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虽然与英格兰共同拥有一个国王，表面上是平等的，但是它却更加依附于英格兰，爱尔兰虽然也有自己的枢密院与议会，但是与苏格兰完全不同的是，它们几乎是英格兰的附庸，甚至伊丽莎白征服前就已经如此。1601年，由于无法忍受英格兰人居高临下的姿态，爱尔兰贵族决定将爱尔兰王位授予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不久一小股西班牙军队在爱尔兰登陆，但被伊丽莎白女王派遣的英军击败，从此爱尔兰只能更加屈从于英格兰，但是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一样，武力征服只能埋下了剧烈冲突的种子。

    爱尔兰人口比苏格兰多，1641年时就已经有210万人，但是爱尔兰经济并不发达，大部分爱尔兰人是穷人，而且他们之间的文化差异很大，并没有互相吸收融合。爱尔兰主要有三大族群，人数最多的也是最古老的族群是讲盖特语的凯尔特人（语言上与苏格兰的高山族人相近），为了与晚一些时候来的英格兰人分开，我们把他们称为老爱尔兰人，他们有自己的种族文化。老爱尔兰人在西爱尔兰占绝大多数人口，在东部的乌斯地区，詹姆斯一世的殖民计划前也是如此，他们的土地持有习惯与关注个人产权的英格兰人不同，他们的法律也与英格兰的普通法存在冲突。这些老爱尔兰人基本上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虽然他们信奉的是反宗教改革前的教义（天主教在路德等人的宗教改革之后，也进行了一番改革，西方史学家一般称这些天主教的改革为反宗教改革），因而从未离开爱尔兰的本土教士与新近回国的，在罗马与西班牙学习培训的教士之间关系并不融洽，后者想将爱尔兰天主教带到欧洲天主教反宗教改革的浪潮中。老爱尔兰人贫富悬殊，不过大多数为穷人，他们的贵族数量不多，这些贵族与另一个族群老英格兰人之间长期互相通婚在生活习俗上也相近，与大多数老爱尔兰穷人差异反而更大。

    老英格兰人是爱尔兰的第二大族群，在都铎与斯图亚特王朝大规模殖民前，这些老英格兰人在爱尔兰已经有着无可争议的优势地位，他们的祖先是安格鲁或者诺曼人，在中世纪时大多是封建领主，拥有大量的土地，代表老一代的殖民者。除了少数几个几乎全是老爱尔兰人的地区外，大多数爱尔兰大家族都是老英格兰人，老英格兰人还控制了大多数爱尔兰的地方政府。在1593-1603年的爱尔兰反叛其间他们是忠诚于英格兰的，但是关系也是脆弱的，在斯图亚特王朝前期他们的忠诚也就更加模棱两可了，因为他们宗教主要也是天主教，而根据我们一再论述的宗教在西方历史中的决定性地位，宗教大于政治，信仰大于理念，人类总是天然以宗教划分自己的归属，由于信仰原因这些老英格兰人与英格兰政府的关系并不和睦，他们对英格兰人想将爱尔兰转变为新教国家的野心非常戒备，同时英格兰政府的殖民政策也威胁到自己的土地，因为根据严格的英格兰法律他们土地的产权并不稳固，这些都使他们对英格兰国王的忠诚不那么死心塌地。1530年开始，英格兰国王通过一个领主代表与一个设在都柏林的枢密院来治理爱尔兰，领主自然是他们的国王也是英格兰国王，但是英格兰国王不可能常驻爱尔兰，只能派副手代表他治理，所以爱尔兰的最高行政长官只能这样奇怪地称呼。这些英格兰官员自然威胁到老英格兰人的社会地位与他们在地方的权力，这就更加剧了这些老英格兰人与英格兰政府的矛盾，而且这些老英格兰人还发现他们与爱尔兰的第三个族群新英格兰人也存在严重冲突。

    这些新英格兰人是新近来到爱尔兰的殖民者，几乎全是新教徒，他们对英格兰政府也有诸多不满，他们从英格兰政府那里获得爱尔兰土地与特权，当然希望能够得到政府有力的保护，生活更加安全，稳定。但是只有佩Pale这个地方是真正在英格兰政府的保护下，也是詹姆斯一世势力真正触及的地方，因为佩Pale与周边一些殖民点是爱尔兰唯一一个新教占据统治地位的地方，这些地方到处是新教教堂。这些新英格兰人大多信奉加尔文教义认为天主教是敌基督的，认为大多数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救赎无望，只能接受下地狱的命运。老英格兰人多数是天主教徒，与这些信奉新教的新英格兰人之间虽然是同宗同族，但是宗教信仰的影响力明显大于种族，所以老英格兰人与新英格兰之间隔阂也很深。虽然詹姆斯一世时期在爱尔兰对天主教徒的不宽容政策没有像英格兰那么严酷，但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对新教的恐惧比英格兰新教徒对教皇的恐惧为甚。

