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最近读了《抗争与合作：乡村治理中的传播模式》，看到作者总结和提炼了分析乡村治理过程中国家、精英、农民三主体所运用的传播模式，并提出一个理想的乡村治理传播模式——协同型传播，我不禁思考书中模式和理论的实际可行性。
理想模式
先来说说作者希望构建的协同型传播模式。这种模式是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各政府组织、精英、普通居民等治理主体站在整体利益的立场上通过谈话寻求共同点和建立信任，尊重双方的利益诉求，并探讨对方的分歧点，形成和谐、有序、高效的公共沟通网络，力求构建关系平等的传播社会。模式理想的点就在于各主体平等对话来推动社会决策实行，也恰恰是太过美好理想，它似乎很难实现，因为平等在治理中极难达到。
农村不平等现状
信息不对等。经济条件、地理位置等因素决定城乡之间、干部与普通农民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等的。姑且不谈城市，就农村内部来说，作为精英地位的村干部掌握着最新的消息，并可能有选择地将其传达给农民群众，这不仅造成群众消息滞后、不全面，也给足了贪污腐败的空间。这种信息不对等在于干部行事的不透明、农民群众上访无门、媒介与干部相护等。
地位不对等。总体来说，大部分农村，包括我的家乡，管理模式属于自上而下的垂直传播模式，为强制型传播或灌输型传播。不管是哪种，都注定乡村治理主体的地位不一样。村干部在内的体制内精英在某种程度上有很大的话语权，代表群众，但却和群众远离着。远离也是群众的选择，这是由于他们的印象停留在过去村干部不好的一面，不可避免带着偏见不信任干部，私心认为村干部都是腐败之徒，丝毫不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尽管现在大学生村官和乡村振兴盛行，村民对村干部的固有印象也无法突然扭转。
对于这些不平等，网络技术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更多解决思路，比如信息传播媒介多样化提供多元上访渠道和获取信息，国家、精英、农民三主体的距离似乎也因为网络拉近了不少。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诚然交流渠道增多，但对话效果却无法保证。因为媒介的背后依旧是人，少不了一些利益和人情掺杂。如果对话的媒介仍然笼罩在权力而不是公平之下，再多的交流和对话都是无用的。
除了以上理论部分，作者还谈到协同型传播的建构路径。这属于实践范畴，但我不认为其完全可行。首先培育村民主体意识，这本身就是一个长期过程，其次要从心理层面和行为层面培育主体意识缺乏合适的引导者。作者提到的第二个路径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鼓励民间文化组织发展。这确实可以提升群众参与度和兴趣，但目前没有针对民间组织的规章制度，不知道如何规范其合法性和合理性，且大部分留守在村里的都是老人和小孩，可以组织起来的人少、娱乐性强，组织效果有待观望。第三条是重塑农村的公共空间，如公园里的健身设备、公共活动等。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理想状态下可以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增强归属感。但在实际来说，农村人民忙于农事或者闲时大多看电视来打发时间，设备的利用率不高，公共活动也可能无人响应。最后作者建议设立乡规民约，出发点是好的，但由谁来设、多久设立等问题仍待解决和探索。
结语
书中模式固然美好，但实际可行性仍不够。可以看出作者抱着严谨的学术态度研究乡村治理的传播问题，也提出了理想模式，对深化传播学研究有一定作用。乡村治理路漫漫，到前方的路还需要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