要还有人在仰望星空，对理想的追求便不会停止。道之所在，虽有去无回，吾往矣。

于是，李斯答曰“人生进退取舍，岂可囿于一己之得失？”只此一句，无需他言。

三、历史无所谓真实，只在于诠释。

个体心理学派创始人阿德勒认为，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的选择并非取决于生活经历本身，而是取决于他对生活经历的诠释。我认为，上述思路同样适用于历史学习和研究，即历史本身无所谓真实，历史的真实取决于个体对其发生事件的诠释。

举一例始皇坑儒以释之。“焚书坑儒”历来是秦始皇和李斯饱受后世抨击、愚弄天下的典型，这里搁置“焚书”不提，只谈“坑儒”一事。在嬴政实现统一六国，平定天下之后，他已经在人世间封神，接下来要做的，便是成为真正的神仙，联结天地，长存于世，因此对于炼丹寻仙之事愈发痴迷。当时的咸阳，聚集着大批炼丹术士，其中以卢生和侯生为代表，深蒙皇宠，尘嚣甚上。然而，几年过去，随着嬴政年龄增大，身体欠安，对术士们的无所进展颇为失望和不满。感受到始皇冷漠和隐怒的苗头后，卢侯二人赶忙收拾行囊逃之夭夭，独留下不知始末的同行众人继续埋头炼丹。得知二人逃跑的消息后，嬴政暴怒，下令即刻坑杀留守咸阳的所有术士。以上，便是“坑儒”一事的始末。

由此观之，所谓“坑儒”，实乃“坑术士”，为何会演变至此？“坑儒”一说最早源自东晋，见于梅颐献《古文尚书》之孔安国所作《尚书序》，其中有云：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难逃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随着《古文尚书》并定为官书，坑儒之说便盖棺定论。

问题在于，无论是《古文尚书》，还是《尚书序》，文人其实多有存疑，至清代，此二书甚至被正式纳入伪书之列，可是对于始皇坑儒之事，儒生却是选择集体默认，决然不做更正打算。何故？

我想大概是出于儒生群体利益和情感的需要。所谓利益，即可将此事作为劝谏君主善待儒生的前车之鉴，所谓情感，即通过殉道的假象，编织团结和凝聚儒生群体的精神纽带，随后上升为整个群体共同追求的至高信仰和无上荣耀。

所以，很多时候，所谓的历史真实，也许只是部分人希望呈现给民众的真实，也许只是浩瀚海面上浮现的冰山一角，也许只是存在于个体心目中的虚妄和想象。对待历史过往，唯虚心研之，全面寻之，客观思之，理性待之耳而已。

四、大秦之后，再无大秦。

阅读过程中，李斯与姚贾二人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让我印象尤为深刻。当时秦国正陷于六国合纵伐秦危机之中，李斯设计离间赵王，逼迫此次合纵策划者--姚贾从赵出逃入秦，背景大致如上。随后，李斯于私人府邸设宴邀请姚贾见面，宴上宾尽其礼，客尽其欢，管弦交响，丝竹相和，一派宾客友好祥和之相，独独撇开正事不谈。几经试探交锋，待时机成熟，李斯倏然厉色问话姚贾,“若先生代为秦国使臣，当如何处理六国外交？”酝酿许久的姚贾终是等到了他要的问题，便将穷其半生所学、早已了然于胸的答案倾吐而出。单就出使外臣而言，七国之内他姚贾若认第二，怕是没人敢做第一。话毕即望向李斯，颇有自得之色。

李斯闻言，沉默良久。摇头笑对姚贾曰：先生之略，对也不对。初次遭受专业质疑的姚生先是一愣，随即怒问李斯何解？李斯答道：先生所列张仪、苏秦之连横合纵之术，实为正确，甚至经典，此次先生主持六国合纵伐秦之谋划堪为外交之典范，此先生之略之对也；然方才先生所述皆七国之视角，未来我大秦必要统一天下、威震四方，先生当以如何应对？随后，李斯说出了那句让姚贾和我无比心动的一句话，“以斯愚见，张仪、苏秦者固然英明，然先生当趁侍秦统一六国之机遇辟圣人之名，姚贾之后，再无纵横！”。

我之所以多费笔墨转述此事，一方面是因为本人的偏爱，另一方面则是希望通过借引李斯“姚贾之后，再无纵横”，表达“大秦之后，再无大秦”，对那段充满热血豪情和温情记忆的岁月和先辈们的伤逝和敬畏！

由嬴政和李斯二人联手打造的大秦帝国和秦制，承前朝之余志，开后世之先风，结束了此前的分裂格局，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中华大地的统一，奠定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根本政治框架，促进了华夏文明圈统一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对整个中华文明历史发展走向具有决定性意义，其影响惠及千年，历久弥新。

大秦帝国的产生和强盛因天时、因地利、更是因英雄人物的呕心沥血和鞠躬尽瘁。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在那个充斥着铁与血的时代，让我们听一听李斯和嬴政都曾说过什么？

李斯有云：“天慨慷生我，地慈悲养我，天地与我，既有所爱，必有所怀。吾闻诸古人，天下有粟，贤者食之，天下有民，贤者牧之；吾见于今日，天下有粟，待贤者食，天下有民，待贤者牧。此天赐之时，地遣之机，我李斯当仁不敢让也。”

嬴政有云：“朕统一六国，天下归一，筑长城以镇九州龙脉，卫我大秦，护我社稷。朕以始皇之名在此立誓：朕在，当守土开疆，扫平四夷，定我大秦万世之基；朕亡，亦将身化龙魂，佑我华夏永世不衰！此誓日日月为证，天地共鉴，仙魔鬼神共听之。”

愿我们这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正如嬴政的传国玉玺中李斯所刻之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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