    乌斯地区这个1593年反叛的中心，在詹姆斯一世时期依然是个火药桶，这是一个最不忠于国王的地方，反叛被镇压后许多反叛贵族的土地被收归王室所有，詹姆斯一世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鼓励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前往殖民。刚开始只是小规模的殖民，对当地的爱尔兰人也十分友善，但是1608年的又一起叛乱使詹姆斯下定决心大规模殖民，将乌斯地区人口结构彻底改变，他只将四分之一的土地留给原住民爱尔兰人，使大多数当地的爱尔兰人没有土地。詹姆斯一世将大多数土地分配给英格兰与苏格兰的殖民者，并且规定不得转租给爱尔兰人，从而使爱尔兰人在乌斯完全碎片化，减少发生叛乱的可能性。不过这些殖民者发现殖民人口不足，土地只能继续租给爱尔兰人，于是乌斯的爱尔兰人并没有减少仍然占据绝大数。这种新教徒与天主教徒杂居的环境加剧了这里原有的矛盾，在愚蠢的查理一世的激化下，终于在他手上酿成了更大的叛乱。

    这些粗暴的殖民政策自然引来爱尔兰人的不满，新英格兰人也担心他们在乌斯的生命安全，出人意料地双方表面上却和谐融洽，英国的法律逐渐在这里实行，新英格兰人生活习惯也逐渐被爱尔兰人影响，双方互相融合。不过由于土地租赁给爱尔兰人并不合法，爱尔兰人心中并不踏实，而且他们对原来领主的忠诚也不可能一下子抹杀，最主要是他们感到自己的天主教信仰随时有被禁止的危险，这也是后来叛乱的最主要原因，双方激烈冲突的种子已经埋下。

    英格兰政府对爱尔兰的管制自伊丽莎白后就非常严格，领主代表是国王的代表，枢密院只能咨询与辅佐他，同时没有领主代表，爱尔兰枢密院，英格兰枢密院，国王的批准，任何议案都不得送交议会审议，如此一来爱尔兰议会就形同虚设了，即使这样整个詹姆斯一世时期也只召开过一次议会，可见爱尔兰人的地位是何等低下，与英格兰人有天壤之别。爱尔兰的议会也有二院，老英格兰人都占居主导地位，1613年，詹姆斯一世利用乌斯地区的殖民，添置了许多新席位将许多新教徒安置进议会，乌斯的64个席位中只有一席是天主教徒。即使这样的管制，爱尔兰对詹姆斯一世来说也难言安心，放心，最主要的原因仍然是宗教问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天主教徒永远是他的心病，即使这些天主教徒由于信仰的原因表面上十分忠诚于他（天主教的教阶等级制使他们天然忠诚于任何一位国王）。但是同样由于信仰的原因，詹姆斯一世并不信任爱尔兰人，他知道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敌意，他限制他们的宗教自由，限制他们成为政府官员，一直推行碎片化爱尔兰人的殖民政策，这些都是查理一世时天主教徒叛乱的潜在原因，这也表明詹姆斯一世的爱尔兰政策并不成功，可见宗教问题是如何的棘手。

    这些确实使接手的查理一世的治理复杂而繁重，但是三个王国在詹姆斯一世手上表面上是平静的，表明矛盾还没有激化，仍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查理一世原本至少可以如他父亲一样维持住这种脆弱的和平，然后再谋他策。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查理一世的能力连他的父亲都不如，他不仅无法维持住表面上的和平，还将矛盾激化，最后这三个王国都发生了叛乱，只能以不可思议来形容了。而且三国叛乱的主要原因都是宗教问题，这也说明了查理一世根本就没有领会西方社会的本质，没有领会真正的民意，作为一个政治家是完全不合格的。

    我们看到爱尔兰的宗教问题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之所以没有爆发是因为伊丽莎白镇压后爱尔兰人还未缓过劲来，无法形成有力的抵抗。詹姆斯一世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文明化爱尔兰人，所谓的文明化实际上就是移植英格兰的宗教，法律，将爱尔兰新教化，英格兰化，在诸如地方政府由治安法官治理，设立普通法法庭，土地产权等等这些法律层面上的移植上相对容易些，但是宗教上却难于登天，无论是老英格兰人还是老爱尔兰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们一再论述宗教信仰与永生，永恒这些人生的终极目，终极世界联系在一起，将他们转变为新教徒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里重申一点，也就是我一再强调的英格兰的原初使徒教会，苏格兰的凯尔特人教会对新教在英格兰，苏格兰的传播的决定性作用，正是它们上千年来潜移默化的影响才使新教得以迅猛发展，但是爱尔兰却是英伦三岛的一个例外，爱尔兰教会受使徒教会与凯尔特人教会影响较小，一直是主教制的传统，天主教在这里根深蒂固，新教很难在这里传播。

    其实詹姆斯一世一开始并没有在爱尔兰强行推广新教转变天主教的想法，早期与教皇的关系还十分暧昧，但是在他周围英格兰人的影响下1605年开始政策也趋于强硬，禁止天主教徒公开礼拜，要求天主教教士离开爱尔兰，禁止天主教徒担任政府公职，并且对不信国教者收取罚款等。但是我们也一再强调宗教信仰强烈，顽固根本就无法强行改变，这些法令也形同虚设，没有人去执行。大多数爱尔兰的新教教堂由于无人养护而荒废，根本无法举行礼拜等仪式，虽然新教会有很多土地，但是大多被高级教士与俗人占用，无法支撑下级教士的教育与生存，面对语言不通，环境陌生，宗教信仰顽固等诸多困难，新教会无力去转变爱尔兰人的天主教信仰。都柏林的三一学院虽然1591年就已经创建，用于培养新教牧师，但是效果并不佳，1640年左右，仍然只有六分之一的新教牧师具有布道能力。爱尔兰的天主教却是另一番景象，他们坚韧顽强，生生不息。他们有自己的教士，由地方社会供养，在一些偏远的地区仍然有僧侣与修士，七个设在西班牙、荷兰、法国的爱尔兰神学院为他们培养天主教教士，源源不断地为教会提供新鲜血液，虽然也有反宗教改革教义与传统教义之间的冲突，但是面对来自新教的威胁，爱尔兰天主教还是齐心协力，众志成城。

    詹姆斯一世时期都柏林的爱尔兰政府多为新教徒组成，已经成为英格兰人的附庸，与英格兰政府一同压制天主教徒的合理要求，只是英格兰政府使用武力，爱尔兰政府使用怀柔政策多些，虽然有时也对天主教徒收取不信国教的罚款。一些老英格兰人贵族也经常抗议詹姆斯一世对天主教信仰的歧视，但并没有过激的行为，不过在1612年，忍无可忍的天主教会试图组织反叛，不过计划泄露，导致一名主教被杀，其他主教逃亡，爱尔兰天主教会陷入凄风惨雨之中，最后在教皇的斡旋下，爱尔兰政府同意不再追杀这些主教，条件是天主教会必须忠于国王。爱尔兰政府也惩罚一些使用天主教徒担任公职的市镇，但是由于很难维持惩罚而效果不佳，而收取不信国教罚款的难度就更大，这些不宽容政策不使用武力根本就无法执行，使用武力也非长久之计，而且也不是英格兰的传统，我们上节介绍过，英格兰是欧洲所有国家中唯一不设常设军的国家，没有军队也就无法使用武力。

    从上面这些介绍，我们可以看到爱尔兰问题远比苏格兰问题来得复杂，这里有三大族群，有英格兰人与爱尔兰人自古以来的矛盾，有老英格兰人与新英格兰人之间的矛盾，有殖民地土地租赁问题，更主要是存在天主教与新教水火不容的冲突，而都柏林的爱尔兰政府由新教徒组成，可爱尔兰人口却大多是天主教徒，所以爱尔兰的局势如一团乱麻，随时可能激化。

    爱尔兰的天主教问题历经了英国无数个国王，王朝后仍然无法彻底解决，最终还是在二十世纪初以爱尔兰脱离英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告结束，也许分裂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办法，既然大家合不来又何必强求在一起？强求只能给双方带来无尽的痛苦。年轻时读《道德经》，对其中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这句百思不得其解，如今回想起来，这也许就是最高的政治智慧，合不来就分开，分裂为尽量小的政治单元，大家根据自己的想法过自己的日子，尽量少来往少冲突，也许这就是一个最稳定，最理想的社会，每个人都能在其中实现自己的理想，以最想要的方式生活，尽量幸福地度过来尘世赎罪的一生。

    不过爱尔兰的分裂又让我们看到宗教信仰在西方社会的决定性意义，因为分裂出去的爱尔兰只是信奉天主教的地区，而我们上面提到的后来信奉新教的乌斯地区仍然留在英国，也就是北爱尔兰。北爱尔兰的爱尔兰共和军主要是由天主教徒组成，他们一直追求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回归爱尔兰，可这怎么可能呢？北爱尔兰大多是新教徒，怎么可能回归到天主教的爱尔兰？即使回归了也会给平静，安宁的爱尔兰社会带来无穷的新问题，所以宗教信仰永远是个不解的问题，永远是谜一样的问题。

本书公众号也叫《西方文明的历程》,搜索即可得出，扫描文章顶上的二维码亦可，通过公众号有排版的阅读应该会更加轻松，愉快，而且有目录可以更好地查找章节，希望大家踊跃关注。